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哭笑不得。
很多年来，王安石见识过不少改革理论。但是，在所有这些改革理论指导下的改革都失败了。
范仲淹改革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有两点，王安石现在是深信不疑。
一是改革无禁区。
二是改革无理论。
改革其实就是盲人摸象。盲人摸象在王安石看来不是贬义词，而是褒义词。
盲人不摸象，一生都不知道象的模样，只有去摸了，才有可能知道。当然改革也是一样，不勇于尝试，不多次实践，对真相的认识只能局限于一隅。现如今，神宗怯于改革，裹足不前，就像是个摸了一小部分大象身体的盲人，永远不知道真实的大象长什么样子。
王安石开始苦口婆心。他告诉神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可做不可说的，有些事是可说不可做的。就拿祖宗不足法这事来说，就是可做不可说的。口号可以不提，事还是要做的。先帝仁宗也几次改革，原因是什么？就因为祖宗不足法，治国遇到危机了，才要改革的嘛。当然改革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要不改革，恐怕国事更不可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已无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这个国家，我算是看透了，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或许还能找到生路。所以现在啊，根本不是停下脚步调整整顿的时候。时不我待，真的时不我待啊。农业和农村改革推行了一段时间，从现在看，效果还是好的，农民能吃饱饭了，国库里也有了存粮。粮食是什么？是国家的命脉啊。老话说了，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现在的情况是边患未除，西夏和辽国时刻虎视眈眈，不尽快地增强国力，启动军事变革，国家的安全和长治久安就要出问题，就没有一点保障。所以皇上啊，高枕无忧的人间至境是人人向往的，但是高枕无忧需要以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基础。没有我大宋的强大和富足却去高枕无忧，那真是一件危险之至的事情……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就是要坚定地将变法进行下去，切不可走回头路或者半途而废……
王安石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说得神宗哑口无言。
因为他突然觉得命苦。自己领导下的大宋竟然是个外强中干的国度，改革有可能生，不改革则死。
对于大宋的国力，神宗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倒不是虚弱到风一吹就倒的地步，而是吃皇粮、军粮的人太多，生生给吃穷了，吃没了。怎么办？看来不改革还真不行，起码接下来，官员人事改革、禁军、厢军军事变革都要展开，必须把大量人浮于事的部门裁撤掉，把那些冗兵冗员都精减了，腾出有限的军费真正用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改革中去，腾出有限的财政开支用于官员队伍的素质教育中去，国家才有望繁荣富强——这一切，都需要深入改革。
这一切，也都要秉持“祖宗不足法”的理念，大胆前行才行。
最后，神宗和王安石达成妥协，“祖宗不足法”的口号可以少提，但改革还是要深入进行。神宗并且答应王安石不再疑神疑鬼，放手支持王安石去大胆改革。
现在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皇帝悲凉地发现，自己已经忠孝不能两全了。事事循祖宗之法，那是亡国皇帝的做法；只有坚持祖宗不足法，才有可能让这个国家拥有明天。
哪怕是不确定的明天。
但是，王安石很快就失望了。
因为神宗是说一套，做一套。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往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之所在，可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神宗就是如此。
比如在对官员的任用上，王安石强调要“久于其职”。王安石如此强调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大宋开国以来，官员任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久其任”。就是要折腾你，让你疲于奔命，让你不能专权谋变。于是，改官风盛行，有些官员甚至到任没几天就被改调他处。如此一来，人人都是“在路上”，大宋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流动驿站。
另外在军事官员的任免上也存在类似的任人不专的问题。大宋开国，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后，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了。紧接着赵匡胤以其非典型性思维，演绎了杯酒释兵权，从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不过真实的危机还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百年里，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令这个王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由此大宋采取的对策是将兵权收归中央，使将不知兵，兵不专将，一切以王朝的安全为第一诉求，至于战斗力怎么样，那都是题外话了。王安石为此尖锐地指出，“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这样的军事架构及指挥模式，焉能不败？
王安石由此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严重到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程度了，非改不可。
但是，神宗却不理会王安石一颗驿动的心，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后者，这是最重要的祖宗之法，不可改。
王安石糊涂了。祖宗之法难道还有最重要和最不重要之说？
不过很快，他就不糊涂了——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帝王之术啊。“不久其任”就不能专权谋变。很好，很强大。只可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由于调动频繁，官员们在地方治理上多不敢有什么长期规划，只注重短期效应。甚至还有许多官员连短期效应都懒得去应付，只追求做一个太平官，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
王安石无法接受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希望采取的模式是，让官员“久于其职”，如此官员们在地方治理上才可能有长期规划，有助于稳定官心、民心、国心，同时那些滥竽充数的官员也会露出马脚——即便让他“久于其职”他也混不下去。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会上去，行政成本会下来，可谓一举两得。
同理，在军事变革中，也一定要做到将要知兵，兵要专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特别是将要专职、专才，千万别拿那些诗赋文章写得好的人去凑数——这是去打仗，不是去开赛诗会。
神宗发自肺腑地笑了。
他笑王安石到底书生意气，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轻重。什么一举两得，在他看来，那叫一举两失！官员、将军们要是专权谋变，国家治理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神宗决定要以我为主，决不动摇。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苏东坡又上书了。苏东坡自被贬到地方后，得了上书综合征。我上书，我存在。继上次上书神宗，痛斥王安石假变法、真营私不了了之后，苏东坡此次上书的主题更加宏大，干脆对此次改革中出台的富国强兵之策提出质疑。苏东坡在这封《上神宗皇帝书》里写道：“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同时苏东坡认为仁宗是好样的，是以德治国的楷模。他奉劝神宗要学习仁宗好榜样，学习他持法至宽、对官吏无为而治的精神，学习他“未尝轻改旧章”的谨慎作风，虽然仁宗一生无所成就，兴兵“十出而九败”，理财“仅足而无余”，却因为道德人心做得好，不仅去世之日天下同悲，而且死后也是尽享哀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治国的第一要义是德，强国的第一要义也是德。
神宗捧着这封信，心情竟是格外的好。虽然他不同意苏东坡在信中提出的以德治国的主张，但也没有感觉到反感。他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很固执。王安石是一种固执，苏东坡也是一种固执，司马光更是一种固执——自己大可不必陷身于其间，被他们所左右。什么叫帝王？帝王就是凌驾于众生之上，特别是凌驾于众生的思想之上。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不配称帝称王。
所谓王道无疆。没有超脱，哪来无疆？
神宗决定，就对王安石来一番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