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一生著作颇丰，硕果累累，但他手头却常拮据，穷困潦倒。有天夜里，一小偷潜入巴尔扎克的卧室，在他的书桌上搜索，意欲捞取一些钱财，巴尔扎克被响动惊醒点亮了灯，看到小偷不仅未觉惊讶，且还诙谐地说，“亲爱的，请别翻腾了，白天我都不能在那上面找到什么，何况是在夜里？不过，在我厨房里可能还剩有一个面包，如需要，你就拿去用吧。”
小偷见他憨厚可掬，很尴尬，便惭愧地说了声对不起，悄悄地溜走了。前两年，我曾在报刊上见到一位高级官员和另一位著名作家被小偷杀害的消息。传媒单从小偷可恶的角度报道了他们的被害经过，而没谈及该官员和该作家在处理与小偷关系上自己本身的某种缺欠。正巧，有一次我到监狱采访一位小偷，请他说说遇到这类情况，你将会怎样对待被偷的主人？他犹豫了片刻，坦诚地说：“在这种时候，往往是主人自己决定着自己的命运。除非万不得已，小偷一般是不杀人的。因为他也懂杀人偿命，罪不可恕，犯不着嘛！”
什么叫做“万不得已”？我问。
小偷答道，比如被抓住不放，大声喊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逼得无处逃生等等。
小偷的话不可轻信，但他解释的这个“万不得已”，我却以为代表了小偷的真实思想。小偷与土匪强盗有别，他谋点小利确实无需杀人。巴尔扎克运用自己的那份从容、智慧和那份幽默、憨厚化解了他与小偷的那场遭遇，而我们的官员、作家被小偷杀害便成了我长期不解之谜。碰巧有个机会，作家被害的那个城市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同几位心理学家聊到一块。据他们分析认为，可能也有着死者本身的某些失误。假如我们的作家、官员也像巴尔扎克那样“善待”小偷，稍微灵活一点，说几句让对方轻松点儿的话，诸如，“你有困难需要我帮忙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而不是像报道那样“训斥”“说理斗争”，不把问题闹成个死结，那么，也许他们就可化险为夷，避开那场并非不可逆转的厄运。
很可惜，我们的国情与西方有别，几十年的阶段斗争、爱憎分明观念绷得很紧很紧，它几乎渗入国人的血液骨髓，阶级斗争模式几乎成了国人处理一切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肯定，那官员和那作家同小偷交往绝不会来巴尔扎克那一套，而是一场殊死的拼搏。在开始时，他们不一定就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几句生硬的大义凛然的训斥便可把矛盾升级，乃至扩大到无法收拾。当然这仅仅是推测，未必符合实情，但这个分析我却以为符合福尔摩斯式的逻辑推理。比较客观公正，也不失为是心理学家的一个独到见地。
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在人生的感情举动中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恶的倾向是过头与不及，而唯有一种是美德，即‘中庸’。”我国《礼记》也曾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强调斗争自然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但彻底不要中庸一味不讲调和似也易入误区，再从人类社会交往，各种不同观念的磨合角度考察，多数时候也还是靠中庸之道去谈判，洽商解决的。诉之于武力那除非是迫得无计可施。而仅仅是对付个小偷嘛，我看还没逼到这种无奈的地步。
毫无疑义，我十分痛恨小偷。然而我却更痛惜两位智者竟然玩不过一个愚顽的小偷，这确实是个绝大的悲哀和对现实生活的一个讽刺啊！
在急风暴雨的几十年阶段斗争过去之后，在面对社会人际关系变得万般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讲究策略的斗争之余，是否也要倡导一下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庸之道，也来点宽松，来点诙谐幽默呢。在从心理层次上探索了两位死者的奥秘之后，我不想违心，确认为有这个必要！
（原载1998年4月26日《银川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