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对可怜的夫妻靠着丈夫微薄的薪水，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他们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孩子，原来就感到的拮据变成了那种自惭形秽的、掩掩藏藏的、羞于让人知道的贫困，仍然想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贵族家庭的那种贫困。
埃克多尔·德·格里布兰是在外省，他父亲的庄园里，由一位充当家庭教师的神父教养成人的。他家里虽然并不富有，不过还能够保住面子，勉勉强强维持生活。
他在二十岁那年，家里人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作为年薪一千五百法郎的职员，进了海军部。就像所有那些没有及早对严峻的生活斗争做好准备的人，就像所有那些隔着一层云雾观看人生，不会耍手段，不善于抗争，从小就没有被人培养出一些特殊的本领、一些独特的才干、一种充沛的斗争毅力的人，就像所有那些没有人把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他在这块暗礁上搁了浅。
他坐办公室的最初三年是可怕的。
他找到了他家里的几个朋友，一些落后于时代，财产也不多的老人，他们住在贵族居住的街道，圣日耳曼区的那些凄凄凉凉的街道上。他在自己的身边形成了一个熟人的圈子。
这些手头拮据的贵族对现代生活完全陌生，既谦虚又骄傲，他们住在那些静得如同睡着了的房屋的顶上几层。这些住家房屋，从上到下的房客都是有贵族头衔的，但是钱在二层楼上，如同在七层楼上一样，好像都很缺少。
永恒不变的偏见，对身份的关注，对地位下降的担忧，经常纠缠着这些从前显赫一时，由于男人们的无所作为而逐渐衰败的人家。埃克多尔·德·格里布兰在这个圈子里遇见了一个像他一样出身贵族而又家境贫困的姑娘，娶了她做妻子。
他们在四年里生了两个孩子。
在接下来的另外四年里，这对夫妻受着贫穷的困扰，除了星期日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散散步，靠一位同事送的招待券，每年冬天去戏院看上一两场夜场演出以外，不知道有别的消遣。
没想到在开春的时候，他的上司交给他这个当小职员的一件分外的工作，他收到了一笔三百法郎的额外报酬。
他把这笔钱带回家，对妻子说：
“亲爱的昂里埃特，应该让咱们好好享受享受什么，譬如说，带孩子们出去玩一趟。”
经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决定到乡下去吃中饭。
“相信我吧，”埃克多尔叫了起来，“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我们给你、孩子和女佣人雇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我呢，我到驯马场去租一匹马。这对我有好处。”
整整一个星期里，光在谈论计划中的郊游。
每天晚上，埃克多尔从办公室回来，抓住他的大儿子，让他跨坐在他的大腿上，一边使出全身力气颠他，一边对他说：“下个星期出去郊游，爸爸就是这样骑着马奔跑。”
这个孩子整天骑在椅子上，拖着它满客厅跑，边跑边叫喊：“爸爸骑马马。”
女仆人也心里想着先生骑着马伴随马车，同时用钦佩的目光望着他。每一顿饭她都听到他谈骑马，讲述他从前在他父亲家里的那些英勇行为。啊！他受过良好的骑术训练，一旦马到了他的胯下，他什么也不怕，真的什么也不怕！
他搓着双手，一遍遍对他的妻子说：
“如果能给我一匹性子稍微有点倔强的马，那我就感到太高兴了。到时候你会看见我怎么骑马。如果你愿意的话，趁大家都从树林回来的时候，我们走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想想看，我们会显得多么神气，如果能遇到部里的人，我也决不会感到不快。再不需要别的了，单凭这个，就能让我得到长官们的尊重。”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马车和马同时来到门口。他立刻下楼去检查他的坐骑。他已经让人在他的裤子上缝上系在鞋底下扣紧长裤脚管的带子。他手里挥动着一根头天刚买的马鞭。
他把牲口的四条腿一条一条地抬起来摸，接着按了按脖子、两肋和关节，用手指头检查了腰部，还扳开嘴，察看牙齿，报出它的年龄。全家人都从楼上下来了，他就一般的马，特别是这一匹马，给大家短短地上了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一课，他认为这匹马非常好。
等到所有的人都在马车上坐好以后，他又检查了马鞍的肚带，然后踏着一只马蹬，腾起身子，落在马背上。马在重压下开始跳动，差点儿把骑在它背上的人摔下来。
埃克多尔十分激动，尽力使它平静下来。
“好啦，克制点，我的朋友，克制点。”
接着，驮人的马恢复了平静，被马驮的人也恢复了平衡，于是问：“都准备好了吗？”
众口一词地回答：“准备好了。”
于是他下命令：“出发！”
这支车马组成的队伍开走了。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按照英国人方式骑着马小跑，同时身子过分夸张地一起一落，刚落到鞍子上，立刻又像要升到天上去似的蹦了起来。他常常好像准备朝着马鬃扑下去似的，一双眼睛始终盯着前方，脸绷得紧紧的，双颊苍白。
他的妻子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抱在膝头上，女佣人抱着另外一个孩子，她们不停地重复说：“看看爸爸！看看爸爸！”
两个孩子被车马的繁忙来往、心里感到的快乐和新鲜的空气陶醉了，发出一声声尖锐的叫喊。马被这些嚷声吓着了，最后奔跑起来，骑马的人竭尽全力想制服它，没想到帽子掉到了地上。车夫不得不从座位上爬下来拾这顶帽子。埃克多尔从他手里接过帽子，远远地对他的妻子说：“别让孩子再这样嚷嚷了，你要害得我的马狂奔啦！”
中饭是在维西内的树林里的草地上吃的，吃的是放在盒子里带来的食物。
虽然三匹马有车夫在照料，埃克多尔还是随时随刻都要站起来去看看他那匹马是不是什么也不缺少。他抚摸着它的脖子，喂它吃面包、蛋糕、糖块。
他宣称：
“这匹跑快步的马很难对付。刚开始的时候它让我骑不稳，甚至有点摇晃，但是你也看见了，我很快就恢复过来。它已经认识它的主人，它现在不会再乱动了。”
他们按照决定的那样，绕香榭丽舍大街回来。
这条宽阔的林阴大道上挤满了马车。大道的两边，散步的人那么多，看上去就像很长很长的黑带子，从凯旋门一直伸展到协和广场。强烈的阳光洒落在这一切上面，照得四轮马车的青漆、马具的钢件和车门的把手闪闪发光。
看上去好像有一种渴望活动的强烈要求，一种生活的陶醉，使得这群人、车辆和马匹激动不已。方尖碑在那边，矗立在一片金黄色的雾霭中。
埃克多尔的马一过凯旋门，突然被一股新的强烈欲望所控制，尽管骑在它背上的人用种种办法试图让它安静下来，它还是迈开大步，在车轮间穿来穿去，朝马房飞快地跑去。
马车现在远远地，远远地落在后面了。紧接着到了工业宫对面，这匹马看到自己有了充分的活动余地，于是向右一转，开始飞跑起来。
一个围着围裙的老妇人正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穿过车行道。她正好是在埃克多尔走的那条路上，埃克多尔飞快地来到，他控制不住他的马，开始竭尽全力地吆喝：“喂！喂！让开！”
她也许耳朵聋，因为她还是不慌不忙地走她的路，直到马像一辆火车头一样冲过来，马的前胸撞到她的那一刻为止。她头着地连翻了三个筋斗以后，裙子凌乱不堪地滚到十步以外。
有好几个人同时叫喊：“拦住他！”
埃克多尔吓蒙了，他紧紧抓住马鬃，大声叫喊：“救人呀！”
一下猛烈地颠动，使他像球一样从他的马耳朵上面抛过去，落在刚迎着他冲过来的一名警察的怀抱里。
才不过一秒钟的时间，在他身边围起了一群人，他们一个个都怒气冲冲，指手画脚，大声叫骂。他们中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佩戴着一枚圆形大勋章、蓄着两撇儿长胡髭的老先生，好像火气特别大。他反复地说：“见鬼，这样笨的人，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既然不会骑马，就别到街上来伤害人。”
这时候四个人抬着老妇人出现了。她看上去好像死了，脸色蜡黄，无边软帽歪在一边，浑身灰扑扑，满是尘土。
“把这个女人抬到一家药房去，”老先生吩咐，“让我们去警察分局。”
埃克多尔夹在两名警察中间走了。第三名警察牵着他的马。一群人跟在后面。四轮敞篷马车突然出现。他的妻子奔过来，女佣人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乱嚷乱叫。他解释说，他就回来，他撞翻了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他的惊慌失措的家人走了。
在警察分局里，事情很快就说清楚了。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埃克多尔·德·格里布兰，在海军部任职，接着等候伤者的消息。一名被派去打听情况的警察回来了。她已经恢复知觉，不过据她自己说，她身子里面疼得厉害。她是一个帮佣的女人，六十五岁，叫西蒙太太。
埃克多尔知道她没有死，希望又恢复了，他答应支付她的医疗费用。接着他跑到药房去。
乱哄哄的一堆人围在门口，那个老太婆瘫倒在一把扶手椅里，两只手无力地耷拉着，脸上一副神志不清的表情，嘴里不停地哼哼着。两位医生还在给她作检查。胳膊和腿没有一条摔断，但是担心会有内伤。
埃克多尔问她：“您疼得厉害吗？”
“啊！厉害。”
“哪儿疼？”
“内脏里面就像有火在烧一样。”
一位医生走过来，说：“先生，肇事者是您吗？”
“是的，先生。”
“最好把这个女人送到疗养院去。我认识一家，那儿可以收她，六个法郎一天。您愿意由我来安排吗？”
埃克多尔高兴地表示感谢，如释重负地回到家里。
他的妻子正眼泪汪汪地等着他，他叫她放心。
“没事，这个西蒙太太已经好多了，再过三天就可以完全好了；我已经把她送进一家疗养院，没事。”
没事！
第二天，他从办公室出来，去打听西蒙太太的情况。他看见她正称心如意地喝着油腻的肉汤。
“怎么样？”他问。
她回答：“啊！我可怜的先生，一点也不见好。我感到我自己快完蛋了。一点也不见好。”
医生声称应该等待，可能会突然出现并发症。
他等待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又来了。老妇人面色红润，眼睛明亮，一看见他，开始呻吟起来：“我不能动弹，我可怜的先生，不能动弹。我这一辈子到头都要这样下去了。”
埃克多尔感到不寒而栗。他问医生，医生举起双臂，说：“有什么办法，先生，我，我也弄不懂了。别人一试着扶她起来，她就大喊大叫。甚至给她的扶手椅挪挪地方，都没法不使她发出凄厉的叫声。我应该相信她对我说的话，先生，我又没法钻进她的身体里面去。只要我没有亲眼看见她起来走动，我就没有权力认为她可能是在撒谎。”
老妇人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睛里流露出狡诈的目光。
一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西蒙太太没有离开她的扶手椅。她从早吃到晚，身体发胖，兴高采烈地跟别的病人聊天，看上去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闲着不动的生活。她五十年来楼梯上爬上爬下，给床垫子翻身，把煤炭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上搬，一下下地挥动扫帚和一下下挥动刷子，就好像这种闲着不动的生活是她理应挣到的休息似的。
埃克多尔慌了神，他每天都来，每天他都发现她平静安详，嘴里却在说：“我不能够动弹，我可怜的先生，不能够动弹。”
每天晚上，忧心忡忡的德·格里布兰太太都要问：“西蒙太太怎么样？”
他每次都垂头丧气地回答：“一点也没有见好，一点也没有。”
他们把女佣人辞退了，她的工资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还进一步节省开支，那笔额外得到的报酬也都全部填进去了。
埃克多尔于是一次请来了四位著名的医生，他们聚集在老妇人周围。她一边让他们检查，替她作摸诊，作扪诊，一边用狡黠的目光窥探他们。
“应该让她起来走走，”一位医生说。
她叫了起来：“我不能够，我的善心的先生们，我不能够！”
他们于是抓住她，把她架起来，拖着她走了几步。但是她从他们手里挣脱出来，瘫倒在地板上，发出那么吓人的喊叫声，他们只好小心翼翼地把她抬回到她的椅子上去。
他们发表了审慎的意见，但是结论是她不能工作。
埃克多尔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倒在一把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最好把她接到这儿来吧，这样我们可以少花费一些。”
他一下子蹦了起来：“这儿，我们家里，你这么想？”
但是她现在已经听天由命，眼睛里含着泪水回答：“有什么办法，我的朋友，这不是我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