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主义对宁夏的经济掠夺。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甘宁地区，首为英国，其次为沙俄。在19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势力就伸张到这里，英货由北京、天津经包头输入宁夏。英、俄巧取豪夺，强买强卖，牟取暴利。同时，据记载，左宗棠为镇压西北各族人民的起义，自l867年至1881年十多年间，先后六次向英国丰汇、怡和等洋行借银，总额达一千五百多万两，而且利率之高超过一般惯例[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4]。据曾纪泽在其《使英日记》中说，当时“英商承借这种款项，通常利息不超三厘，重则四厘。借给中国，债主竟得八厘，银行经手人得佣金二厘”，而且华商买办从中作祟，“却报以一分五厘，从中抽取五厘”。这样巨额的借款和利率，无疑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英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扩大其侵略势力。英、俄商人接踵而来，到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对甘肃的经济侵略势力又有了新的增长，以英、俄为主的资本主义商品如毛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不仅遍及各城市，而且深入到了农村。外国商品如潮涌进，加速了当地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帝国主义在倾销商品的同时，还以不等价交换的手段，掠取当地土特产品而输出。在光绪初年，英、俄洋行就通过京、津等地的买办商人，收购甘、宁、青地区的羊毛转运出口，从中渔利。20世纪初，洋商见有利可图，来甘者络绎不绝，洋行林立，仅在宁夏石嘴山一带就设有十余家。规模较大者有英商高林、仁记、新泰、天长仁、平和、聚立、隆茂、明义，德商瑞吉、兴隆十大洋行，经营40多年[刘廷栋.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宁夏文史资料（第4辑）]。《西北丛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购甘、宁、青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运、驼运至天津出口……贸易盛时，年可收皮张百万张，羊毛三千万斤”[林竞.西北丛编.神州国光社，1933]。帝国主义把原料运回加工，然后运来成品，以高价出售，攫取暴利。
19世纪后期英国输入鸦片，泛滥成灾。当时大批宁夏民众从购买吸食鸦片到大量种植，致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白银大量外流，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此项外溢较国债尤甚”。
第三，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精神文化的腐蚀和渗透也接踵而至。1879年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传入宁夏北部地区。1897年，天主教把甘肃作为在中国传教的第二区，由比利时籍韩主教在凉州（今武威）设总教堂，基督教分别在兰州、西宁、宁夏设布道区。在十多年间，他们以教堂为据点，不断扩张势力，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争夺教民、争夺地盘、霸占民间土地和房屋、放高利贷、强迫群众信教等恶性事件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1901年12月13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营子教案”[石嘴山市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1667]。
第四，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清末，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境内多是土路，与外来往与货运主要靠黄河水运和六盘山古道。求学之地大多是私塾，学生读的是四书五经，被灌输的是忠君思想。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驿站通邮），致使“惜西北民智纯为专制所缚，虽东南内地弥漫革命思想，而西北尚未普及传播，一般人仍然无识无知”[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见：民国风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辛亥革命前，按照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甘肃应设同盟会分部，但由于许多困难所限，成立甘肃同盟会分会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不过一些在内地参加革命而受到清政府通缉的革命分子陆续来到甘肃兰州，建立了以刘先质、彭大寿为总联络人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中卫生员苏芬（字岚卿）、宁夏府城的吕锡有等人遂被招入兰州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并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见：民国风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他们带回了三民主义思想并进行传播。1911年6月，兰州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至宁夏开展工作。他们联络各社会阶层，发动绅、学、军、政界有识之士，如胡志笠、田丹屏、夏梓、王俊、刘复泰、袁宗刚、黄连升，以及宁夏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50余人，加入同盟会组织，并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建立了“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刘先质任支部负责人。据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吕锡有回忆：“辛亥季春余亦因筹款……在即，逃学偕刘先质君抵宁夏，首备宁夏支部，约绅学界同志57人参加，西北已奠革命之基……是年秋季，余等革命集团中，曾网罗不少人才，而地方名流学者亦多所参加，广大力量。除有洪门大集团为基本势力外，复将甘肃忠武周务学所三营，宁夏巡防续补五营运用成功。一时风起云涌，对清吏大使威胁，在宁夏将军、副都统府，兰州督署等大衙门内，时有革命威胁标语”[宁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59]。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组织领导宁夏的革命。他们发展组织，宣传同盟会纲领和孙中山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使备受压迫奴役的宁夏人民很快就接受了三民主义，从而出现了民主共和思潮的高涨和社会观念的更新，进而推动了宁夏辛亥革命爆发。
第五，同盟会积极发展与哥老会的关系，引导哥老会投身革命。宁夏哥老会成立于清同治左宗棠督甘镇压回民起义时。那时在湘军中有不少湘、鄂、皖、川籍的哥老会成员，退伍后落籍西北各地，有的为官，有的从事农工商业，但多数后来随着土地集中而失业变为流民。到光绪末年，哥老会已无处不在。其民族成分包括汉、回、蒙、藏、满等族。辛亥革命前夕，“估计当时哥老会在宁人数有数千人之多，遍布于各个方面”[民国风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1]。同盟会派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四人加入宁夏哥老会，此四人被宁夏哥老会热情地推举为会党首领。哥老会“贺兰山堂”（亦名“兴隆堂”）首领高士秀、宁夏府城“西泉山堂”首领刘华堂等人也参加了同盟会。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卫的吴桂、殿钱忠，平罗的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哈明（回族）等也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及其提出的口号，这对壮大革命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哥老会组织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与骨干力量，同时宁夏的哥老会积极与陕甘哥老会相互联系，相互声援，有力地开展反清斗争。
第六，兰州起义消息泄露，起义地点转移至宁夏。同盟会原计划在兰州起义，但是起义之事为甘肃当局侦知，总督长庚“密令各地文武衙门、防军捕拿”，并将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忠武军三营严密监视起来。这样，原定在兰州首先起义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革命党人分析了当时整个甘肃的形势，认为宁夏乃“关中屏障，秦陇咽喉”，扼清廷北路交通要道，而且这里负山带河，物产丰富。由于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宁夏民族关系复杂，阶级矛盾尖锐。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宁夏的革命力量已逐渐组织起来，加之与省城兰州相比，这里的反革命势力也较薄弱。因此，西北革命同盟会决定战略转移。1911年11月14日晚，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召开了由各方面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岳武庙会议，决定次日各地民军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军以哥老会和巡防续补五营为主，兵分四路，汉、回、蒙各族共同参加。由革命党人刘先质为总领队，同时决定派高志清（即高士秀）、王占滨、孙学文、朱帮科等人分返灵州、平罗，与宁夏府城同时举义。
10月17日夜，高登云率100余人攻入州衙，光复灵州。11月19日晚，刘华堂、刘照黎、刘复泰分别率警士和卫兵、市民1000多人攻下游击衙门，杀死贺明堂。刘复泰率民军攻破宁夏县衙门，打开监狱，救出被捕会党群众。宁夏县知事陈元骧逃至李岗堡，被村民处死。起义军在鼓楼竖起写有“支那革命大元帅孙”8字的旗帜。11月21日，成立革命军政府，立即颁布“新政大纲”和“临时政纲”。平罗县王之滨、马跃川率众起义胜利后，于11月21日，起义民军建立“顺南”政权。此时中卫县也举行了起义，占领了广武。宁夏起义，全甘肃震动，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深惧陕甘革命联成一气，赶忙从攻陕前线的清军中，“抽调分统马麒、马麟部六营，急赴宁夏城，并准许进攻后可抢劫3天”[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北京：读者出版集团，2008.6，8]，“剿办”民军起义。12月17日攻占了广武，19日攻下叶盛堡和杨和堡。12月20日，马麒与满营清军汇合后，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府城，21日攻入府城，进行搜杀抢劫，伤亡平民1400多人。12月23日，“西军”攻入平罗县城，据不完全统计，“西军”屠杀平罗民众300余人，烧毁民房400多间。12月下旬，“西军”攻入灵州城，整个灵州城陷入一片血泊之中。据事后调查，“西军”和地主民团在灵州城杀害群众3000多人。侥幸逃脱的民军东渡，撤往内蒙古。至此，在反动势力的残酷绞杀下，宁夏各地人民的起义失败了。
宁夏各地人民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同全国各地的起义汇合在一起，表明了“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它直接冲击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推动了革命党人黄钺在秦州发动起义，“3月11日，黄钺在秦州成立临时军政府”[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北京：读者出版集团，2008.6，8]，进而推动了全甘肃的革命斗争。“宁夏起义后，甘境各匪蜂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见：辛亥革命（第6辑）.104]。同时，声援和支持了陕西的革命。陕西光复后不久，清廷震惊，急派豫西清军和直隶毅军分路攻陕，扑向潼关。陕西民军在清军的两面夹击下，处境极为严峻，在此紧要关头，宁夏爆发革命，直接危及清军后路，逼得坐镇兰州的长庚赶忙抽回清军驰援宁夏清军。这大大缓解了陕西革命军在西线的压力，改变了陕西革命军孤军奋战的局面。
辛亥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呼唤救国，宣传革命，在专制禁锢的宁夏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如同一声霹雳，使人警醒。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从而出现了民主共和思潮的高涨和社会观念的更新。一时间，出现了“共和”的旗帜和名号，以“民主”“共和”命名的政党、社团。人们的参政意识勃然迸发，仁人志士积极投身政治生活。思想禁锢的闸门一旦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如长江黄河之水一样奔腾向前，势不可挡。辛亥革命鼓舞回汉儿女不断地大胆地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浅谈陕甘两省对宁夏辛亥革命进程的影响
保宏彪[保宏彪，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辛亥革命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近代史和地方史学界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当时偏居一隅的宁夏地区辛亥革命的研究却并不丰富。虽然在《宁夏通史》相关章节和其他零散记载中对宁夏辛亥革命有所反映，但是由于甘肃与宁夏的隶属关系和相关记载资料缺乏等原因，仍显薄弱。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宁夏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的考订与评价，横纵向比较研究还不多见，尤其是对宁夏辛亥革命与周边地区关系与影响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所以，本文将从这一方面入手，重点分析作为宁夏近邻的陕甘两省对宁夏辛亥革命进程的影响。
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序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清朝腐朽封建统治的浪潮。在陕西和甘肃两省如火如荼革命形势的带动下，宁夏地区也出现了革命活动。因为陕西和甘肃两省在地理上与宁夏相毗连，民族与文化上具有较多共同性与共通性，甘肃省在行政隶属关系上长期领导宁夏，所以它们对宁夏辛亥革命的爆发、发展与失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陕西、甘肃两省对宁夏辛亥革命爆发、发展和失败的影响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西北地区辛亥革命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