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愉
科举制度的推行，在清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科举文化现象。由于各个省份在经济、文化、风格等各方面的差异，因而又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特点，本文试图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来透视闽都文化的一些特征。
一、科举、文教大省的确立
自古以来，福建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这里的文化发展要落后于中原地区。“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至明代，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建文教事业再创辉煌，并出现了科第之盛况，并由此奠定了科举、文教大省的地位。入清以后，福建的文教事业已处于领先地位，这在科举方面有着明显的反映。
清代将推行科举的省份划分为大、中、小省。其中，有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为中省，云南、广西、贵州为小省。由于自明代开始推行“科举必由学校”，使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清代大、中、小省的划分，实际上也是文教大、中、小省的划分。福建虽列为大省之末，但毕竟在大省之列，这也是福建文化迅速发展的合理结果。要知道，同为东南沿海的广东及孔孟之乡的山东也只列为中省。
福建既然列为科举文教大省，就会享受到大省的待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试主考官的选派
清制，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均由京官内钦命简放。而主考官人选的确定，很能体现该省的地位。如在京师举行的顺天乡试，其主考官之职衔要高于各直省之主考。至道光时，顺天乡试主考官之规格几与会试无异，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出任主考几成惯例。这是因为顺天乃首善之地，朝廷尤为重视。清初，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派实行定差制，即某省考官专用某衙门之官员。顺治八年（1651）定：“顺天、江南正副主考，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员；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副主考，山东正主考，差给事中五员；山东副主考，山西正副主考，河南、陕西正主考，差光禄寺少卿一员，吏、札二部司官各二员；河南、陕西副主考，四川、广东正副主考，广西、云南正主考，差户、兵、刑、工四部司官各二员；广西、云南副主考，贵州正副主考，差行人二员，中书、评事各一员。”从这里可以看出，福建的地位仅次于顺天和江南，与浙江、江西、湖广是一样的。由于实行定差制，外间多能揣测主考之人选，遂请托之事不断，因此，康熙三年（1664）停止定差制，规定：“乡试正副主考不必指定某衙门官差片某省，各衙门应差官员职名概行开列，题请钦点。”尽管如此，福建作为大省，其乡试主考官的选派仍然受到重视，所派遣之官员地位仍然是较高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翰林院编修阿金为福建正考官，满侏为浙江副考官，“此满洲翰林出典主考之始”。满洲翰林出任乡试主考，自福建始，这也是清廷对福建的重视。
（二）乡试中额
各省的乡试中额最能反映该省的地位，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清代的乡试中额自顺治二年（1645）初定，后经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五十年（1711）、乾隆九年（1744）几经大的调整，终成定制，在这个过程中，福建的乡试中额始终高于其他中、小省份。
顺天乡试中额是最高的，成为全国之冠，当然，这里有许多原因，一是作为首善之地受到照顾，二是参加顺天乡试的还有八旗士子、各省贡监生及奉天士子，单就直隶生员而言，自乾隆九年（1744）定额后，其中额也是最高的。若以大省论，福建的中额只能排在大省之末，但湖广分闽后，湖北、湖南中额分列，江南乡试虽未分列，但江苏、安徽之中额亦分列。因此，如以直省生员的中额看，福建只排在直隶、浙江、江西之后，位列全国第四。这的确是不容易的。如以人口算，福建的丁口数（以乾隆十八年即1753年为准）大大低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也低于山西。其四赋征收也要大大低于江苏、山东、河南、山西，也低于安徽、陕西、广东。如以府州县学的数额看（它能大致反映生员的数额），福建亦低于河南、四川、山东、广东、山西。福建中额之所以位列全国第四，显然是沾了大省的光。
各省乡试除固定的中额外，清代还有增广乡试中额之举，清代增广乡试中额共有34次，始于顺治帝亲政及加孝庄皇太后徽号，终于光绪帝亲政及加慈禧皇太后徽号，其中33次是以大、中、小省为准，而不再细分省份。如顺治八年（1651），以皇帝亲政，特定：“八年（1651）乡试中式举人，大省加十五名。中省加十名，小省加五名。”十一年（1654），以加皇太后徽号礼成，加本年乡试中额，“顺天加举人十名，大省加举人七名，中省加举人五名，小省加举人三名，满州、汉军各加举人十名，蒙古加举人五名”。康熙朝多次增广中额，皆依大、中、小、省例，侞辊加十名、七名、三名。雍正帝即位，以开恩科，特加恩科乡试中额，大省三十名，中省二十名，小省十名。其后，历代新帝即位，均依雍正帝例，开恩科，大省增中额三十名，“余以十名为差”。雍正七年（1730），以重修孔庙告成之日，庆云呈现，实从古未有之上瑞，特颁旨，准下科壬子科，“各有乡试，每正额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敖亦加中一名”。这是有清一代唯一一次按各省中额比例加广中额。显然，按大、中、小省加广中额，最得益便是福建，这也是其大省地位所带来的实惠。
（三）学额
与乡试相衔接的便是各省的地方儒学。其学额的确定与增广，也反映了该地区文教的发展状况，清代的学额自清初规定之后，有多次调整，至雍正朝基本固定下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这一变化情况：“顺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十五年题准，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小学或四名或五名。康熙九年（1670）题准，各直省取进童生，大府州县仍旧，中学十二名，小学或八名或七名。雍正二年（1724）谕：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六十年来山陬海澨，莫不家弦户涌。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重老不获一衿者。其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经过雍正朝的调整，各直省学额一般为府学（包括一些照府学额的大州县学）20名，州县学按大、中、小，分别为15名，12名，7或8名。而雍正朝的这次调整颇能看出一些问题。《会典》所引雍正二年（1724）上谕是二年三月颁发的。首先调整的省份即为福建与河南，时间为雍正二年（1724）九月，而全国落实这一谕旨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最后一年是湖南省，调整的时间为雍正四年（1726）六月。《清世宗实录》载：“增福建各学取进文童额数。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莆田、仙游、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龙溪、漳浦、海澄、南靖、平和、南平、建安、瓯宁、建阳、崇安、邵武、长汀、上杭、永定、福宁二十六州县，向系大学，照府学额各取进二十名；连江、福安二县，向系中学，升为大学，各取进十五名；永春、德化、尤溪三县，向系小学，升为中学，各取进十二名。”这次福建调整学额，充分显示了福州府在文教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而福建省在这次全国的学额调整中，不仅动作最快，而且调整面也比较大，涉及31个州县学。就调整儒学数额而言，不及陕西、山东、直隶、广东、山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只排在第10位，但其调整学校与通省学校数额之比，占到了44%，在全国居第7位，而其大州县学照府学额的数字为26，却在全国排在第3位，仅次于文化最发达的江苏（33个）及最受朝廷关往的直隶（28个）。这说明福建省在文教发展方面较为突出的州县要多于其他省份。
（四）其他政策
在科举、文教的其他政策推行中，福建也享受了大省的待遇。清代庶吉士的选拔，兼顾各省士子的利益，但入翰林的人数却依大、中、小省而不同。如顺治九年（1652）定，该科取汉进士40名作为庶吉士，并“查照直省大小及近日人材多寡，直隶、江南、浙江各取5名，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取4名，山西、陕西各取二名，广东取一名”。显然，福建士子仍然享受了大省待遇。是科入翰林者，闽县人陈子达，晋江人龚必第，侯官人薛澐，长泰人叶先登。4人中一半为福州府人士，可见闽都的中心地位无可替代。其后，清政府在选拔庶吉士中不预分各省名额，但福建进士进入翰林院者仍不乏其人，而尤以福州府人士居多。
清代书院大兴，其主要特征是书院的官学化，而且逐渐成为科举之附庸。福建书院之设亦十分普遍。康熙皇帝开清代钦赐书院匾额之先例，乾隆以后，大行赐匾。仅据《清实录》所载，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四朝共向十一省的书院赐匾额共24次，这里包括许多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莲池书院、大梁书院等，其中向福建书院赐匾3次，一次是道光四年赐福建省城新建凤池书院“正学明道”匾额，一是同治九年（1870）钦赐福建考亭书院“理学真传”匾额，一是光绪三年（1877）钦赐福建致用书院“人文经纬”匾额。从这里也可看出福建的大省地位。
科举大省的地位带动了福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福建的文风日盛、人才辈出，也无愧大省之荣誉。即使在清末科举改革、兴办新新学堂的过程中，福建依然走在前列。如同治五年（1866）由左宗棠在福州创立的福州船政学堂，成为清末最早的海军学校，亦成为闽都之骄傲。因此，继续发扬文化大省的传统，重视教育，注重人才培养，是当前研究、探讨闽都文化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边远省份得到的优惠
福建尽管是科举大省，但仍属于边远省份，因此，在科举取士的过程中，又得到了清廷对边远省份的一些特殊照顾。清政府为笼络天下士子，在科举教育方面对边远省份有一些特殊的照顾，表现出政策的倾斜。福建虽不如云南、贵州、广西得到的优惠政策多，但也享受了一些内地士子享受不到的待遇。
清代的明通榜推行于雍正、乾隆时期，其目的是为了安置落第举子，是清代科举落第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明通榜之设，最初是针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会试下第举人的，雍正十一年（1733）奉上谕：“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举人，赴京会试，邮程遥远，非近省可比，朕意欲于落卷中，择其文尚可观，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数人，倾旨录用，以昭朕格外加思之意。”乾隆元年（1736）又仿此例：“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举人，赴京应试，未经中式者，着照雍正十一年（1733）之例，拣移过奏闻请旨。”可以说，清政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对这些边远省份读书人的特殊照顾，以发展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清代另有对云南、贵州、广西三个小省的特殊照顾，而明通榜则扩大为边远省份，也包括了中省的广东、四川及唯一的大省福建。显然，在这样一个优惠政策下，作为科举大省的福建又沾了边远省份的光。明通榜在最初照顾边远大省举子的基础上，又推而广之，成为各省落第有机会享受的一种入仕途径。乾隆二年（1737）议准：“此次会试之后，遵照雍正五年之例，拣选下第举人文理明通者，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引见钦定，令回本省，以学正、教谕即用。”自此，明通榜由面向边远六省扩展为面向全国各省，遂成定制，可以看出，在形成定制之后，福建又依靠大省的地位，每科会试仍是选入明通榜最多的省份。
清代举人入仕之途有“拣选”一项，得以参加拣选者，按规定是三次会试不中的举子。乾隆四年（1739），吏部议覆：“清于每科会试放榜后，云、贵、川、广、福建、湖南等省举人会试一科，直隶等近省举人付式三科者，在医部具呈，公同拣选，择其年力精壮者以知县注册，年力就衰者以教职注册。倘有患病、丁忧事故，下科补行拣选。”由于福建属于边远省份，该省举人会试一科不中即可参加拣选，实属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