人有一张嘴，作用有二，一是说话，二是吃东西。不言不语，没关系，但不吃不喝，却是要死人的。所以，嘴巴的功能，主要是吃。人人皆会吃，但吃得斯斯文文，吃得恶形恶状，是很不一样的。前者表现出一种吃文化，是来自修养，后者表现出一种吃心理，则是发自本能了。
中国是个饮食大国，由这种吃文化与吃心理混合在一起的吃精神，便表现在五千年来我们中国饮食男女之能吃，会吃，善吃，敢吃，以及殚思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变出千奇百怪的吃上面。中国人嘴巴的了不起，达到“当惊世界殊”的地步，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随便举个例子：
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请客，有一道菜，叫茄鲞。那位在村子里常年吃茄子的老妇说，“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众人告诉她，千真万确是茄子。她再尝了尝，也果然有一点茄子香。然后她请教做法，凤姐说：“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丁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它，怪道这个味儿！”
仅仅一个茄子，能费这么大的精力与功夫，不得不叹服中国人的讲究口福。外国人一只面包，剖开来，塞进一根香肠，再挤进一些颜色令人可疑的酱，站在那儿，吞下肚，就算一顿饭了。他们的大餐，除了不停地换盘子，换刀叉，该到嘴的东西，不是那么一块，就是那么一勺，真应了贾母的一句话：“可怜见的！”所以，你走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饭馆，老外经过门口，通常情况下，腿就不想挪动了。由此也可领略中国人对于嘴巴这部分功能的开发，达到怎样的高水平了。
平心而论，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民族，都是棍子敲在脑袋上，板子打在屁股上，或者，洋枪洋炮戳在心口，才肯变一变祖宗之法的。独独在烹调上，我们完全可以扬眉吐气，趾高气扬，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不膺服于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饮食文化。美国算了不起的了，世界第一强国，以“国际宪兵”自居，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把航空母舰，开到人家家门口。可谈谈吃文化，山姆大叔就傻眼了，除了麦当劳，除了肯德基，简直没有什么可以拿到台面上的东西。他们可以做出世界上最大的比萨饼，最长的热狗，拿材料往上堆呗，谁不会？可咱们北京街面上，常见的卖面茶的大铜壶，随便拎出一个，也比他们建国的历史长。这虽说有点阿Q，但也确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中国有辉煌的吃历史，我想首先得归功于神农氏，他老人家就敢什么都尝一尝，惟其如此，中国人至今，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地下跑的汽车外，没有不能吃的，没有消化不了的东西，吃得全世界都朝我们瞪眼睛。
我对这位先祖，恭敬之余，也有些微词。神农尝百草，算是开了一个坏头。因为这个基础，他一开始没有打好，尝百草的这个“草”字，一下子把中国人的食谱大致被框死了。于是乎，吃茄鲞，那是佼佼者，大多数老百姓的嘴里，灰灰菜、曲麻叶、榆树皮、橡子面，以及艾蒿、蕨根、地瓜蔓、萝卜缨，草本植物就和五千年来的中国人的胃分不开了。因此，中国人的体质始终不如洋人，“东亚病夫”的帽子戴上以后，很难摘下来，奥运虽拿金牌，可足球冲不出去。我想与祖先们糠菜半年粮，营养不足有关。要是神农氏当年尝的是挪威三文鱼，澳洲大龙虾，神户小牛肉，俄国鱼子酱的话，也许今天，中国足球早就走向世界，省得可怜巴巴的中国球迷伤心落泪了。
正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饿怕了，才造成中国人特别地盼吃、想吃、馋吃、贪吃的现象。在当代中国，过了而立之年的人，谅逃不脱三年灾荒那一劫，谁敢奢谈自己从未经历或大或小的饥饿呢？所以，现代中国人，从官员到老百姓，一件永远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吃喝，而且最好是大吃大喝，尤其是不用自己付账的，那就更值得拼命吃，拼命喝了。所以，中国有撑死的、喝死的诸多记录。这些人所以如此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满头大汗，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了直舔舌头，还惦着有什么可以往回带。这就得怪神农氏打的基础不好，中国历史上灾荒年景太多，才形成下丘脑那主管摄食的神经，有关饥饿反射的部分，过于亢进。因此，也造就了中国人吃的本领，走在世界前端的原因。
因此，我每当读到《红楼梦》里的吃喝，以及过去和现在一些老饕们写的令人馋涎欲滴的文章，如何制作满汉全席，如何来吃十全大补，如何欣赏羊羔美酒，如何品尝八大菜系……常常不怀好意地猜测，这些美食家们究竟是吃撑了才想起来写的呢，还是饿怕了之后产生创作欲望的呢？以我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大概属于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我们尊敬的曹雪芹先生，就是一例。他住在北京西山，“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饔食有时不继”，怎么能不在《石头记》里，大写特写荷叶羹、螃蟹宴、烤鹿肉、鸽子蛋来精神会餐呢！
好像老外在吃上不如国人那样饿狼似的迫不及待，而且也不像我们一定要上十道八道菜，非要把客人撑死噎死不可。最近，经常看到一些去过外国的人，介绍外国人如何招待咱们同胞的文章，一道汤，两道菜，刀叉盘碟，换得倒勤，但实质内容，却不见丰盛，然后上甜食，就“拜拜”了。于是，笑话外国人小气的同时，也感慨中国人的糜费。
这倒一点不假，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劝酒，一个音阶。“干”，或两个音阶，“干杯”，英语里的这个意思，“cheers”，是三个音阶。从这极微小处看，中国人讲究的是干脆利落，直奔主题，能少说一个字，绝不多说一个字，以大快朵颐为主。外国人就不同了，一入座，主人敲敲玻璃酒杯，开始讲起，不让你站起来的两条腿和擎着酒杯的一只手发酸，是不会住口，跟你“cheers”的。
如果说，外国人的宴会是吃精神的话，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宴会，则是百分之百地吃物质了。从天上吃到地上，从江河吃到海洋，水陆杂陈，纷至沓来，大有不吃到海枯石烂，山穷水尽，誓不住嘴的意思。
全世界不能不拜倒在中国人的嘴下，那可真是厉害啊，越不让吃什么，越吃，明着不能吃，暗着吃。越珍稀的动物，越吃，不趁着有的时候吃，绝种了还有屁可吃。于是乎，越值钱的越吃，越难弄的越吃，越金贵的越吃，越是异想天开，别出心裁的越吃，越是普通老百姓吃不着的越吃，越是能吃得比别人高一筹的，哪怕不好吃，也越要吃。而且越是文化层次不那么高的，越暴发户的，越突然抖起来的，越舍得牺牲自己的胃。
吃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吃文化，只有吃心理了。
似乎可以理解，也似乎情有可原，在中国人往事如烟的记忆里，吃糠咽菜，比起无米之炊，那算是赖以糊口，很足以自慰的日子了。但是，一年到头，通过肠胃消化系统的，都是些绿色纤维，了无营养，那种匮乏更促使这种吃心理往穷凶极恶发展。一逮到机会，便拼命地吃，不要命地吃，欲壑难填地吃，用疯狂的补偿精神来吃。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东倒西歪，满嘴流油。尤其慷公家之慨时，脸不红，心不跳，花人民之钱，手不抖，眼不眨。喝了还要拿，吃了还要带，刘姥姥离开贾府，带着板儿回乡，还要了一些点心果子之类，何况时下那些在宴会桌上的达官贵人，经理老板，更是大包小裹往家带了。
近年来，所有犯了事的官员，从家中抄出来的赃物，除了金银债券，美元港币外，准有好酒若干瓶。看到这类报导，常常令人哑然失笑，只有我们中国这些只知口腹享受的庄稼汉式的官员，才干得出来的事。外国也有贪官，但很少见有从家里抄出几十瓶陈年干邑的，当然贿赂未必不包括酒，肯定都喝了，酒本来就是应该喝的吗。只有中国这些没水平的贪官，才像葛朗台似的一瓶一瓶地储藏起来。老兄啊！你都成万上亿地捞了，还会在乎那区区消费的几个酒钱吗？有一位贪官，捞了天文数字的钱，装在缸里，埋在屋里，起赃时，发现一文不少，我想除了应发给他一枚最佳贪官奖章外，或许值得研究一下，他是不是类似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有一种为贪污而贪污的癖嗜，否则的话，不能理解他贪污的目的何在？
所以，这些查出来的，和还未查出来的贪污渎职的官员，别看他们级别不低，满口马列，穿得西服革履，领带打得还算过得去，经常出国放洋，吃西餐也不出什么洋相，但其骨子里，却永远是个充满小农经济心理的农民，那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权力和金钱可以搞到一切物质的东西，但权再大，钱再多，却不能买来属于精神世界的修养、识见、学问、气度……由于文化品位的低档次，政治素质的低水准，因此在生活消费方面，至今还追求一种动物性的物质满足。也正是这些官员，是中国当前吃喝风的主要动力，要没有他们，饭店酒楼，舞厅茶座，保龄桑拿，全套三陪的营业额，一定会降低很多个百分点。
中国人的吃心理，若是只表现出一个“贪”字上，犹可以理解乃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极度低下的后果。如果，从人们对于吃的刁钻古怪，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所表现出令世人惊异的施虐性，便是除了“贪”之外，要再加上残忍的“残”了。
一条鲜活的太湖鲤鱼，宰而不使其死，开肠剖肚刮鳞，手持其头，始终不松手，氽入沸滚的油中，待熟，便加料烹调，端上桌来。此时，那鱼尚未死，眼能转动，口能翕合。据说，洋人，尤其洋太太，多不敢下筷，但在座的中国人则喜形于色，摩拳擦掌，杀向这条鱼去。
我并非鱼道主义者，我也知道我吃的每条鱼，都必然有这样一个宰杀过程。但一定要如此弄到桌面上来表演，其中是否有施虐的吃心理作祟？值得怀疑。惟其不得吃，吃不着，盼望太久，失望太久，空着肚子等待则更久，自然，这种报复心理，便化作慢慢的消遣。
那条在餐桌上眨眼的太湖鲤鱼，是上了电视的。还有一种据说活吃猴脑的说法，就更残酷了。其法是将一只活猴，夹紧在一张特制的餐桌中间的圆洞里，不管它在桌子底下如何叽里哇啦地叫唤，食客们持专用工具，击碎其脑壳，用匙舀那白花花的脑浆，就什么作料吃下去。如果确有其事，那血淋淋的场面，用意似不在吃，而是一种嗜血者的潜意识发泄。
还有，弄一块炉板，将欲吃的活物放在上面，用文火徐徐焙烤，并不急着要它死，而是要它口渴难忍，给它酱油喝，给它醋喝，使五香作料的味道，由其脏腑渗入肉中，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保证原汁原味了。于是，这套生吃活烤的全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吃倒不成其为主要目的了，相反，施虐的每个步骤，则是就餐者的最大乐趣所在。
那些吃得快活，吃得满足，吃得汗流浃背，痛快淋漓，吃得手舞足蹈，胡说八道的吃主们，此时此刻，便进入了吃便是一切，吃便是生命的无我也无他的状态之中。我就觉得老祖宗神农氏尝百草，改变了更早的原始时期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老是糠菜半年粮，肚子里没一点油水，无法不生出这种吃心理来，似乎人为了这张嘴活着外，便别无其他了。
《红楼梦》里，少有这种血淋淋的吃的场面，曹雪芹把吃当做一种文化对待。虽然他那时营养状况不佳，肚子很饿，但能够安贫乐道地著作《红楼梦》，就几根老韭菜下粥，然后呵开冻墨，守着盏孤灯写下去，把吃心理升华为吃文化，再提炼出一段美丽文字，而无时下中国人那种既贪且残的吃心理，这实在很值得敬佩的。
吃心理和吃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乃本能，本能来自先天，是基因决定了的。后者系修养，修养则是后天的熏陶，是逐渐形成的。中国人远自先秦时期，就认为饮食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夫礼之初，始于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食胜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夫子对于这方面的讲究，就更具体而微了。
但愿经过一段现如今丰衣足食的岁月，相信所谓“衣食足，知荣辱”此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之后，祛除一些人的病态的吃心理，真正体现我们从先秦开始的饮食文明，那才是值得自豪的。
人之异于禽兽，这文化二字是十分关紧的。只有吃心理，而无吃文化，这个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嘴巴，对于文人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读宋人笔记，有关东坡先生嘴巴的几则轶事，颇有启发。费衮《梁溪漫志》：“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袁文《祷杌闲评》：“苏东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尝谓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日：‘吾好食姜蜜汤，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别子由诗》云：‘我欲自汝阳，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
何远《春渚纪闻》：“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以为。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春草亭，在郡之城外，是与客饮私酒，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俞文豹《吹剑录》：“齐王躅言，‘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东坡云：‘未饥而食，虽八珍犹草木；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为然。’文豹谓三者固处约之道，然必老成之人，始能造此。嗜欲少则能晚食，筋力衰则能安步，血气定则能无罪。”
一个文人要不懂得口福，大概写不出好文章，一个作家没有一份好胃口，估计难以产生杰作，嘴巴的功能全体现在这里了。苏东坡所以成其为苏东坡，和他一生追求口腹享受是不无关连的。在一部文学史上，凡大家巨匠，都是美食主义者，或曾经是美食主义者，或赞成鼓吹美食主义的人。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穷得只能喝粥就咸菜，并不妨碍他在《红楼梦》里写出那么多精致刁钻的吃食来。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对俄罗斯人那连王水也奈何不得的肠胃，是如何的赞叹不已啊！
就东坡先生而言，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未必背得出他的诗词，但没有领教过，或者索性不知道“东坡肉”和“东坡肘子”者，恐怕为数甚少。在中国荦荦大观的菜系食谱中，能以一个作家诗人的名字冠之为名的珍馐，这光荣只有苏东坡享有，实在是使得一向上不得台盘的文人扬眉吐气的。有宫保肉，有叫化鸡，有谭家菜，有李连贵大饼，要不是苏东坡给文人争光，吃文化这个领域里，作家诗人就要剃光头了。
大家都晓得东坡肉这道菜，典出杭州，不过，初到西湖的游客，更热衷炸响铃，炒鳝糊，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四川眉山，因为是苏轼的家乡，也沾光推出了东坡肘子。有一年我到峨嵋山，途经该城，有幸尝到此味，除价格公道外，别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
其实，东坡肉的最早发源地，应该是1080年苏东坡谪居的湖北黄冈，因为他到了这个偏僻地区，发现当地猪多肉贱，才想出这种吃肉的方法。宋代人的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没过多久，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这才将黄州烧肉的经验，发展成东坡肉这道菜肴。他在杭州，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修浚西湖，筑堤防汛，减灾免难。杭城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做苏堤。堤修好时，适逢年节，群众给他送来了猪肉和酒。东坡先生倒很有一点群众观点，批了个条子，说将“酒肉一起送”给那些在湖里劳作的民工。结果，做饭的师傅错看成“酒肉一起烧”，把两样东西一块下锅煮起来，想不到香飘西湖，令人馋涎欲滴。这就是色浓味香，酥糯可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东坡肉的来历。于是，慢火，少水，多酒，便成了制作这道菜的要诀。
可是，如果想到他贬到黄州之前，还是在开封大牢里关着的钦犯，是个差一点就要杀头的人，就会发现他这种口福上的专注之情，其实是这位文学大师，对于权贵、恶吏、小人、败类恨不能整死他的精神抵抗。从他《初到黄州》一诗中，就表白出他的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着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和他在出狱后所写的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那种绝不买账的心态相一致的。
如今我们时常听到拒绝投降的说词，或一些人被封作拒绝投降的楷模、表率，让我们顶礼膜拜。细细想来，他们活得并不比谁不自在，甚至堂吉诃德以为是恶魔的风车也没见，何从拒绝，何从投降，倒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泛酸感。其实，苏东坡倒是在小人的包围之中，他可以说是终其一生，在犯小人，总是不得安宁。这也是所有正直文人经常碰上的厄运。然而，可庆幸的是，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却有着一张能吃能喝的好嘴巴，和难得的好口福，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气得发昏。
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一种人生享受。尤其在你的敌人给你制造痛苦时，希望你过得悲悲惨惨，凄凄冷冷切切，希望你厌食，希望你寻死上吊，你像一则电视广告说的那样，“吃嘛嘛香”，那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看不到这点，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忠言谠论”，刚直不阿，从来不肯苟且妥协，他在《湖州谢表》里，公开向神宗表示自己的态度，绝不陪这班小人玩无聊的官场戏：“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压根儿不理会这些握有权柄的小人之辈。他哪里晓得小人不可得罪的道理，率意而行，任情而为，照讲他想讲的话，照写他想写的文章，锋芒毕露，略无收敛。于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外放、贬官、谪降、停俸，这也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要收拾作家诗人时，还不足以找到说辞杀头掉脑袋之前，常用的一套令其不死不活的做法。所以，东坡先生数十年间，三落三起，先是被贬黄州，后是谪往岭南，最终流放到海南岛，都是小人们不肯放过他的结果。
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噤声，沉默，低头，困顿，以至于屈服，告饶，认输，投降。但小人们完全估计错了，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都能写出作品，都能吃出名堂，都能活得有滋有味。这就非我们那些或神经脆弱，或轻浮浅薄，或经不起风风雨雨，或摔个跟头便再也爬不起来的同行，所能望其项背的了。于是，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你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无论文章，无论嘴巴（包括吃下去和讲出来），都充满了他对权势的蔑视，对小人的不屑，对生活和明天的憧憬和希望，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主义。
“你让我死，我就会按你说的去死吗？我且不死呢，只要我这张嘴还能够吃下去，我这支笔就能够继续写下去。”假如以这样的潜台词，来理解在苏东坡全部作品中，竟会有如此多的笔墨谈到他的吃喝，他的口福，他的开怀大饮，或放口大嚼的酣畅淋漓的快乐，也许可以稍许理解大师心理一二。后来，读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明白了，其实他志不在吃。“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日：‘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由此看来，他在吃喝的要求上，是可以自奉甚俭的。
同在这部宋人笔记中，我们还可看到他大事渲染吃喝的豪情，那不言而喻的伏枥之志，跃然纸上。“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绘，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前后赤壁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如此追求极致的美食，落笔却在他的文章之上，吃喝的目的性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善良的人可能穷困，可能坎坷，可能连一个虫豸也敢欺侮他，可他心里是坦荡的，觉也睡得踏实，因为他无可再失去的了，还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呢？而与之相反，用卑劣的手段，用污秽的伎俩，用出卖灵魂的办法，或获得了金钱，或获得了权力的小人之流，他并不因此而无忧无虑，称心如意的。为了保住他的钱，他的权，日思夜想，坐卧不安，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哪怕半夜从梦中醒来，也一身冷汗。所以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快乐和痛苦，有时也只能相对而言。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用尽心机捞到一切的胜者，其实，很累，很紧张，要不停地瞪大眼睛，窥视着四面八方，每个细胞，每根神经，都得打起百倍精神，或赔笑，或应付，或过招，或韬晦，像这种全天候的活法，是无法称之为潇洒的。更有甚者，那些惮思竭虑捞不到一切的败者，就拉倒罢！不，而是更痛苦，面如丧门之神，情似斗败之鸡，恨得牙痒，气得上火，见别人有，眼馋心痒，急不可耐，见自己无，怨天尤人，愤不欲生，也是活得十分沉重。
虽然，他们的伙食标准比谁都不差，而且，几乎天天有饭局，忙者，从琳琅满目的早茶开始，直到夜半的酒吧小啜，可谓吃个不停。然而，他们这两类人，心有外骛，通常不会有太热烈的食欲。
这一点，真得向东坡先生学习。苏东坡被陷害，抓到开封坐牢，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不大相信御史们构陷他的罪实，曾派两个小黄门半夜三更到大狱里，观察他的动静。回宫后向神宗汇报，说苏东坡鼾声如雷，睡得十分香甜。于是这位皇帝做出结论，看来学士心底坦然，这才睡得如此踏实。所以，那班小人要定他一个死罪时，神宗没有画圈，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贬往黄州。
从苏东坡身上，我们至少获得以下三点教益，作为一个作家，第一，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好心胸，狗肚鸡肠，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狭隘偏执，是成不了器的。第二，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的好精神，任人俯仰，随波逐流，墙头衰草，风中转蓬，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的好胃口，不忌嘴，不禁食，不畏生冷，不怕尝试。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则身体健康；用之于文章，则尽善尽美；用之于交友，则集思广益；用之于人生，则丰富多彩。
他就这样一步步达到文学的高峰。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修）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论文及坡公，叹日：‘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
如果他没有好的心胸，好的精神，特别是好的胃口，和好的消化能力，能达到这样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其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文学高度吗？
他写过一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连这种剧毒的河豚鱼，苏东坡也敢一试。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东坡在资善堂中，盛称河豚之美。李原明问其味如何？答日：值那一死！”正是这种美食主义，广泛吸取人世精华，才使得他文章汪洋恣肆，得以千古流传。一个像林黛玉只能夹得一筷子螃蟹肉吃的作家，这怕那怕，我看未必能有写出大作品的气力。
1094年，他第二次被流放，到惠州，当时的岭南可不是今天的珠三角，但他和这种小人们的政治迫害，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但愿常作岭南人”的反调，毫无屈服之意，还是从口腹享受上大做文章。1097年，苏东坡第三次被流放，被送到当时被看做蛮荒之地的海南岛，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不过，苦中有乐，他发现儋州滨海，蚝，也就是牡蛎极多。他给他的儿子苏过开玩笑地说，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到北方去。到他们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没准他们都要学我这样，要求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我这份佳品呢？
从这番幽默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嘴巴，从来是和他的反抗心理相关的。一饮一酌，区区小事，却反映了他在坎坷境遇中，寻求生存下去的力量和不屈的意志，正是这样，他才能够获得浪迹天涯中的灵魂自由，一个充满自信的强者，无论落到什么境遇，只要精神不败，小人又其奈他何。
吃得香，睡得着，写得出，而且写得好，斯为大家。浪漫岁月。老实说，中国人的想像力，不算十分丰沛，但这一年却是亘古未有的驰骋飞扬，达到异常发挥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干，人之能动性超常发挥，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那时，我已定右派，已属五类，已被劳改，已不成人民一份子，这种全民的想所非想，为所欲为的热潮，似应与我无缘。但我随工程队转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广铁路沿线的炼铁盛况，我为那满天红的盛况，激动得泪水都流出来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一定会为地球上中华大地的几千万只炼钢炉，而吓得心惊胆破。所以，别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每一只炉子，都在把好钢炼成废铁，消耗了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泪，全白搭了。
而这一年，几乎把全体中国人，都裹入了近乎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之中，我在豫西北的深山区劳动改造，亲眼目睹那些山民们，挑灯夜战，大炼钢铁，炉火熊熊，烧红了半边天的宏伟场面。再往山巅远眺过去，尤其那些包括小脚老太太组成的穆桂英班，裹着羊肚子毛巾的老黄忠班，还有小娃娃们的罗成班，从山坳里到山巅的羊肠小道往外搬动铁矿石，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过度泛滥的年头。至于随后才认识到的盲动、浮夸、吹牛皮、放卫星、吃食堂、赶英超美、人民公社化的大跃进，从此“彪炳千秋”。
如果说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右派”载入史册，整人的和被整的，在总人口中终占少数；而1958年的大跃进，则是一个把亿万人都卷进来的运动。行程一路，红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边天都烧得红彤彤的，炉光烛天，热焰熊熊，钢花飞舞，那份狂欢节式的热流，确如那部《红旗歌谣》里的第一首诗写的，中国大地上涌动着“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的声势。1958年的中国人，恨不能一个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哪怕是常识上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学极限的奇迹，也要一一地创造出来。
那本经郭沫若、周扬编定的满是豪言壮语的诗集，如今几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来，也有一点羞答答的感觉。虽然，泡沫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可大呼窿的泡沫文学，则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现在，也难断根，还有乐于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搅肥皂沫。但《我来了》这首民谣，你不能不承认，还是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大跃进时代的狂热色彩。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即使是笑柄，这首诗也将具有一定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