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
近年来，由于闽都文化研究会的倡导和组织，闽都文化这一研究领域获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学者们从多方面探讨，已在不少重要问题上逐步取得了共识。尤其是，有多位专家学者认为，促成闽都文化形成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一是具有沿海地区文化特质的福建人民及其精英人物世代创造而形成的结晶。自唐宋至清前期，闽都文化作为与全国文化既有共同性、又有特质性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进入近代以后，由于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国内社会变革的推动，一批志士仁人的作为和著述，使闽都文化的内涵得到升华，并反过来对全国性文化起到显著的推动甚至是引领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林则徐、林昌彝、沈葆桢、严复、林觉民等。而关于闽都文化的主要精神至此又可以概括为鲜明的爱国情怀、开拓精神和包容态度三大特征。如此源远流长、蕴蓄深厚的闽都文化，进入现代以后更产生了一批出色的人物，对于丰富闽都文化精神内涵和推进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独特的贡献。郑振铎即为其中的佼佼者。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出版家和博物学家，以其一生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和丰富的著述，为闽都文化放射出异彩，以其崇高精神和业绩，进一步诠释了闽都文化上述三项基本特征。
一、爱国情怀
郑振铎，福州长乐人，1898年出生。少年时期，他便关心民族命运与国家大事，阅读了《黄帝魂》、《浙江潮》、《新民丛报》、《新青年》等宣传民族革命的进步书刊。
1917年，郑振铎毕业于浙江第十中学，负笈京师，并于翌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即北京交通大学前身）。新的学习环境与社会环境更加锻造了郑振铎的爱国情怀。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振铎作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参与爱国运动，并被推举为“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之一。为了唤醒广大师生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同年暑假，他回到温州，奔赴各校，与陈仲陶等友人创办“救国演讲周刊社”和“新学会”，出版《救国演讲周刊》与《新学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有力地配合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郑振铎开始借助报刊媒介，发表了《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和《什么是劳动问题》，批判旧制度与反动统治，宣传革命思想。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的《我是少年》，呼喊出了他作为一个有志少年的心声：“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此外，郑振铎还积极译介俄国政论文章，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从1919年到1921年，他先后在《新中国》、《曙光》、《小说月报》等杂志发表了《俄罗斯之政党》、《彼得.克罗泡特金与苏维埃》、《红色军队》、《我们从什么着手呢？》、《赤色的诗歌》、《李（列）宁的宣言》等译文，宣传俄罗斯革命的道路，期冀为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提供借鉴与启示。
郑振铎与闽都文化
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林立，各国政府分别划分势力范围，身处此地的郑振铎目睹了外国侵略者的残忍，进而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1925年5月30日，由于日本内外棉纱厂厂主枪杀罢工工人顾正红，上海2000余名学生在租界内游行抗议，声援工人运动，号召收回租界，因而遭到英国巡捕的逮捕。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英国巡捕开枪扫射，造成了“五卅惨案”。郑振铎亲眼目睹了悲剧的发生，悲愤不已。然而，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悲惨事件以及民众的反帝爱国游行，上海各大报纸却不敢予以报道。于是，在6月1日，郑振铎邀请胡愈之、叶圣陶、沈雁冰、王伯祥等友朋在家中商议，决定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创办《公理日报》。6月3日《公理日报》创办发行，该报深刻地揭露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抨击了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有力地声援了工、商、学界的爱国行动，因而一时成为上海最畅销的报纸。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郑振铎在《停刊宣言》中愤怒地写道：“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外交靠空言求胜利是无望的。‘强权’的暴雷似的鼓声，可以掩盖了一切的恳挚的要求‘公理’的呼吁。”同时，揭露了一般所谓“士绅”的“苟安心理”和一部分奸商、报阀、军阀“为了自己的权利，完全不顾到国民全体的利益与光荣”。郑振铎的这些言论，预示着他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1927年3月，郑振铎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并被推举为闸北区市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翌日，郑振铎与广大市民参与了上海市总工会领导的示威游行，不料在宝山路三德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射击，由于工人朋友的大力帮助，所以才幸免于难。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郑振铎联络上海知识界人士，联名上书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声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卑劣行径。这封联名抗议书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后，郑振铎的签名居于首位，因而成为反动当局逮捕的对象。此时他不得不悲愤地远走异邦，游学欧洲。
在欧洲游学近一年半的时间，郑振铎重回祖国大陆。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翌年，日本如法炮制，不断在上海挑衅滋事，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但此次日军的进攻却遭到了来自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奋勇抵抗。郑振铎在得知消息后，大受鼓舞。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指出十九路军的抗战，“可算是鸦片战后第一次真正有力的战争”，“在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发展”。他预测日本人绝不会就此罢休，定会制造更大的事端，于是呼吁广大师生：“我们要迎上去，战，战，战！胜利一定是在我们的一边。”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桂公塘》、《毁灭》、《黄公俊之最后》等，或影射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或表彰历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仁人志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全面抗战爆发后，时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郭沫若等学者合编《救亡日报》，鞭挞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在他的课堂上，讲课的重点由以往的文学史梳理，转而强调陆游《示儿》、文天祥《过零丁洋》、于谦《石灰吟》等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诗篇。上海沦为“孤岛”后，郑振铎有感于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出巨资购买中国的“珍本秘籍”，痛心不已，认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所以他耗费了大量精力、财力用于搜求、购买中国善本古籍，以防流往海外。他又牵头成立“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从敌伪和外国人手中夺回了不少堪称“国宝”的孤本和稀世珍本，在两年的时间里相当于创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故郑振铎说：“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上海沦陷后，郑氏蛰居上海，化名“陈敬夫”，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直至抗战胜利。随后他又投入到反对国民党亲美政策、挑起内战的斗争中去，通过创办《民主》周刊，发表战斗性的政论文章，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先生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殉职。
郑振铎的一生，充满着炽烈的爱国热忱和崇高的使命感，他从不畏惧黑暗势力的压迫和外敌的威胁，永远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贡献出一切。他是一位学者，主要是以创办报刊、撰写战斗性文章的方式来表达其爱国情怀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其一生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慷慨激昂的民族气节，始终是十分突出，占着主导的地位的”。
二、开拓精神
从“五四”时期至抗战爆发，郑振铎在文化事业上的开拓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他创办和主编大量文学刊物上。他一生共主编报刊45种，在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功绩巨大！其中尤以他所主编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月刊影响最大。因《文学》月刊在创办旨趣与理念上与《小说月报》一脉相承，故而这里以《小说月报》为中心，借以窥见郑氏在新文学领域的开创之功。
《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惨遭炮火而被迫停刊。在《小说月报》发行的前10年，先后由王蕴章、恽铁樵任主编。随着时代的发展，《小说月报》的主题愈发显得陈旧，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运用白话文进行创作成为文学发展的时代主题，故而商务领导人拟议引进新人、输入新血，以改革《小说月报》的旧格局。此时郑振铎向商务元老高梦旦推荐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于是1921年商务印书馆启用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沈雁冰在第12卷第1号上发表了《改革宣言》，强调办刊的旨趣在于创造中国的新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势，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专辟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特载、杂载等栏目。自此而后《小说月报》的面貌焕然一新。毋庸置疑，沈雁冰对《小说月报》的革新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小说月报》全面改革的过程中，郑振铎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据学者考证，在《小说月报》改革第1期，沈雁冰因缺乏稿源而十分焦急。此时郑振铎从北京为他寄来组稿文章，其中包括：“创作”栏所有文章，“译丛”栏6篇，“书报介绍”栏所有文章，“文艺谈丛”栏3篇，“附录”栏2篇。可以说“这期改革号最重要的文章大多是由郑振铎组稿（包括自撰）的。从题目上看，占十分之七以上；从篇幅字数上算，约占十分之六”。同时，郑氏还为沈雁冰所撰的《改革宣言》提供了意见。职是之故，在第12卷第2号上，沈雁冰发表《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指出：“弟意对于创作，应经三四人之商量推敲，而后决定其发表与否，决非弟一人之见，可以决定之……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人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菊农、剑三、冰心、绍虞诸兄决定后寄申。”由此亦可看出，郑振铎对于推动《小说月报》的革新起到了值得重视的作用。沈雁冰在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两年后，因与“礼拜六派”交恶，迫于商务的压力而辞职。此后，从1923年至1932年1月，郑振铎一直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在郑振铎担任主编的岁月中，《小说月报》形成了鲜明的办刊特色，成效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