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等。新剑桥学派坚持了凯恩斯的基本观点，特别注重了货币金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并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了扩展，主要有：将凯恩斯货币需求的三动机扩展为七动机；在货币供给理论上，不完全赞成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应论，认为对现有货币供应量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是货币需求，而货币需求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的盛衰及人们的预期；在利率理论方面也提出了不同于凯恩斯的借贷资金论。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汉森、萨缪尔森、索洛和托宾等。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提出内生货币供应论，认为货币供应量主要是内生的；把乘数理论引申到货币金融领域，提出货币乘数论，并建立了乘数模型；认为货币的交易余额也具有利率弹性，并提出平方根定律；否定凯恩斯在货币投机需求理论中持有货币和持有债券不能两者兼有的观点，认为一般人都是既持有货币，同时又持有债券；把国民收入放到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上，提出了著名的IS-LM模型等。
3.新经济自由主义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众多的流派。从总体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坚持的国家干预主义，另一个就是新经济自由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一般是指哈耶克学派、西德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合理预期学派等六大经济流派的总称。
（1）哈耶克学派。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可以算是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中最为彻底的一支，他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中立货币说和货币非国家化两个方面。
对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哈耶克等少数经济学家在维克塞尔累积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应该消除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保持货币的中立，让市场机制在不受货币因素的干扰下正常工作；并将中立货币的概念发展为一个系统的理论，据以说明货币中立是经济均衡的条件；该学派还提出了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针锋相对的资本供给不足论，用以阐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原因。
哈耶克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货币发行的竞争问题，他从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出发得出结论：货币非国家化是货币发行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由私营银行发行竞争性的货币（即自由货币）来取代国家发行垄断性的货币是理想的货币发行制度。因此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货币非国家化或自由货币说。
（2）西德学派。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根、罗伯凯、贝姆、卢茨等。它是在战后的西德盛行起来的，其理论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在国家组织和维护经济秩序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型。在货币供给理论方面，西德学派特别重视货币的稳定，认为货币供应的总原则应该是保证币值的稳定；货币供应的指标应选择中央银行货币量；并且提出了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区间论，认为将货币供应增长率确定在一个数值上是欠妥的。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西德学派认为货币稳定和物价稳定紧密相关，反对凯恩斯主义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认为治理通货膨胀首要的是减少货币数量。他们在货币政策目标及中介目标等方面也作了许多研究。
（3）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前面提到的维克塞尔是该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人物有林达尔、米尔达尔、伦德贝格、奥林等。瑞典学派的货币金融理论突出表现在利率理论和经济开放型小国通货膨胀理论上。
（4）货币学派。货币学派是当代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它的出现较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是，由于它产生于凯恩斯主义即国家干预主义的鼎盛时期，所以一开始就以对抗凯恩斯革命的姿态出现。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在战后兴盛了20多年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灵了，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货币学派以通货膨胀为靶子，猛烈抨击现代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提出了以稳定货币、反对通货膨胀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由于这些政策顺应了当时的新形势，因而赢得了很多赞誉和追随者，并逐渐成为西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多，有美国的布伦纳、梅尔彻、安德逊等；英国的艾伦沃尔特斯、戴维·莱德勒、迈克尔·帕金等；奥地利的赫尔姆特·弗里希等人。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他的主要货币理论将在下面第三个问题——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中予以介绍。
（5）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个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凯恩斯主义的失败给供给学派的崛起和发展制造了空间。一般所说的供给学派是指那些特别强调供给，力主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活动的一些学者，其代表人物有蒙代尔、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屠利、吉尔德等。他们重新肯定萨伊定律，否定凯恩斯主义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力主市场经济，反对干预；由于供给学派以增加生产、扩大供给为主旨，所以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特别强调货币金融对于供给因素的影响；他们从提高供给能力的角度出发，力主稳定货币，反对通货膨胀；在进行货币限制问题上供给学派建议改变货币制度，恢复金本位制，至于恢复什么样的金本位制，却并没有一致的方案。
（6）合理预期学派。这一学派也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是与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并驾齐驱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萨金特、华莱士等。合理预期学派运用合理预期理论，将合理预期的思想贯穿于货币金融理论中，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合理预期学派货币金融理论的核心和基点是：货币是中性的，它不可能对经济生活中的就业量、实际产量和实际收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唯一能影响的只是名义变量；由于公众合理预期的形成，一旦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量，公众的预期价格立即形成，结果名义利率上升而实际利率不受影响，因而变动货币量在初期对利率的短暂效果也将消失；所以从总体上看，无论松的或紧的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在存在合理预期的情况下，最明智的货币政策就是公开宣布一个固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长期坚持，取信于民，在这种方式下形成的通货膨胀率，不会伴随失业率上升或下降。
从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们一方面有力地说明了预期行为和预期作用对于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预期理论推向一个极端，认为政府的干预在合理预期存在的情况下都会落空，而且，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设立的假定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而其现实应用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预期在研究人们微观金融活动和市场行为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又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货币供给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货币供给理论的基础——信用创造学说
信用创造学说产生于18世纪，这一学说力反传统信用媒介学说关于银行的功能只能是为信用提供媒介，银行只能在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发放贷款的观点，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能够超过它所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并且能够先发放贷款，然后再创造出存款。所以，银行的授信业务（资产业务）优先于其受信业务（负债业务），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并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先驱者约翰·劳在其《关于货币的考察》一书中提出了信用创造货币、货币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他指出；“信用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用的。信用量的增加与货币量的增加有同样的效果，即它同样能产生财富、兴盛商业。”到了19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迅速发展，商业银行普遍设立，支票流通和存款转账已被广泛采用，而且，支票的流通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银行券的流通规模。这时的信用创造学说就从约翰·劳的发行银行券的信用创造理论转为麦克鲁德的创设转账存款的信用创造理论。麦克鲁德进一步认为，银行所贷出的款项，并非来自于银行所收受的存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独自的创造行为。银行供应信用，决不受其所受信用的限制。银行以其所收受的现金存款为基础，在维持一定的存款准备率之下，通常可贷出几倍于存款的金额。所贷出的金额，照例转作借款人的存款，而由借款人以支票或其他付款凭证支付划拨。这种支票或付款凭证流通于社会，实际上执行着货币的职能，所以，它与银行券没什么区别，因此，麦克鲁德认为，不仅发行银行能够创造货币，就连一般商业银行也能够创造货币，并且后者所创造的货币的数额远远比发行银行创造的数额大。麦克鲁德经过对信用创造限度的研究还发现，银行在收受的现金存款的基础上，究竟可以膨胀多少信用，主要取决于习惯性的存款准备率；在没有提现的条件下，银行通过信用创造所达到的存款总额是原现金存款的数倍，这个倍数大体是存款准备率的倒数。
阿尔伯特·韩是信用创造学说的另一代表人物，他正确地将银行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信用创造银行，第二类是信用表现银行。信用表现银行只起信用的媒介作用，它所提供的信用的规模依存于它所接受的信用即现金存款的多少。这类银行并不以提供信用为主要业务，故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甚小。英国的票据承兑银行和德国的储蓄银行以及地方小银行属于此类。信用创造银行则与此相反，它的主要业务是提供信用，并且提供信用的规模不受现金存款多少的限制。同时，第一类银行还能够无限地创造信用。他认为，信用创造银行提供信用的规模，只受社会公众对它的信赖程度和它自己本身对于流动性的顾虑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他因素都不能制约它。因为当商业银行发生支付危机时，发行银行会“无条件”地大量供应银行券，所以商业银行自身对于流动性没有顾虑；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商业银行的信赖程度又依赖于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在流动性不成问题时，信赖也不成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创造货币。
可见，信用创造学说兴起之后，流通中的货币是如何形成和怎样运行的等等问题也就开始明朗化了，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当局通过什么手段，采取什么方法加以控制等等问题也就很自然地提出来了，而这一切就是货币供给理论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二）萌芽时期
货币供给理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菲利普斯在1921年出版的《银行信用》一书中最先使用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这对概念。他说：“原始存款是现金通货，或者其他银行的支票和汇票、现金的等价物存入银行而形成的存款，而派生存款则是接受银行放款和票据贴现的顾客，将其资金转入到自己的存折上，或是转入新成立的银行的存款。”应该说，他注意到了原始存款与派生存款的区别，也就把握了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然而，他本人对此并未作过多的研究，很多问题都没有深化，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有众多学者研究货币供给问题，货币供给理论才成为货币学的一个热点为世人所瞩目。
在纸币流通制度形成，中央银行诞生并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就引出了货币供给理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也为货币供给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信用创造学说的问世则提供了货币供给理论产生的现实可能性，也为货币供给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18世纪的中央银行就已经垄断了货币发行权，19世纪下半叶信用创造学说已经完善，但由于当时金本位制流行于世，人们都相信金属货币的自动调节功能，所以并未注意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摧毁了金属货币流通制度，但这时又由于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问世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财政政策上，忽视了货币政策。因此，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逐渐失灵，加上货币主义的出现，货币理论，特别是货币供给理论才为人们所重视。
（三）成长期
货币供给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此以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因而，将货币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货币需求的研究上。此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因而逐渐重视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其中弗里德曼、施瓦茨、卡甘、梅茨·史密斯等都在这一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理论模型：
1.弗里德曼-施瓦茨的分析
其主要分析与观点出于两人合著的《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
首先，两位经济学家把货币划分为两大类：货币当局的负债即通货与商业银行的负债即银行存款。
然后，假设M为货币存量，C为非银行公众所持通货，D为商业银行存款，H为高能货币。R为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那么，则可列出以下等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