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也反映了劳动者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收，主要是依据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按亩征税。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占有越来越不均，含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由租庸调法的按丁口征税转向按土地资产征收赋税，这种变法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的新的发展，反映了封建政府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两税法对以后的历代税制也有很大的影响，宋代的二税制，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遵循两税法的基本精神向前发展的。
两税法推行以后，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两税法推行以前的代宗大历年间，唐中央控制的户口仅120万户，780年两税法实行时，中央朝廷派黜陟使到各道按比户口，结果总计得土户180余万，客户130余万。检括出隐户近200万。纳税的人多了，国家的收入自然增多。仅以地方上交给唐中央的税钱为例，在推行两税法之前每年为1200万贯，而盐利占一半，即每年仅为600万贯。780年两税法推行后，不算盐利，中央每年赋入1305万贯多，比起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就使得中央的经济力量得到增强。
然而两税法施行时也有很多弊端。两税法本来按资产定户等征税，但政府长期不调整户等。地主官僚不仅勾结官府降低户等，而且肆意兼并土地，家产增加后仍按原户等纳税，千方百计把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两税法规定户税纳钱，但由于政府支出需要绫绢，故在实际征收时又令民户折钱交绢。民户无绢的，往往要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损失很大。同时由于绢与钱的比价时有变动，起初物重钱轻，后来物轻钱重，因而税户负担无形增加。两税法规定各州人民所负担的税率轻重不一，于是负担较重州的民户多逃入负担较轻的州。轻的州人户增加，而税额总数不增，重的州人户逃亡，而税额总数不减，造成轻者愈轻，重者愈重，税户迁逃之风很盛。两税法推行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除两税外，不得再另外征税，但这只维持一个极短的时期，不久，统治者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如782年（唐建中三年），距两税法颁行仅两年，唐德宗又下令增加两税和盐榷钱。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尽管如此，两税法作为一种新税制，它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与两税法的实行同时，唐后期的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南方的经济更是发展迅速。
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于藩镇割据混战状态，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在南方，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避乱到江南，给江南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人手，因此，在唐后期，南方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南方人口增长很快。730年（唐开元十八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口68万余户，洪州（今江西南昌）55万余户，鄂州（今湖北武昌）19万余户，到810年（唐元和五年），吴郡增至10万余户，洪州增至91万余户，鄂州增至39万余户。前后80年间，这三处的人口增长都在一倍左右。江南的其他一些州郡，实际人口也有很大增长。
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形势下，中唐以后江南、剑南、岭南三道新增州42个，县185个，新增的县数占三道总县数的1／3以上。其中有些州往往是由县发展而成，如衢州是由婺州信安县发展来的，明州是分割越州贸阝县而设置。有的州是由各地移民开发边远山区而设置，如湖、广、福三州之间的汀州。州县的新置，也是南方经济发展的结果。
在唐后期，江南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一些官吏也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孟简为常州刺史时，当地人民修浚了40里长的孟渎，引江水灌溉4000余顷田地。韦丹任江西观察使时，发动人民筑堤建斗门以节江水，共修筑大小陂塘598个，能够溉田12万顷。在武陵（今湖南常德）一地，修考功堰，溉田1100顷；修右史堰，开后乡渠，溉田2000顷；修津石陂，溉田900顷；又修槎陂，溉田1000余顷。在荆南，人民修塞汉代废坏的古堤，扩大良田5000顷，亩收一锺。在高邮，人们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在湖州，人民设堤塘以恢复原有境内的西湖，溉田3000顷。大量堤堰陂塘的兴建与修整，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而且也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良田。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以北方为多，后期则以南方为多。唐后期南方水利兴修的数量比北方多也说明唐后期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
唐代后期江南使用的生产工具也有很大的改进。江东犁已有犁壁装置，耕地时能够自由松土、碎土和起垅作亩。直辕已改为曲辕，便于操纵和转弯。犁上添置了犁评，可以调节犁铧入土的深浅。从江东犁的以上构造来看，比起以往的耕犁，已有很大的进步。其他的生产工具还有靶、砺和碌碡等，它们主要被用于碎土松土，除去杂草，平整地面，这些工具的使用，也说明耕作技术已经更为精细。
水利的兴修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提高了粮食产量。唐后期，四川、江苏、湖北、江西、福建等地的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发展，江南地区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长江下游诸州一年粮食丰收，可以接济邻近几道的食用。漕运江淮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唐政权的命脉。
南方的手工业生产，在唐后朝也有突出的发展。
以丝纺织而言，由于北方很多纺织女工流入越州，加速了当地丝纺织业的发展，德宗贞元（785-805年）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越州生产的缭绫，尤称精美。白居易在《缭绫》一诗中称赞说：“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足见产品的优良。荆州（湖北江陵）和宣州（安徽宣城）也成了丝织品的重要产地，荆州生产的贡绫，宣州生产的红线毯，都是驰名全国的上选产品。棉纺织业在南方也开始发展，桂管（今广西桂林）生产的棉布厚重御寒，文宗时朝臣争相穿用，布价为之骤贵。岭南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比较普遍，唐后期著名诗人王建有“白叠毛（棉布）家家织”的诗句，咏的是岭南南海地方的情况，可见岭南棉织业的发达。
唐后期南方的造纸业也超过北方，宣、歙、杭、婺（今浙江金华）、衢、越、均（今湖北均县）、益、韶（今广东曲江）等州，都是有名的产纸地区。剡溪的玉叶纸，蜀的十色笺等，都很有名。唐宪宗时，名妓薛涛侨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成深红色诗笺，时人称为薛涛笺。薛涛笺是一种加工的纸笺，它的出现说明四川的造纸业到唐后期已日趋精致、美观。宣州泾县人用橝树皮和稻秆所造的宣纸，细密均匀，洁白柔软，经久而不变色，成为书法家最喜欢用的纸张。韶州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迅速发展的历史。
南方的造船业在唐后期也有长足的进步。唐代宗时，刘晏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在扬子县设10个造船场，任命专知官督办造千石大船，说明那时国家的造船能力很强，造船规模很大。私人造船业也很发达，民间大船很多，载重八九千石至万石的都有。如大历、贞元间的俞大娘航船最大，宛如一个小社会，住在上面的人养生送死嫁娶都在船上，有数百个驾船工人，南至江西，北至淮南，一年往返一次，以船为生，载重量达万石。岭南有一种大船，制造方法特殊，不用铁钉，只用桄榔须制成的绳索系缚船板，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极为坚固。这种不用铁钉的造船法是一种新创造，唐宋时代航行在南海上的船舶有很多是采用这种方法制造的。
唐后期的产茶地区，几乎遍及中国南方。以产茶著名的祁门，山多田少，水清地沃，山上种满了茶树，千里之内，种茶为业的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七八。民众的衣食来源，赋役所出，全依靠茶叶。这里的茶叶种植和制作，已经专业化，能根据品类定价，供应各处。每年二三月时，各地的商人纷纷带着钱币前来买茶，然后贩往各地销售。在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自贞元以后，每年因为生产进奉顾山紫笋茶的需要，雇用茶工3万人，工作一个多月才结束，生产规模很大。这里每年产茶18万多斤，建中以来，每年进贡3600串。饶州浮梁在文宗大和年间，每年产茶700万驮，收税15余万贯。是最大的茶叶产地。由于茶叶的生产量大，销路广，所以征收茶税就成了唐后期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后期，南方的制盐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当时生产的主要有海盐、井盐和池盐，都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度支。唐中叶以来设有专门的盐铁使，在各地则分设巡院、场、监等，管理食盐的生产及专卖。南方食盐的生产量很大，剑南一带生产井盐，剑南东川的盐井就有460口，占全国盐井总数640口的72％。泸州（今四川泸州）所属的富义盐井，每月产盐3660石，是剑南地区最大的盐井。一口大盐井年产量达4万石以上，可见剑南井盐产量之大。海盐方面，唐设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监，都在江、淮以南。仅在吴、越、扬、楚，就有盐仓数千。唐朝统治者通过食盐专卖，获得大量盐税。德宗时仅海盐税就收到300万缗，合别种盐税达600万缗。
在矿冶业方面，南方的饶州产银最多。每年出银10万余两。唐朝政府在这里收取银税，每年就有7000两。唐朝后期全国的银、铜、铁、锡、铝产量很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产自南方。
唐代后期南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为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在唐代后期的发展尤为迅速。这里富商大贾云集，百货山积。不仅有国内商人，还有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外商主要从事珠宝、翡翠业的贸易。不仅白天交易兴盛，扬州还出现了夜市，晚上进行商业活动。唐代诗人们形容扬州商业兴盛的诗句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这些诗句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扬州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当时俗谚有“扬一益二”，说的是扬州的繁盛全国第一。
除了扬州，就数益州，益州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锦绣、食盐、纸张、瓷器等货物，大都在这里集中，然后运往关中和全国其他地方，商业极其繁盛。益州的繁盛仅次于扬州为全国第二。
东南地区的杭州，在中唐以前还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商业，但到了唐后期，店肆已经发展到3万家，唐中央政府每年从这个城市收税多达50万贯，可见杭州已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唐大历五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有40多艘，载运来大量的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物，从中国贩走丝绸、瓷器等物品。唐政府专门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多达万人，政府特地划定一区，作为外商居留地，时称“蕃坊”，设蕃长管理外商事务。地处福建的泉州在唐后期也迅速崛起，有许多外商居住在这个城市，从事贸易活动。明州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有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贸易。
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为商业服务的“柜坊”和“飞钱”。柜坊也称僦柜，是一种货币信用机构。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钱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收取一定的柜租。唐德宗时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1／4以助军费，可见当时柜坊是很多的。
飞钱又称便换，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当时，各地到长安的商人，卖掉了货物商品以后，要运回大量铸币，既不安全，又增加运费。于是商人把钱交给诸道进奏院（相当于各地驻京办事处），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取得文券后轻装而去，以后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种办法解决了携带大量铜钱的困难，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种文券就是最早的汇票。这种汇兑方式主要盛行于长安和江淮、成都之间。柜坊和飞钱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反映了唐代特别是唐后期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