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学、科研管理模式的行政化
教学和科研被认为是高校的两大基本任务，立身之本。教学促进科研，科研提升教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但是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如今都染上了行政化的色彩。首先，在教学方面，上级管理部门不顾各所高校的客观实际情况盲目设置和发展专业，高校自己没有开设专业的权利；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严格规定教学计划，统一安排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课时数，高校教师也不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完成教学任务，从而抹杀高校教师的积极性；教师必须以固定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按照统一的教学要求去检查、评比教学任务，制约了高校教师的课堂教学风格和上课特点，从而束缚了高校教师教学活动的创新和实践。
其次，在科研管理方面，高校的科研工作越来越依赖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第一，现在高校为了办成理想性的研究型大学，扩大高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科研工作必须得上一个台阶，所以很多高校不断鼓励教师去做科研，甚至以硬性规定每个教师每年必须要发表多少篇文章才过关，出现了只追求文章的数量而不管文章的质量的现象，所以长期以来，科研管理工作都是以盲目的定指标、下任务、排名次为主要任务，而不是帮助教师更好的搞好教育教学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创造出研究型的学术成果为目标；第二，有些高校为了得到各种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上级主管部门对研究人员也做了硬性规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的内完成任务；第三，高校的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定规则和标准来评审教师参与的科研成果，而且有些高校组织自己选定评议专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出现了高校的学术活动要围绕着行政部门转的怪现象。
（3）学术评价标准的行政化
高校教职工的创造性成果和工作效果应是对其价值认定的重要标志。然而，大学里教师职称晋升、科研项目申报和成果评价，以至学科建设的评审带有严重的官本位。由于确定价值间的秩序和等级是一项相对比较复杂的工作，特别是教师劳动具有成果的多样性、成果成因的群体性、成果显现的迟效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因此很多高校对教师和学术认定工作往往采取的是简单的级别化标准，以行政级别论学术，以等级制度量科研，即不管是在评价专家、教授的学术或教学水平，还是在评价科研、教学成果时，基本上都是依据被评价人所得到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或校级等不同奖励来划分。例如，对于教师，有论文多少、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科研课题多少和什么级别、获奖的多少与级别，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也分成在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等，这些不仅成为晋升的硬指标，而且是计算工作量和津贴的依据。但是刊物的级别、课题的申请和奖项的评定，又都是由行政主导和计划的。
（4）高校利益分配的官位化
在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学校中，教师本来是高校活动的主体，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后勤服务人员是为教师服务的，行政管理部门是为教师服务的部门，但是一些高校的福利分配制度和有关奖励制度都是倾向于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且行政级别的高低决定利益分配的多少，行政级别越高，那么其社会影响力、社会的关注程度和所收到的利益就会越高，反之就会越低。这样，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就形成了“马太效应”。
而且，我国高校本身存在着职务级别的高低和特权的多少，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职务级别越高，就说明他的特权越多，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开“方便之门”，如住房、工资、医疗和各种福利补贴等等都会倾向于他们；在评先、评优及评奖活动中，高校各级干部也占优势，而一般的教职员工就没有这样的特权，而只能以相对应的职称和工龄来挂靠，来获得相应的福利和利益。所以某些高校中许多管理人员不仅享受行政级别待遇，而且要享受教师级别的待遇，相当于“双肩挑”，拿双份福利。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官员出现了争职称的现象，有的还以“工作需要”和“大局考虑”为借口来优先评聘官员。由此可见，以官员为中心的高校利益分配制度既是一种价值认同的失衡，也是高校“官本位”现象的表现之一。
（5）人才激励机制官位化
我国普通高校本应该“以教为本”“以教师为本”，但是官本位意识的渗透使得高校的各个人员认为，只要当了“官”，有了一官半职，在高校中就有了地位，别人就会尊重你，才能够体现出自己在人生中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所以在某些高校中教学、科研和后勤管理等部门都普遍存在着“争相当官”的现象，甚至在一些纯粹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现在人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某某大学如果要竞选处长、副处长之类职务，去竞选的绝大多数都是高校中职称和学历较高的，如教授、副教授和博士及博士后等。而且，现在还有的高校是以“奖官”的名义来选拔人才，不仅公开承诺要给予其丰厚的物质奖励，而且还答应有其相应职位的官职。这种以“官位”来诱惑人才的方法到处可见，使得高校的很多教师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学术研究质量的优劣，而是权力地位的高低，长期以来，就会使得部分学者放弃对真理和学术的追求，而转向对权力利益的向往。
高校人才官位激励现象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把向外输送和推荐干部作为对教职工工作成绩的认同措施[郑良勤.高校官本位行为意识的不良影响与消除对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干部教师都愿意到一些偏远的山区和地方去挂职锻炼，因为他们一旦到了地方学校，就会成为领导或是关键人物，人们就会尊重他，就会得到相应的利益和好处，如获得了某个科研项目以及其经费，就会提高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能使自己的科研能力和业务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在人们看来，“当官”了之后，就会有丰厚的物质收益，而且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因此，高校的人才激励机制也是“官本位”的表现之一。
2.4中国古代“官学不分”历史文化的熏染
高校严重的行政化现象形成已久，这缘于它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在古代就具有了大学教育，但是一开始它就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以学在官府为主要特征，教师是由文武官员兼任的，官员和教师不分，从而形成了“学在官府，官学不分”的传统文化特征。
2.4.1“官学部分”的历史渊源
自秦汉至清朝中叶以来，我国一直就是一个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学校和学术被官府所垄断。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学术自由逐渐受到压抑。在清末，随着西学的引入和大学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初步接触到学术自由的概念。清朝政府官员通过政府任命来选出，高校的管理权全由上级管理部门主导；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把高校作为政府的附属品，这就导致了大学行政化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学的办学方针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当时国家把医院、学校、银行等部门纳入国家行政体制，高校的校长或是书记也实行了厅局级或是副部级的待遇，所以大学实行了全面的行政体制，因此，这时候大学的行政化现象就越来越明显了。而且由于社会制度的不断变化和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中国近现代高校的学术自由的发展也没多大成效。“大学在中国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西方引进的。虽说学术自由随大学一同被引入中国，但我们对学术自由于大学的生死攸关性却缺乏深刻的理解[周光礼.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5.]。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早有人认识到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弊端。梁漱溟在1931年就指出了教育行政化的弊端，他认为只能打破官办教育的模式，对国外的先进东西加以借鉴和革新，才能够让中国的教育表现得生机勃勃，进一步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教育发展规律。所以，大学行政化与我国大学相伴而生，延续至今。
2.4.2“官学不分”的表现
所谓“官学不分”，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教授、教师官员化。学术职称是教授的，要争相当官，“双肩挑”。在某些高校，如果某一个教授或者教师的水平高，成绩比较突出，就要给他们授予个一官半职，让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是不重视人才。第二，行政人员、党政人员和后勤人员等高校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被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职称。本来行政、党政和后勤人员是为高校教师服务的部门，是非专业教师的部门，不是高校学术活动的主体，他们评教授和研究员等学术职称就把学术和行政混淆起来，是的大学官学不分。第三，高官挂职高校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在政府中的某些高官为了体现自己所谓的“价值”，就在一些高校挂职担任院长、教授等职务，这样“高官”和“高管”就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一些高官就可以在高校中竞聘教授或是院士，再次体现了“官学不分”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