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贤梁
【摘要】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就是要消灭剥削。然而，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都认为，现实中大量存在并得到政府支持鼓励发展的私营经济是具有雇工剥削性质的经济形式。显然这样定性私营经济，是不利其发展的。对此，晏智杰先生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界定剥削。经过重新定义的剥削，就是指对某种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无偿地占有社会或他人的劳动成果。私营企业主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合法地雇工经营所得利润收入，不但不能视之为剥削加以消灭，相反，对这种合理合法所得应予保护，不容侵犯。社会主义所要首先消灭的是那种垄断性地占有经济以至政治上的资源而无偿地占有社会或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现象。
【关键词】剥削私营经济垄断性占有
一、晏智杰先生的卓见
根据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是商品价值唯一的源泉。雇用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商品全部价值，而他们却只能得到其中一部分相当于他们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部分就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其具体形式是利润、利息和租金等。这些东西都是资本家即私营企业主得到的剥削收入，而作为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的私营经济及其剥削就是万恶之源，跟旨在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里，私营经济被完全消灭了，而且还连带地几乎消灭了没有雇工剥削的个体经济，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尾巴”，据说它每时每刻都会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但具有强烈反差的是，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到目前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私营企业的发展已超过400万家，而且目前每天正以新增1000多家的加速度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和评价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以及剥削现象，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此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晏智杰先生在其《灯火集——劳动价值论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中认为，对我国经济现阶段的情况，绝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问题的方法和结论，而应从创造财富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来重新看待剥削问题，“而不应拘泥于以往的传统观念。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年我国私营企业主发展的历程，就更应当对他们投去新的目光。”他们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引导下走上致富之路的，其中很多人在个人致富的同时还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光彩事业、扶贫开发和希望工程等事业中，无不闪动着这些新型私营企业家的身影，他们中许多人已跃居全国最富裕阶层，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活生生的见证。如果离开这种大背景和具体情况，凭借某种传统观念重新将他们打入另册，显然是有悖情理，于国于民不利的。”
二、利润如同利息、股息、房租等不是剥削而是
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合理得到的回报
目前我国实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其依据就是社会财富是由各种生产要素一起创造的，那么，各种要素也就都有权利从中得到相应的份额；只要得到的份额同自己对社会财富创造所作的贡献相适应，就应当说是公平合理的。在这里既没有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也没有无偿地被别人所占有，因此就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可以想象，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个要素所有者所得到的收入水平，肯定会出现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就是不公平，更不能等同于剥削，因为分配的原则或分配尺度是统一的或公平的。尺度统一是实现公平合理分配的必要条件，也是分配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志。以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作为尺度，即各种生产要素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作的贡献，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商品和劳务，都有其客观的标准。这在资料齐全，方法得当的条件下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总之，在严格按生产要素来分配的条件下，各种要素得到的份额与其贡献相适应，这时就不会有剥削，但是，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否认中国目前不存在剥削，而是要给剥削一个新的更准确的定性与定位，即认定剥削就是凭借对某种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无偿地占有社会财富与别人的劳动成果。在无偿占有这一点上，这里所说的剥削与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是类似的，但内涵上有所不同。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私营企业主无偿地占有他所雇佣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的劳动。而这里讲的新的剥削概念，则认定剥削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无偿占有社会财富和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不在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雇佣工人。“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一定是剥削的根源，只有对它的垄断或滥用才会带来剥削。”私营企业主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而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如果对工人支付了同工人的劳动贡献相适应的报酬，也照章纳税对国家财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则他们手中的私有资本也不是剥削的条件。如出租自己合法拥有的房屋、汽车，购买股票得到的股息，把钱存入银行得到的利息等等，这些都是合理得到的回报，就更说不上是剥削了。另一方面，在属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地方，也可能有剥削，如果它们被某些人转化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会成为无偿占有社会或他人生产成果即进行剥削的条件。
三、剥削就是对某种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而
无偿的占取社会或他人的劳动成果
既然剥削就是对社会和别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那么它就不限于经济生产领域。事实上在政企难分的公有制经济以及政府部门中，某些握有实权的人物在目前缺乏那种“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宪政机制下，通过滥用公权谋取不义之财（如收受贿赂、贪污盗窃、走私贩私、敲诈勒索等）的不法行为从本质上说就是无偿占有国家财富和别人的劳动成果，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剥削和掠夺，更因为他们有职有权，拥有各种合法手段和资源，可以披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外衣，因而这种剥削和掠夺所造成的恶果对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破坏和威胁也就更大，对这类剥削现象更应引起高度重视。但传统的剥削理论却与此无关，对其不置一词，却执著于将剥削限定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工人榨取剩余价值，迷失于深挖私营经济及其剥削的所谓“万恶之源”，喋喋不休地定性说我国目前私营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具有雇工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以便于将其打入另册，而对身边那种更原始、更落后、更野蛮、更残酷的经济以至政治上的剥削，却可以“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剥削者可以既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开办工厂、经营商店，更不雇佣工人，就凭滥用手中的那种尚缺乏分权制衡的权力，因而不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剥削学说的范畴之中，相反的将剥削论的矛头一概指向私营企业家，将那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并为社会和民众作出贡献的私营企业家通通指斥为剥削者。“这是传统‘剥削’理论双重的错位和悲哀。”
凭借对经济以至政治上的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而无偿占有社会或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现象，在目前中国制度转型期间，不在少数，比发达宪政国家更为严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5年《瞭望》杂志22期、《半月谈内部版》第6期所报道的在四川省汉源县出现的一个以原县委书记汤福锦、不法商人彭氏兄弟为主体的官商集团。这一集团首先是彭氏兄弟通过贿赂县委书记汤福锦等官员建立利益同盟，再对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从经济上掠夺社会财富或无偿占有他人的生产成果，最后以财谋官，进一步维护其所掠夺或剥削得来的不法财产。这个利益集团长期利用公权操控或垄断性地占有整个县域的经济命脉，涉及干部之多，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短短的几年中，这个利益集团就控制或垄断了全县冶金、化工、水电、建筑、采矿等支柱行业，其操控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2108多元，占汉源县国有资本法人企业注册资本金的76.92%，和私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64.3%。
经营企业，兴办矿山，开发水电在汉源县干部中十分普遍。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笼罩下，凭借其垄断性地占有的政治资源如权力和经济资源如生产资料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成为社会风气。从人员构成上看，既有县级领导干部，又有乡镇领导干部，既有部门主要负责人，又有一般工作人员；从形式上看，有的本人直接开矿，有的参股入伙，有的为亲属子女办矿提供便利条件，有的拿干股分红利，有的收送红包，还有的在企业中兼职兼薪。显然，在汉源县出现的这种垄断性地占有经济以至政治上的资源（如财产、权力等）而无偿地占有或掠夺社会财富和他人劳动成果，是我国经济政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典型的剥削现象。难道社会主义所要首先消灭的，不是这种令百姓无不切齿痛恨的因垄断而形成的剥削吗？！
四、企业主的雇工经营是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剥削活动
就我国目前大部分私营企业家来说，应当肯定他们为繁荣经济、活跃市场、增加产品、吸收就业、方便群众生活、增加国家税收等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诚信经营，遵纪守法，对国家和职工做出了应有的支付，做了该做的一切，没有做不该做的一切，就没有理由将他们视为剥削者，因为他们并没有无偿占有别的要素的贡献。即使他们凭借手中的资本或其他不动产获取的报酬，也不能一概归于剥削，除非这些东西不是他先前的劳动成果的积累，而是非法所得，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不是多数。
如果一个私营企业主手中有一笔来路清白的钱投资企业经营，其所有收入构成不外乎是：资本或其他财产的产权报酬，投资风险收入，企业经营资金的回报；如果他还直接参与了生产劳动、经营管理或科学技术工作，那就还有相应的劳动、经营管理或科学技术工作的报酬等等。他对这笔投资的使用合理合法，而且增进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福利，所以没有理由并且将其收入视为剥削。再假如这个人把他这笔来路清白的钱存入银行或买一栋房屋出租，他就可以得到一笔似乎是“不劳而获”的利息或租金，然而，这些收入实质上是先前劳动成果的转化形式，是劳动报酬的延续，并不是对社会财富或他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因而也就不能等同于传统观念中的剥削。这笔钱投出去了就是他对社会的一个贡献，他因此得到的收入如果不是看做他对社会贡献的回报而视为剥削并加以谴责或取缔，由此使他把这笔钱转移到国外或拿去花天酒地挥霍一空，这样对国家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