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信书记的批复使我们家着实高兴了一场。但马的批文将会遭到卡壳似乎也在我的意料之中。那是银川市公安局一位肥胖高大的女户籍员，东北口音。她一点儿也不忌讳她的刁难会不会遭到我的报复。真叫“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她确实大胆。我到过她家里，因为白天上班在公安局找不到她。我只好夜里摸门专访。她家里很阔绰，70年代她家就有沙发、冰箱、彩电，她家的院里堆置着一方方锯好压砖块的方木。但她依然要我帮助她搞到一方木头，两把藤椅和一个泡菜罐。话很委婉，但我一听便很明白。掂量她话里有话的分量便知户口与木头的比重孰重孰轻，岂敢不努力为之。藤椅我是从公司库房里购得的，公司正好从四川万县购进一批藤椅，我请保管员到家吃了一顿饭，给他送了一只朋友给的板凳小狗，第二天他便把藤椅给送来了。仓库桑主任是个老好人，他听说我要以泡菜罐换户口，就像当今世界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土地换和平”，他匆匆跑回家便把仅有的一只腌着泡菜的泡菜罐清理出来，无偿地送给了我。他还协助我怎样伪装用煤灰麦皮把旧罐乔装打扮成一个新罐。这一恩德我自然是没齿难忘。但要搞到一方木头，在那年月，那真是比鲁迅先生当年给父亲治病，医生要他在冬天搞到一对雌雄蟋蟀作药引还更费劲。好在我还有一些人缘，最后是从一对刚要结婚做家具的年轻人那里搞到的，他们说户口比结婚重要，他们宁愿推迟婚期也要给我应急。
我如期地给那位东北大嫂办了这几件事，她很快也就把我妻子娃娃的户口办回银川落户了。
事后，那位报社记者为我忿忿不平。他问我办户口与藤椅、泡菜罐、木头该如何联系？并责难我，作为一个笔尖麻利的作家、老牌记者为何不给党报写篇报道，给马信同志反映，而采取了曲线救家、容忍的态度，这不是助纣为虐了吗？
他问得非常马列、有理，但我反过来问他，作为一个在职的党报记者，我现在把情况如实地说了，你不是也可为我写一篇挺有趣味的报道了吗？我问他要不要写，他摇摇头。
我们彼此都哈哈大笑。
是的，我们都不想写。并且，多少年来，我已经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激动和愤怒的了，也不想再争辩了。我1957年为冯雪峰错划右派争辩大吃苦头，酿造了一个让我啜饮一辈子的苦果。我想在中国这也不是个别人的一种心理疾患吧。
谁也没个良方妙药，谁也没个回天之力。中国所有的人都很实在。我也不可能例外。正像魔鬼缠住了的病号，稍微烧几炷高香叩几个响头病倏地就好了，我买这几样东西才花几个小钱却把六口之家的户口转回银川。这个账即便傻子我想也能算得过来。如果我硬要评死理，硬要跟那位东北大嫂争个是非曲直，一是要拖延时间，影响娃娃上学；二是将延缓我后面一系列遗留问题的进程，那么，我是不断地跟他人打官司没个完好呢，还是应当抓紧时间做点实事？另外，我想争辩也还有我个人更深刻的原因，让我们认真地研读一下人类发展史即知，有许多问题几乎从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那个爱辩论的时代开始，几乎全是反复无常，直至辩论到今日也还没个定准、没个结论哩。
那么，人类首先到底是要辩论呢，还是首先要生存要吃饭呢？我以为当然首先应当是后者。是的，我们都有过沉痛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以为辩论至少是一种奢侈，且不说它会带来的副效应，至少忙人穷人都无力享受。所以，小平同志会提出个不争论的英明主张，我以为这是他老人家总结了“文革”切肤体验的经验之谈，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所以，我对那时候中国的许多事情只能含情脉脉地哂笑。
我始终觉得笑比哭好。笑，不管是什么笑，都将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九
我有时候也还到银川新城西花园去走走看看。
那是Hiv 公司让我到新城仓库上班后给我安顿的第一个住处。它就在中外闻名的大型企业银川橡胶厂的东侧，距离那三根并列的铁烟筒不到50米处的两间小平房。我每次踯躅于此都会联想起自己的一些故事，并为那些故事唏嘘不已。
我体味自己，当年从八里桥干校农场搬到那里时，就有传说中人死后到阴曹地府去游荡的那种感觉。我飘忽不定，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我的妻子女儿也晃晃悠悠，仿佛集体地动了脑部手术，集体地失却了人的灵光和意识。只有住到那里以后才发现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公司为何要把我们一家人安顿到那里，至今不得其详。我去后才听人说那是一块墓地，是“太平间”，那里曾经住有一些人家，都是不明真相才搬去住的，后来都因有这样那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原因悄悄地搬走了。
那是一片神奇古怪的土地。在那地方我的几个娃娃都说看见过红色的小人儿在院里翩翩起舞。她们要求家里养一只狼狗壮胆。后来我们家也就养了一只狗，它叫海豹，它陪伴我的娃娃在那里度过了5年酸楚难熬的岁月。孩子们那时候还小，老大、老二才上小学。每当我们要出门时就都紧紧地拉住我们的手不让走，要我们千万别再锁院门，都说让她们在屋里待着很害怕，从心里害怕。
当初我还不以为意。我想那是娃娃一种依恋父母的心理，她们巴不得天天有大人陪同，才玩得开心踏实。她们一个个都是想入非非的幻想家，她们还不能区别现实和幻觉的界限，故她们才有纯属虚构臆造出什么红色小人儿翩翩起舞的幻觉。后来，那幻觉越演越烈，直至她们先后都得了夜游症，她们的母亲也一个人夜里爬起来嘤嘤啼泣。她还让手扶碾断了右腿，我也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一家人都病的病残的残了，才促使我认真思索，觉得这里发生的事真他妈的太怪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那是明摆着的祸害。那祸害就是那三根粗大的铁烟筒日日夜夜能赐予我们家的一切，那洪水猛兽一样咆哮着的高强度噪音，那浓郁得呛人的橡胶的化学气味，那滚滚而来的烟云和无法抵御的无孔不入的尘埃。我们家和它们太靠近了，是化学气味的烟尘无处不在地介入，从生理心理上的侵蚀吞噬才使得我们陷入了无边无涯的苦痛的深渊。
我想我的孩子们也是能感觉到的。她们常常蒙着被褥塞着耳朵睡眠。有时候，她们从睡梦中悄悄爬起，直愣愣地瞪着眼睛在屋里荡游然后又悄悄地上床入睡。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的大女儿云云就曾含着泪花对我说，爸爸，我们回老家去吧。我们不要这样的落实政策。老家总有一口新鲜空气呼吸，这里却永远没有，这里的气味太难闻了，受不了呵！
在西花园居住的5年中，我就坚持向公司领导作过30多次口头和书面的报告，要求他们设法给我另挪一个住处。我也发现公司确有多余空着的楼房，他们已给公司领导和老职工的子女分房子了，还把富余的房子租借给外单位关系户，我总以为他们会设身处地想想给解决的。然而，很遗憾，庄熊经理几乎每次对我都是这样回答：吴作家，您的问题也真是太多，在银川设个办事处专门为您解决问题也解决不完。什么空气污染、噪音、粉尘侵害人体，说实在的，这些词我还是第一次听您说哩！大概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吧，那些书少看点你们也就身心健康了。您也应当体贴体贴领导吧！他说话时愁眉苦脸，仿佛更需要关照怜悯的是他，他倒是要向我求情告饶了。
面对这样的领导我每次仿佛置身于板门店的一场马拉松谈判，双方竟然找不到一句共同语言，更看不见希望的曙光。但我仍然坚信自己还是走向一个目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已记不起是哪位诗人说的了，我就常用这样的诗行鼓励着自己和我的妻子女儿，要求她们必须学会最大容量的忍耐和坚韧，得有个当宰相的肚量，得要在自己肚子里容纳下一支舰队才好呵！
我觉得妻的事情更要麻烦一些。
我让她不要再凑热闹，有个临时工干干就可以了，而她却非要转成个正式工不可。她也很有理由，她说她本来在幼儿园就要转正了，是庄熊把她闹下去的。何况她在仓库干活还让手扶碾断了腿，她感到冤屈。但她又不去找庄说理，单是有个找我算账的本事。口口声声说是我迫害了她。她说，她如不是嫁给我这样一个麻烦的男人，她哪有这档子事。催我去找回她应当得到的正式工作。她爱哭爱嚷，火气来了便砸锅砸碗，有时还把娃娃打得鬼哭狼嚎。
她真是太不谙世事了。她怎能责怪我迫害她呢？她闹工作闹得最凶的那段时日，我正好让橡胶厂的噪音折腾的得了个怪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我走路旋晕，天昏地转，自觉马路倾斜，电线杆、楼房、街灯都在跳舞。我最怕吵闹。我怎么给她去找领导。我只好苦苦哀求她，请她放心，待我病好些后，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给她解决。我同她认真地说，你若是真把我哭死了吵死了，那我就管不了你的事了。这样，她天天把我当聋子一样对待的喊叫才稍事平息。
我不是领导，我好是能解决她的工作？我反正是不敢相信自己，然而她却相信，不仅相信，而且深信不疑。
我发现有时候谎言能治病也能给家人带来自信和宽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