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闽都文化具有独特的开放性特征
福州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区域之一，始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连绵不绝延续到近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州从未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即使是在片帆不许下海的海禁时代。从未中断的福州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福州海商极具天赋的经商能力，使福州拥有了对接以航海为契机、以商贸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先天优势。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海洋文化遗产。
（一）文化的开放性
福州作为唐代福建节度使、经略使、观察使的驻节地，也成为外国僧人频入之地。在唐代，弘法求法高僧往来于海上形成高潮，“交趾、扶南、天竺等国家和地区的使臣、僧侣也常常乘船经过福建，在福州等港口靠泊”。当时，官方把福州开元寺作为接待各国来闽僧人的场所，如印度般坦罗、日本空海、圆珍等高僧曾在此学习交流佛学，或以福州为学习佛法的一个中转站。
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在日本开创真言宗的空海大师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五日漂抵福州，在长溪县赤岸登陆，这是福州境内第一次接待日本的第17批遣唐使船舶。当年五月十二日，空海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入唐，遣唐使一行四舶，在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率领下，从难波（今大阪）出发，七月六日经九州肥前国松浦郡田浦（今平户市）驶向中国东海。途中，不幸遭遇台风，船队失散。首舶乘搭有空海、藤原葛野麻吕、橘逸势（留学生）等20余人。四舶之人“出入死生之间，掣曳波涛之上。”正如空海在《大使致福州观察使书》中所言：“比及中途，暴雨穿帆，戕风折柁，高波汹汹，短舟裔裔……随波升沉，任风南北，但见天水之碧色，岂视山谷之白雾……掣掣波上，二月有余。水尽人疲，海长陆远……”就在这九死一生之际，终于望见了中国的陆地。“八月初日，乍见云峰，欣悦罔极。过赤子之得母，越旱苗之遇霖”！漂流“三十四个日”，终于在“八月十五日，抵福州长溪县（即今霞浦县）赤岸镇已南海口”。空海一行在这入唐“赴长安之道”的起点站，得到福州赤岸民众与长溪官员（镇将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的救援、接待、补给。滞留、休整41日后，考虑到“向（福）州之路，山谷险隘，担行不稳”而“回船向州”。“十月三日，抵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处分（接待处理之急），且奏，且放二十三人入京。十一月三日……发赴上都（长安，即今西安）……星发星宿，晨昏兼行。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上都长乐驿宿”。《赤岸城记》曾明确记述当时：“海航乘潮径达于桥，倭由浙至者必至是。”也就是说，这里是日本人经浙江南下的必由港口，《赤岸城记》还强调指出“吾州固七闽之门户，而赤岸则一州之襟喉也”。
1984年，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大本会派出“空海大师入唐求法足迹参拜团”8人来中国考察，确认福州长溪赤岸是当年空海一行漂抵登陆的地点，他们认为：“赤岸是空海的再生之地，没有赤岸也就没有空海后面的辉煌，也就没有后面的真言宗。”空海回国后大力推广中华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并创立日本佛教的真言宗，又以汉字为依据创造平假名。空海大师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而福州长溪县赤岸也因之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永载史册。日本高僧圆珍也曾带领他的从僧、行者“入唐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的般坦罗学习悉昙”，后前往越州、长安，学成归国后开创圆城寺，成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
唐时福州长溪包括今霞浦、福安、福鼎，今属宁德市。赤岸在今霞浦。闽都作为福建历代的首府，其行政区划在唐、宋时辖有12县，包括长溪（今霞浦、福安、福鼎）、宁德、古田。至元、明有些许变化，直到清雍正确定为十邑。但闽都文化的影响及辐射区域，已大大超越今福州所辖县市区乃至清十邑。
（二）政治的开放性
明洪武五年（1372），太祖朱元璋派杨载奉“即位建元诏”出使琉球，同年十二月，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随杨载入朝进贡，这是中琉朝贡贸易之始，并由此拉开中琉宗藩关系的序幕。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遣使赴琉球悼中山王察度，并封其子武宁为中山王，这是中国册封琉球之始。从明洪武五年（1372）到清光绪五年（1879），中国政府共派出册封使22次43名（明14次27名、清8次16名），其中受命为册封琉球正使或副使的福州人有：明万历七年（1579）受命为册封琉球副使的谢杰（今福州长乐江田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受命为册封琉球正使的齐鲲（今福州仓山齐安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受命为册封琉球正使的林鸿年（今福州鼓楼区人）；清同治四年（1865）受命为册封琉球正使的赵新（今福州市人）。
琉球（今冲绳）原本是一个“缚竹为筏，不驾舟楫”的海上岛国，生产力极为低下。为帮助琉球发展海上交通和贸易，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善舟者，令往来朝贡”。这些来自福州河口的闽人36姓，其中大多数是福州人，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向琉球传播中华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大大推动了琉球的造船业、航海业等的发展，使琉球一跃成为“以海舶行商为业”的贸易中转国，迎来琉球的大航海时代。琉球的商船往返于那霸与福州之间，航迹遍布整个南海群岛，大大推动了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来自福州河口的闽人36姓，几乎掌管着琉球与中国的贸易，琉球“蕃舶入贡，多抵福州河口，因朝阳通事三十六姓，起先皆河口人也，故就乎此”。明朝廷规定，中国与琉球的朝贡贸易主要通过福州港进行，福州是对琉球开放的唯一口岸，也是册封使团离国起航的出发点。这种政治上的开放性直接推动了中琉之间的朝贡贸易，也就是直接推动了福州港口城市的开放发展。总之，这一时期的海洋贸易的发展，为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纺织业及其他手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市场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进而刺激了古老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1875年“球案”爆发，日本明治政府企图吞并琉球。时任琉球世子尚典老师的林世功，被秘密派遣来到福州再前往京师，请求清政府出兵救援琉球。林世功出身移居琉球闽人36姓之后裔，祖籍福州府闽县林浦（今福州市仓山区林浦）。清廷因此派遣李鸿章与日本谈判，提出将包括冲绳本岛在内的中部各岛归还琉球，恢复琉球王国，将宫古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五岛划归日本，即“琉球三分方案”。但遭日本方面的拒绝，谈判陷入僵局。虽然时任清政府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陈宝琛（福州人）上了《琉案日约不宜遽订》的奏章，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延宕之法建议，也无法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林世功见向清朝求援的希望破灭，遂以死抗议日本的呑并，留下“一死犹期存社稷”的绝命诗句。林世功为救亡图存不断奔走，最后以身殉国，其高尚的情操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一代琉球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从而揭示中国文化对琉球古国的重要影响从明洪武五年（1372）到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被日本所吞并为止，中琉宗藩关系保持了508年。从此结束了福州对琉球的开放。
（三）经济的开放性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王朝统一台湾，进一步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为适应中国社会经济与海外国家的交往，康熙下令开海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决定先行创设闽、粤两省海关，任命郎中吴世把为闽海关首任满人监督；任命郎中宜尔格图为粤海关首任满人监督。吴世把及时到任，当年（1684）十月闽省已“设闽海钞关，许百姓造船浮海而贸易焉。”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于次年（1685）才到广州设关。之后清廷又在江南省和浙江省设立海关。闽海关监督衙署就设在福州府城外南台中州，福州成为中国第一个海关的诞生地，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同时也进一步推动福州经济的对外开放，福州港再度崛起。
清代前期的开海设关是清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做出的反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和中国市场向海外的延伸。在此基础上中国沿海地区迅速繁荣起来。清代前期福州作为沿海城市的兴盛与开海设关和对外贸易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商业贸易，转运贸易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闽海关设立之后，由于其建立在商贸基础上的城市经济的日益发展，福州的城市化进程也开始起步。商业化使得福州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功能发展了变化，工商业经济取代传统的农业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海之后，由于经济因素，在福州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而内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福州城市的商业活动范围，随着经济辐射作用的加强，福州城市周边的郊区和农村也渐渐被拉入城市化的进程当中。
开海禁后，福建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海禁后的40年里，仅福建赴日本的贸易商船就达640艘，其中从福州港发船的有219艘，从厦门港发船的有170艘，从台湾发船的有130艘。在开海设关后，海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福州的城市面貌，闽江沿岸兴起一批商业码头和货栈。南台商行云集、商帮林立、街市繁荣，构成商品齐全辐射全省的商业网络，南台成为福州最繁荣的商业区，福州成为省内商品集散地和福建海上贸易大港，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促进福州城市的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