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芳
诞生于福州并从福州走向世界的严复，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是有系统有理论地将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他阐述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社会变革思想至今还在激励着人们，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真理。
一、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严复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并结合具体实际进行改造和运用，成为一种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新的认识方法
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翻译的《天演论》这部著作中。《天演论》是严复翻译的英国科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节译本。原著的基本内容是宣传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生存斗争学说。严复取名《天演论》，也是要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优胜劣败”的自然演化的进化论思想。《天演论》功绩不仅在于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和演变规律，而且阐述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揭示了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激发人们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新观念，向世人敲响了国家危亡的警钟，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先导。
严复认为，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物竞天择”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只有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进行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前提是要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更重要的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西方文明的基础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即自由是西方社会的实质，民主只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进化最终要归结为个人的自强。因此，中国必须变革才能实现自由与民主。严复以其独特的评述方式，系统地介绍了社会进化论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传授新文化的第一人。严复之所以要以著译的方式来介绍赫胥黎的著作，有3个目的：一是在于能够方便人们的理解接受。当时国人对接受西方的理论和学说还存在一定的语言和思维的差异，因此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变动和改造。二是为了打破国人的一种偏见，严复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著译，可以使国人了解到，西学也有深邃精密的形而上学。三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推崇一种持久的社会变革思想。严复的《天演论》是在洋务派“体用之学”已日渐丧失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的时候，提出一种真正具有持久的社会变革推动力的思想，它让人们从“物竞天择”的天演论中确立人的行为准则，并以乐观主义的人类持久进步的信仰对几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严复在著译中，注意结合中国实际，而不是照抄照搬，更不同于这时已初露端倪的“全盘西化论”的幼稚症。严复是为救亡自强而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的代表，成为近代中国传播先进文化的第一人。
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严译《天演论》在宣传进化论时也传播机械力学、实证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识等哲学思维方式，这种用进化论的思维方式来观察思考自然尤其是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全新的认识论，使得人们的世界观开始跳出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进入了近代哲学思维阶段。有人认为，严复在《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论思想，是“对旧哲学的突破，成为从封建主义旧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成为从变易史观发展到唯物观的重要中间环节”，显然，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分。
严复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使得西学的传播有了明确的思想内容。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在西学东渐中引入兵法工艺这类应用科学成为主要方向，其译著不在少数。但在人文科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著作还鲜被翻译传播。甲午战败使得精通西学的严复认识到西学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严译《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它提出的“天道变化，不主故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等观点，不仅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为国人带来了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到了西方还有比中国先进得多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学说，大大拓宽了人的眼界。在思想界中影响之深广是罕见的，所接受的主动性和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随后，西方的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学、新闻等人文科学著作被源源不断地引进，改变了西学东渐过程中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使得西学东渐有了明确的内容，不仅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启蒙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人救亡图存提供了理论武器。
（二）提出“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的社会教育思想，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培养年青一代的基本教育内容
严复对旧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认为以“八股取士”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端。严复认为必须“废除八股，大讲西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社会教育思想来提高国民的素质，这是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类未来的百年大计。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决定于3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在严复看来，中国未来的年青一代必须具备这3个条件，才能为国家的富强贡献力量。严复所提出的这3个条件，对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次在中国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培养年青一代的基本教育内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就是锻炼体魄、禁止恶习，认为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严复提出的“开民智”，在于以“用”为本，学习西文、西艺、西政，提倡科学民主，实际上是强调以智取胜是国富民强之原（“民智者，富强之原”），大力提高国民的智力，才能使国家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败。严复提出的“新民德”，在于打掉奴性，倡导爱国，讲民主，是要求国人要深刻认识旧道德的缺陷，学习西方新的道德文明，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的社会教育主张，是对传统的“八股科举”制度的挑战，在当时，这种主张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对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抓住学习西方，追赶时代发展步伐的关键。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但是，当国人在军事、工矿、外交等12个方面把西方国家视为“至美之制”引入中国之后，却出现了“若亡若存，辄有淮桔为枳之叹”，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目睹中国封建社会变迁的严复，在进行中西方比较之后，认为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民智既不是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西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的先进，是因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等“学术”上的先进，即“民之性质”优良。民的性质好比土壤，枪炮、议院政治（善政）犹如草木，有适宜的土壤，“草木”才能长势良好，否则“立槁”而已。而当时中国的“民主性质”是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鉴于此，严复认为要学习西方，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关键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高国民的素质。而要提高“民之性质”，在于学习，“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