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常给我写信，每次来信总要附上一些诗歌、散文或小小说。她真诚地请求老师给予指导，尽可能帮助她推荐发表。她说她只有依赖于文学才能使自己破碎的心得到宁静和抚慰。
要是在前两年，我一定会向她伸出热情欢迎的援助之手。作为一名老编辑，我确实扶持帮助过许多年轻人，有的甚至成名成家，在事业上取得较大成功。有的后来尽管未能走上文学之路，但他们却始终记得文学曾是那样深深打动了自己，影响着自己的一生。
帮助他人是美好的。但近年来我深感自己老了疲惫了，许多想做的好事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能怎样帮助他人呢。何况她这种情况又无法向人推荐介绍，她是个被判8年徒刑的女囚，她的这些信件文稿都是从狱中寄出的。她没有任何让人值得欣慰或夸耀的故事，谁又能真正理解和接受她这样的女人呢？！
社会公众对罪犯的冷漠也影响着我和我的一家。然而，不知出于何种缘由，也许是对年长者的尊重和信赖，她仍然坚持着给我写信写稿，直至两年后她才逐渐淡漠。这也是我意料中的一种必然：可怕的人间冷漠效应。
然而，第五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却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特种邮件。一看是她的笔迹，但不知为什么是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监狱。怀着好奇心理，我拆开了这封来信：“老师，当我再次鼓起勇气给您写信时，我已不是某监狱的囚徒，而是日本MCT 公司驻京办事处的一名雇员和翻译了。我原是外贸学院二年级学生，因吸毒偷窃姑妈珠宝（她是珠宝商人）误入歧途。我原以为会有人帮助我原谅我的，直至包括像您在内的所有求援希望都彻底破灭以后，才彻底改变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正是您和亲人的冷漠重新点燃了我的意志，使我在狱里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并提前3年获得释放。在此，我特别要申明的是，我的犯罪是自寻的，我写作给您是为了表示感激，我确是在冥冥中得到您的指教，尽管您啥也没说。”
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我真想哭，我不知道是要向这位女士道歉，还是检讨自己的不是。思谋良久，我倏地想起《创世纪》上的一句名言：“上帝看着他的创造物发呆，发现一切都甚善。”
我觉得正是这种“甚善”的思想改变了她的一切，上帝并没有为她做什么，更不是我，而恰恰是她自己良知的发现。我真诚地祝福她！
（原载2001年6月21日《银川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