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行乞。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给了他五个法郎。我吃了一惊。他对我说：“这个可怜的人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对这件事的回忆不断地老纠缠着我，让我来讲给你听听。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家庭是勒阿弗尔人，并不富有，不过是勉勉强强能够凑合着过日子。父亲工作，每天要到很晚很晚才能从办公室回来，收入并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感到非常苦恼，常常想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而又恶毒的责备话，说给她丈夫听。遇到这种时候，这个可怜的人做出一个使我感到痛心的手势。他张开手掌摸摸脑门，好像要揩去其实并不存在的汗水，嘴里却什么也不回答。我能感觉到他的无能为力的痛苦。事事处处都得节省，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邀请吃饭，为的是不用还请；买食品都是买打折扣减价的，买店铺里的剩货。我的两个姐姐自己动手缝连衣裙，买十五生丁一米的饰带还要在价钱上争执不休。我们天天吃的是肉汤和加各种调味汁的牛肉。据说，这既有益健康而又富有营养，我还是宁愿吃别的。
掉了纽扣，撕破裤子，我都得狠狠地挨一顿骂。
但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打扮得衣冠楚楚，到防波堤上去兜一圈。我的父亲穿着长礼服，戴着大礼帽和手套，让我的母亲挽着胳膊，我的母亲打扮得像一艘节日里挂满彩旗的海船。我的两个姐姐总是最先做好准备，等着出发的信号，但是到了最后一分钟，一家之主的那件长礼服上总会发现一块忘掉揩去的污迹，必须赶快用蘸汽油的破布把它揩掉。
我的父亲，大礼帽留在脑袋瓜上，光穿着背心，露出两只衬衫袖子，等着这道工序完工。我的母亲呢，戴上她的近视眼镜，脱掉手套，免得弄脏了，抓紧时间干完。
接着就十分隆重地上路了。我的两个姐姐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们已经到了结婚年龄，趁这个机会让她们在市区里露露面。我走在母亲的左边，父亲始终不变地走在右边。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可怜的父母在这种星期日散步时的故作庄重的态度，不苟言笑的面容，一本正经的步态。他们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前走，腰杆笔挺，两条腿僵硬，就像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举止。
每个星期日，我的父亲看见那些从遥远的、不知道的国家归来的大海轮驶进来，总会一成不变地说出这句同样的话：‘瞧！如果于勒在上面，那会让人感到多么惊喜啊！’
我的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以前是家里的祸害，现在成了家里的唯一希望。我打小时候起就听见谈起他，我觉着自己一眼就可以把他认出来，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对他那么熟悉。他一直到动身去美洲以前的生活中的详情细节，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家里人谈到他这个时期的生活都把嗓音压得低低的。
据说，他的人品很坏，也就是说，他胡乱地花光了一些钱，这对穷苦人家来说，是莫大的罪恶。在有钱人家，一个吃喝玩乐的人，不过是“干蠢事”而已，是人们笑嘻嘻地称之为花天酒地的那种人。在贫困人家，一个逼得父母花费老本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坏人、一个无赖、一个怪物。
这个区别是公正的，虽然事实都是一样，因为只有后果决定行为的严重性。
总之，于勒叔叔先把他应得的那一部分遗产挥霍得一文不剩，接下来又大大地减少了我父亲指望得到的份额。
按照当时人做的那样，他给送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让他到美洲去。
我的于勒叔叔到了那边，一开始也不知倒腾什么买卖，没过多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一点钱，他希望能够补偿由他造成的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在家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勒，正像人们说的，这个一钱不值的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像所有达伏朗什家的人一样正直的、真正的达伏朗什。
另外还有一个船长告诉我们，他租下一家不小的铺子，买卖做得挺大。
两年以后，第二封信说：‘我亲爱的菲利普，我写信给你是让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的身体很好。买卖做得也不错。明天我要到南美洲去做一次长途旅行。也许我要好几年不和你通音信。如果我不写信给你，你也不要担心。我一旦发财了就立刻回勒阿弗尔来。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太远，到那时候我们将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这封信变成了我们家的福音，动不动就拿出来念念，而且让任何人都看看。
果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于勒叔叔音信全无，但是我父亲的希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增加。我母亲也常常说：‘等这个好心的于勒回来了，我们的情况就会完全改变啦。这是个什么困难都难不倒的人！’
每个星期日，望着那些朝着天空喷吐着滚滚浓烟的、来自天边的黑色大轮船，我的父亲总是说出他那句一成不变的老话：‘哎！如果于勒在那条船上，那会叫人感到多么惊喜啊！’
我们几乎已经想到会看见他一边挥动手绢，一边叫喊：‘喂！菲利普。’
我们认为他肯定会回来，拟定出了许许多多计划，甚至打算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买一幢小别墅。至于我的父亲是不是已经在考虑这件事，我就不能肯定了。
我的两个姐姐中大的一个当时二十八岁，另外一个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出嫁，这成了全家人的一桩莫大的烦恼。
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向二姐求婚的男人。一个职员，并不富有，但是为人正派。我始终相信，是有一天晚上拿出来看的那封于勒叔叔的信结束了这个年轻人的犹豫，促使他下了决心。
他的求婚很快就被接受，并且作出决定在结婚以后，全家人一起到泽西岛去做一次短途旅行。
泽西岛对穷人来说是最理想的旅行地点。路程不远，乘上一艘大型客轮越过大海，就到了外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个岛属于英国。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在一个毗邻的民族的国家里亲眼看着这个毗邻的民族，还可以研究研究这个正像说话直爽的人说的，布满了大不列颠国旗的岛屿上的、况且是十分可悲的风俗习惯。
这趟赴泽西岛的旅行变成了我们全神贯注的一件大事，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期待，变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梦想。
最后，我们终于动身了。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似的，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眼前：轮船靠在格兰维尔码头上升火待发，我的父亲慌慌张张地照看着三件行李搬上船，我的母亲忐忑不安，挽住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姐姐的胳膊，自从另外一个姐姐嫁人以后，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姐姐就像一窝孵出的小鸡只剩下了一只那样丧魂落魄。在我们后面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一直落在后面，因此我不得不常常回过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