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还注意厉行节约政治，他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当首先崇尚节俭。”后来杨勇奢侈好色，经常受到文帝训斥。有关部门给文帝送干姜，用布袋装着，文帝认为太浪费，大加谴责。他去进香，有关部门用毬袋装香料，他认为太靡费，就笞责所司，以为后戒。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卢通进贡绫文细布，他认为太奢侈，命令在朝堂上烧毁以戒奢侈。由于隋文帝提倡节俭生活，本人也身体力行，对下属臣民影响很大，积久成为风气。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宫中嫔妃，也没有盛装美饰。有一次文帝要配止痢药，需用胡粉一两，找遍了宫中，也没找着。又曾找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由于隋文帝提倡俭朴，节省了国家的开支，也是促成当时政治较为清明的一个条件。
文帝也比较注意关心民间疾苦，594年（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民饥馑，他派使臣观察百姓吃的是什么，使臣拿回来碾碎的豆粉，其中掺杂糠皮。文帝把这些食品拿给文武大臣看，流涕责备自己无德，命撤销常膳，不吃酒肉达一年之久。后来他又率领政府官员及关中饥民，离开首都长安，前往洛阳就食，用以减少关中的粮食消耗。在前往洛阳途中，文帝命令士兵不准驱逐逃荒难民，对于扶老携幼的人，他都拉开马头避开，安慰勉励之后才走。道路难走的地方，看到有挑担的或者背东西的，杨坚总命令左右侍卫扶助。他采用的这些办法，博取了不少民众对自己的好感和支持。
在经济方面，为了发展生产，繁荣封建经济，隋文帝即位之初，就颁布法令，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度。具体规定是：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在农民年满60岁或身死时交还政府，永业田不还，可传子孙。每个成年男子可以分配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成年女子可分配露田40亩。一头牛受田60亩，限止4牛。官僚和地主拥有的奴婢与平民同受田，但限制人数，多者300人，少者60人。官吏受田，自亲王以下至都督，都给永业田，最高的有100顷，少的有30顷。另外，又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从一品到九都给职分田，多的5顷，少的1顷，收入作为俸禄，免官则交出土地。这样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国家不需要再从国库支付官吏的工资。各级行政机构则给公廨田，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这种办法节省了大笔财政支出，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国家的实际收入。隋代的均田制首先维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使无田或少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隋文帝还注意适度减轻农民负担。隋代对农民的赋役征收主要是租、调和力役。隋初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4岁到10岁为小，11岁到17岁为中，18到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丁男要负担赋役，一对成年夫妇每年要交纳粟3石，即租。种桑养蚕地区每年要交绢絁一匹和绵3斤，种麻织布地区则交布一端和麻3斤，即调。未婚的单丁交纳租调规定的一半。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国家服徭役一个月，称“力役”。583年，文帝公布了新的规定，成丁的年龄由18岁改为21岁，这样，农民可以服3年的徭役，丁男调绢从1匹（4丈）减为2丈，力役从1个月减为20天。590年又规定，成年男子的力役，50岁以后可以交纳布帛代替，称庸。这些措施，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兴趣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避免赋役不均，增加政府的收入，隋文帝很重视对户口的查实工作。隋王朝建立后，首先整顿人户编制，规定畿内（首都及直辖县）以五家为保，设有保长；五保为闾，设有闾正；四闾为族，设有族正。畿外在保之上为里，设有里正；里之上为党，设有党长。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对户口的控制和管理。585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检查户口，又称大索貌阅。办法是由州县官吏，按照各家户籍上所登记的人口年龄，与本人的体貌核对，检查是否有谎报年龄、诈老诈小以逃赋役的情况。若查出户口不实的，里长党长要被流配远方，并奖励民户互相检举。同时，还规定堂兄弟以下的一律分居，各自立户，以防隐冒，称为析籍。通过这次检查，查出成丁男子44万多人，有164万人新编入户籍。文帝接着又采纳了高颎的建议，实行输籍之法。这是隋代制定的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出查，命百姓五党或三党组成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的上下，重新规定应纳税额写成定簿。这样，弄清了户口和人民应纳的税额，老百姓固然不能逃税，地方官吏也不能随便舞弊，更重要的是所定赋税比世家大族对所依附农民的税额为轻，有利于把这些农民吸引过来。许多世家大族的依附农民转为国家的编户，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力。
隋文帝还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为了便于把潼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布帛运到首都，584年，杨坚命当时的“巧匠”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广通渠，西起大兴城（今西安市），东至潼关，长300多里，引渭河水注入，便于水道运输。广通渠的开凿，也有利于两岸的土地灌溉，为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其他各地，也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如开渠引杜阳水灌三畤原，使数十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立堤防、引瀵水，开稻田数千顷。
为了方便全国的商品交换和流通，隋文帝重视币制的统一。南北朝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每个统治集团都要铸造新货币以搜刮民财。隋初通行前代旧钱，各地不一，关东有常平钱，关中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等等，币制非常混乱，而且大小轻重不一，质量低劣，影响商品交换的发展。杨坚建国后，下令新铸五铢钱，钱体外圆内方，大小、形状一致，钱面印的“五铢”的字样，重量也正是五铢。583年，杨坚下令完全废除其他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并在各交通要道的路口摆出一百钱为样品，没收、销毁与五铢钱不同的货币。589年全国统一后，便大规模铸钱，当时在扬州设5炉，鄂州设10炉，益州设5炉，铸大量五铢钱。文帝时法制严厉，基本上统一了货币，民众使用感到方便，也利于商品流通。
文帝还改定度量衡，使全国的度量衡重归统一。南北朝时，度量衡紊乱不堪，历代官府都想多取民财，因此度量衡越来越大。文帝规定，以古尺128为1尺，以古斗3升为一升，以古秤3斤为1斤，颁行全国。设置铜斗铁尺于市场，作为标准。这个度量衡标准沿用到唐代以后。
由于隋文帝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采取了许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在他统治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封建经济繁荣，国家也日益强盛，出现了有名的“开皇之治”，隋文帝开皇年间成了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治世。
在农业方面，表现在农业人口的激增，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国家府库的殷实。
隋文帝夺得北周政权时，仅有360万户，灭陈后得50万户，总计当时全国户数约410万户，人口约3000万。到公元606年（隋大业二年），全国户数已达890万户，人口4600万，在短短的二十六七年间，户数增加了400多万，人口增加了1600万，这除了跟整理户籍，查出隐漏人口有关，更主要的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隋代人口增长率这么高，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是少见的。
人口的激增为农业生活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广大农民勤于耕作，开山治坡，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和沼泽，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国家府库也财物盈积。开皇年间，在卫州（今河南汲县）置黎阳仓，洛州（今河南洛阳东）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陕县）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592年，有关部门上疏说：“政府仓库里的粮食，全都储满，没有空的地方可再容纳，只好堆积到走廊大厅。”于是再在长安兴建左藏院继续积储。到隋文帝末年，全国的积储可供五六十年之用，隋朝国库的富有是隋文帝政治经济改革的结果。
随着农业的发展，隋代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和造桥技术等多方面。
纺织业以河北一带的绫绢最为有名。北齐曾在定州（今河北定县）设置纟由绫局，隋时相州所产绫纹细布，非常精美。南方的四川、江西也是纺织品的重要产地。蜀郡（今四川成都）所产的雕花绫锦，畅销各地。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年蚕可收成四五次。民众勤于纺织，有晚上纺纱而到清早就织成布的，俗称之为“鸡鸣布”，深受消费者欢迎。
在制瓷方面，隋代青细瓷器的生产很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以及江南各地都有隋代的青瓷出土。在河北磁县和河南巩县都发现有隋代的青瓷窖址。磁县贾壁村窖生产的青瓷，胎厚重，瓷细透明，是北方重要的青瓷产地。隋代制瓷业的突出成就是，白瓷制品的出现。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在河南安阳595年（开皇十五年）张盛墓和西安608年（大业四年）李静训墓中，都出土了白瓷器皿。有鸡首壶、双龙把手瓶等，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白瓷的出现，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大明显进步。在李静训的墓里还发现了绿色玻璃瓶，《隋书》所记何稠用绿瓷制成玻璃的说法得到证明，这也是隋代手工业的一项重要成就。
隋代造船业的成就也很突出，超过了以往各代。隋时，江南一带人民尤其善于制造大船。文帝平陈之前，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造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船身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拍竿6枝，都高50尺，用以拍击敌船，大战船可容战士800人，制作非常精巧。隋炀帝造龙舟，船上有四层楼，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坚固能载重，要造成这样的大船，没有特殊的高超技术是不可能的，可见隋代的造船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造桥技术方面，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技术。安济桥位于今河北省赵县南5里的洨河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座大型单孔石拱桥。桥长5082米，宽9米，大桥洞上面左右有两个小桥洞。大桥洞跨度长3745米，高却只有723米，由于桥身坡度小，桥面平直，行人车马来往都很省力，又由于桥的跨度大，既方便了水上的往来船只，也增加了排洪能力。四个小桥洞的设计，节省了石料，减轻了桥身重量，增强了桥的稳定性，在发大水时，小桥洞还可以起到分洪作用。由于安济桥设计合理、科学，修建精心，造型美观，所以建造1300多年至今还基本保存原貌。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安济桥仍完好无损，这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光辉典范，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这种单孔拱桥在欧洲直到14世纪才出现，这就是法国泰克河上的赛雷桥，它比安济桥要晚700多年，且已早毁。安济桥的建筑，充分体现了我国隋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隋文帝时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又统一度量衡，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当时全国统一，水陆交通非常发达，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京城长安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市内有各行邸店，四方珍奇，堆积如山，很多外国商人也云集长安进行贸易。除了首都以外，东都洛阳也很繁华。东都洛阳建成后，城内设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周围6里，商旅云集，停在这里的船舶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8里，有12个门，市内有120行，3000多店肆，珍奇货物，琳琅满目。很多外国商人也前来洛阳贸易，跟长安一样，洛阳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也是国际贸易都会。此外，江都（今江苏扬州）、丹阳（今江苏南京）、蜀郡（今四川成都）、南海（今广州）、荆州（今湖北江陵）等地，也都是很繁华的城市。
隋文帝的励精图治，对促进隋初的政治清明，经济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隋王朝呈现了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