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尼代大概丝毫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便问为什么。这一下她发火了，声音也更高了：“为什么！您不懂得为什么？那普鲁士人不就在这幢房子里，可能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吗？”
他不做声了，一个妓女，因为附近有敌人而坚决不让男人爱抚，这种爱国主义的廉耻心想必在他的心里唤起了他那奄奄一息的自尊心，他只是抱吻了她一下，便蹑手蹑脚走回他的房间。
鸟先生的火却上来了，他离开锁孔，在房间里来了个击脚跳，戴上他的睡帽，掀起盖着他妻子硬邦邦的身躯的被单，吻了一下，把她弄醒，轻轻地对她说：“亲爱的，你爱我吗？”
于是，整个旅店又无声无息了。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从说不清哪个方向，也许是从地窖，也许是从阁楼，响起了一阵有力的、单调的、有节奏的鼾声，那是一种低沉而持续的声音，还带着汽锅在蒸汽的压力下颤抖的声响。那是福朗维先生在酣睡。
大家原已决定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动身，所有的人到时候都汇集在厨房里了。可是马车仍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顶篷上盖着一层积雪，既没有马匹，也不见车夫。大家四处寻找车夫，马厩里、草料房里、车棚里都找遍了，但哪儿也找不到。于是所有的男乘客都决定到镇上去找，便都走出了旅店。他们来到广场，广场的正面有一座教堂，两侧是一些低矮的房子，里面有几个普鲁士士兵。他们先看到一个在削土豆皮；走过去，又看到一个在理发铺里打扫屋子；还有一个连腮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的士兵，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放在膝头上哄逗他，想让孩子平静下来。那些胖胖的农妇，她们的丈夫都参加了“作战部队”，正在指手画脚地指派那些听话的征服者们去干他们该做的工作：劈木柴，把肉汤浇在面包上，磨咖啡；有一个士兵甚至在替女房东，一位手脚不便的老奶奶洗衬衣。
看到这些情况，伯爵很惊讶，便向一个从神父住处出来的教堂执事打听。这位虔诚的老信徒回答他说：“噢，这些士兵并不凶，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是更远地方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老婆孩子全丢在家乡了。得了，战争不会使他们感到高兴！
我可以肯定，他们那里的人也在为这些男人伤心流泪，战争给他们那儿造成的苦难也跟我们这儿一样惨。这儿，眼下还不算太糟，因为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且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看见没有？先生，穷人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助……真正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科尔尼代看到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如此友好相处感到很气愤，他扭头便走，宁愿一个人去关在旅店里。鸟先生讲了一句笑话：“他们在添补人口。”拉马东先生却讲了一句严肃的话：“他们在将功补过。”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车夫。最后他们才在镇上的咖啡馆里找到了他，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传令兵亲如兄弟般地坐在一张桌子上。伯爵不客气地问道：“不是吩咐你八点钟套车吗？”
“吩咐过，可是后来我又接到了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
“不准套车的命令。”
“是谁给你下的这道命令？”
“天呀，当然是普鲁士指挥官啰！”
“什么理由？”
“这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您去问他好啦，他们不准我套车，我就不套车，就是这么回事。”
“是他亲自对你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把命令传达给我的。”
“什么时候传达的？”
“昨天晚上，我正要去睡觉的时候。”
三个男子忧心忡忡地回到旅店。
他们要见福朗维先生，可是女仆回答他们说，福朗维先生因为患气喘病，十点钟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关照过，不准在十点钟以前叫醒他，除非发生火灾。
他们想见军官，这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尽管他就住在这个旅店里，有关老百姓的事情，他却只许福朗维先生一个人跟他谈。那就只好等待了。妇女们回到楼上各自的房间里，去料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科尔尼代在厨房的大壁炉前面坐下来，壁炉里火光熊熊。他叫人搬来一张喝咖啡用的小桌子，要了一瓶啤酒，随后掏出烟斗抽烟。他那只烟斗在那些民主党人中间几乎和他本人一样受到尊重，就像它在为科尔尼代服务时就是在为祖国服务一样。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积满烟垢的海泡石烟斗，已经和它的主人的牙齿一样被熏得乌黑，可是它香味芬芳，弯弯的，亮闪闪的，和它主人的手已经混熟，也为它主人的外貌生色。科尔尼代安闲地坐在那儿，眼睛有时盯着炉膛中的火焰，有时注视着酒杯中的泡沫。每当他喝完一口酒，他总要心满意足地用他细长的手指去捋一下他油腻的长头发，同时舔一下挂在他唇髭上的啤酒泡沫。
鸟先生推说要活动活动腿脚，到镇上的小酒店去推销他的葡萄酒去了。伯爵和纺织厂老板开始谈论政治。他们推测法兰西的前途。一个对奥尔良派充满信心，另一个寄希望于一个无名救星，一个在大势已去的关键时刻出现的英雄，可能是一位杜·盖克兰，一位贞德，或者是另一位拿破仑一世？唉，如果皇太子不是那么年轻就好了！科尔尼代在一旁听着，脸上带着那种洞悉天命的人的微笑。厨房里充满着从他的烟斗里散发出来的香味。
十点敲响时，福朗维先生出现了。大家马上便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只能一字不改地把下面几句话重复了两三遍：“这位军官是这么对我说的：‘福朗维先生。您去通知车夫，明天不准给这些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们动身，您听明白了。好吧，就这些。’”
于是大家想见军官。伯爵给他送去了自己的名片，拉马东先生也在上面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所有的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回答他们说，他同意和这两个人谈话，可是要等他吃完午饭，也就是要等到下午一点钟左右。
几位太太又下楼来了，虽然她们心里有事，还是吃了些东西。羊脂球好像生病了，显得精神恍惚，六神无主。
咖啡刚要喝完时，传令兵来找这两位先生。
鸟先生也和这两位先生一起去，他们还想拉科尔尼代去，为了使这次行动显得格外隆重。可是他高傲地宣称，他决不跟德国人发生任何关系。随后他又回到壁炉旁，又要了一瓶啤酒。
三位先生走上楼，被引进到这家旅店最漂亮的一个房间里，普鲁士军官就在那儿接见他们：他躺在一把安乐椅里，双脚跷在壁炉上，嘴里叼着一只长长的烟斗，身上披着一件色彩鲜艳的睡衣，兴许是从某个趣味低级的财主留下的空房子里偷来的。他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连瞧也没有瞧他们一眼。
完全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天性粗鲁的军人的活标本。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道：“你们有什么事？”
伯爵赶紧回答说：“我们想动身，先生。”
“不行。”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不愿意。”
“我怀着极大的敬意提请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已经开给我们一张到迪耶普去的通行证，我想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值得受到您如此严厉的惩罚。”
“我不愿意……没有别的原因……你们可以下去了。”
三个人鞠躬行礼，退了出来。
下午的气氛是愁闷的。谁也不明白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如此任性。各人的脑海里都被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纠缠着。大家都待在厨房里，设想出一些使人难以置信的原因，议论不休。
可能是要把他们当做人质，可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或者是要把他们作为俘虏带走？或者更可能是为了要向他们勒索一笔数目可观的赎金？一想到这里，可把他们吓坏了。最有钱的人害怕得最厉害，他们仿佛已经看到自己为了赎身，正迫不得已地把满袋满袋的金币倒在这个蛮横无理的大兵手里。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可以让人相信的谎言，来隐瞒自己的财产，把自己装扮成穷人，一贫如洗的穷人。鸟先生摘下自己的金表链藏进口袋里。夜幕的降临更加重了这种恐惧。灯点起来了。由于离晚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鸟太太提议打一局三十一点，这也是一种消愁解闷的办法。大家都赞同。科尔尼代也参加，出于礼貌，他把烟斗灭掉了。
伯爵洗牌，分牌，羊脂球一上手便得了三十一点。打牌的兴致很快把压在大家心头的恐惧感平息下去了，可是科尔尼代却发现鸟先生夫妇在串通作弊。
大家正要上桌吃饭时，福朗维先生又来了，他用带有嗓子里有痰响的声音高声说道：“普鲁士军官要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尔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站着不动，脸色煞白，随后突然又变得满脸通红，气得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终于爆发了：“去对这个无赖、这个下流胚、这个发臭的普鲁士卑鄙家伙说，我永远不会答应，听清楚了，我永远不会答应，永远，永远。”
胖老板出去了。羊脂球马上被围了起来，大家问她是怎么回事，央求她把上次去普鲁士军官那儿谈话的秘密讲出来。起初她不肯说，可是很快她便气愤得不能自持，大声叫道：“他要干吗？……他要干吗？……他要和我睡觉！”大家听了都怒气冲天，以致没有人觉得这句粗话有点儿刺耳。科尔尼代用力把他的酒杯往桌上一，把酒杯也打碎了。顿时响起一片对这个下流丘八的谴责声，一种愤怒的咆哮声，形成一种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气势，好像敌人强迫羊脂球作出的牺牲也要他们每个人分担一点似的。伯爵深恶痛绝地宣称，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简直和古代的野蛮人一样。特别是那几位夫人，更是对羊脂球显出深切的爱怜和关切。那两位不到吃饭不露面的修女低着脑袋，一言不发。
当第一阵愤怒平息下来以后，他们还是照常吃饭，只是大家说话很少：都在想心事。
妇女们很早就退席了，男人们一面抽烟，一面凑起一桌牌局，并邀请福朗维先生参加，他们想转弯抹角地从他那儿打听一下，用什么好办法才能说服那位蛮不讲理的普鲁士军官。可是旅店老板一心只在牌上，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回答，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说：“打牌，先生们，打牌。”他打牌打得那么专注，甚至连吐痰也忘了，以致从他的胸膛里有时会发出一些风琴的音符。他那呼哧呼哧扇动着的肺叶可以发出各个音阶的哮喘声，从深沉、浑浊的音符直到小公鸡初学打鸣的尖叫声。什么都有。
他的妻子熬不住困来找他时，他甚至拒绝上楼睡觉。她只能一个人走了，因为她是“值早班的”，总是跟着太阳一起起床，而他是“值晚班的”，随时都准备和朋友们一起熬夜。
他向妻子喊道：“你把我的蛋黄甜奶放在炉火旁边！”说完他又继续打牌。大家看出从他嘴里什么也掏不出来，就宣称时间已晚，应该散场了，于是各自都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他们仍然很早起床，心里都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想动身上路的愿望更强烈了，非常害怕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客店里再待下去。
唉，马儿还在马厩里，车夫还是不见踪影。大家无事可做，就绕着马车溜达。
午饭吃得死气沉沉的，大家对羊脂球的态度变得冷淡了。静夜出主意，一夜过去，大家的看法已经有了点儿变化。他们现在几乎有点埋怨这个姑娘，为什么昨天夜里她不偷偷地去找那个普鲁士军官，让她的旅伴们醒来时喜出望外？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再说，谁又会知道呢？而且她也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面子，只要让人告诉那个军官说，她是因为帮助她旅伴们脱离困境才答应的。对她来说，这种事又有什么了不得呢！
不过还没有人把这种想法说出口。
到了下午，大家实在是烦闷死了，伯爵提议到镇子外面去走走。每个人都仔细地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一小群人就出来了，只有科尔尼代除外，他宁愿待在火炉旁边。还有两位修女，她们白天总是在教堂或是在神父家中消磨时光。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凛冽的寒气冻得人的鼻子和耳朵像被针扎似的疼痛，两只脚也痛得麻木了，每走一步都像是在受刑。田野展现在面前，在他们看来，一望无际的白雪覆盖下的田野是那么凄凉和可怕，使他们感到寒入骨髓，更加郁闷，于是很快就转身往回走。
四个妇女走在头里，三个男人在后面不远处跟着。
鸟先生对目前的处境很清楚，他突然问大家，这个“婊子”是不是要害得他们在这个鬼地方长期待下去？伯爵永远是那么温文尔雅，他说不能逼一个妇人作出如此痛苦的牺牲，这样的事只能出于她的自愿。卡雷·拉马东先生指出，如果法国人真像大家谈到的那样，从迪耶普发动反攻，那么决战的地点只能是在托特，这个设想更使另外两个人惶惶不安。“我们能不能步行逃出去？”鸟先生问。伯爵耸耸肩膀回答说：“在这冰天雪地里，还带着我们的妻子，您怎么逃？再说他们马上会来追踪我们，不出十分钟便会抓住我们，当作俘虏押回来，听凭大兵们的处置。”他的话确是实情，大家不再吭声了。
妇女们在谈论穿戴，可是她们之间似乎有点儿拘束，谈话不太热乎。
突然，走到街角，他们看见了那个普鲁士军官。他那穿着制服的细高身影，出现在一直延伸到天际的雪地上，走路时膝盖向两侧分开，这是军人特有的走路姿态，为的是避免弄脏了刚刚擦亮的皮靴。
在走过几个女人身旁时他微微弯了弯腰，对那几个男子则轻蔑地瞥了一眼，幸好他们还有点儿自尊，没有脱下帽子，尽管鸟先生已经做出了一个要脱帽的动作。
羊脂球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三个有夫之妇似乎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因为她们正在和这个大兵想玩弄的妓女一起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