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一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周总理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新的迷信”问题，并且认为这是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人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一九五三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周总理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例，更深刻、更尖锐地剖析了危害极大的“新的迷信”。
同时，周总理又极有人情味地嘱咐：“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曹禺同志的《雷雨》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7，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总理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那么，对于这一切曹禺又是怎么看的呢？曹禺事后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
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
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
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
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
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与这次紫光阁会议相隔刚刚一个月，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说：“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曹禺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受到了鼓舞和激励。
曹禺深有感触地说：
“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
“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
“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
“不只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生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后十三年那种隐隐约约、时现时隐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能不令人愉快呢？”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曹禹在会上大胆地谈出了自己对戏剧创作的看法。
曹禺坦率地说出在心中埋了许久的命题：
“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以写。
“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
“我写过一点东西，常是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应当说，曹禺这番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总理的激励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来的，才敢于针砭时弊的。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烈日炎炎，酷热难忍。
七月份，虽然“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已经降临，但是曹禺仍然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陪同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们，在武汉的长江岸边，观看毛主席游泳。他确乎是连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大地上将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
回到北京以后，“红色恐怖”已经弥漫于全城。
一队队身穿国防绿军服，腰系铜头皮带，臂佩“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们唱着“造反有理”歌，在大街小巷横冲直闯。曹禺的心颤抖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作出任何解释。
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已经把党委书记赵起扬等“走资派”揪了出来。对曹禺的要求还仅仅是按时上下班，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曹禺每天从铁狮子胡同三号，胆战心惊地来到首都剧场，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谁也不敢理，只能看看大字报，有时还要按照社论的调子写一张大字报。
更难熬的是下班以后，曹禺回到自己的家里，吃不进睡74不着，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睁着两只大眼，一熬就是一个夜晚。
不知道为什么，曹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揪出来”的日子不远了。
十二月的一个深夜，天气格外的冷。铁狮子胡同三号的院子里万籁俱寂，曹禺全家已经入睡。在一阵急促而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闯进屋里来。
曹禺从睡梦中醒来，真真地感到是大祸临头了。
“红卫兵”喝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
在茫茫的黑夜中，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小礼堂。
那里没有开灯，所有被“揪出来”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
曹禺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次日清晨，天渐渐亮起来。
曹禺偷偷地侧着脸看看屋子里的人，当他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的时候，惊呆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焦急，连夜进行干预，责令造反派立即放人。
曹禺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恶梦。
夫人方瑞一夜也没有合眼，见到曹禺后热泪盈眶。曹禺也又惊又喜地看着方瑞。然而，此时曹禺哪里会知道是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正在家里的曹禺听到以后，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再次从播音员嘴里听到“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心往下一沉，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河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那些日子里，曹禺觉得天昏地暗，准备迎接更大的厄运临头。
进入三月底四月初，天安门广场出现了花山、诗海、人潮。
愤怒的人民群众不可阻挡地呐喊着，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曹禺自然不敢去天安门广场，但是小女儿万欢却每天都要去天安门广场，并且给父亲带回来动人的诗篇。曹禺坐在椅子上，满脸是忍不住的激动表情。万欢坐在一旁，轻声地朗读着：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曹禺听着这些发白心底的诗篇，脸上又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因为他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周总理，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