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北方边境相对安定，固原仍沿袭元代开城、广安二州建制。景泰二年（1451年）以后，北方蒙元势力不断南下入侵，陕西苑马寺长乐监监正上奏朝廷请修固原古城，“固原”称谓得于此时。固原的“固”本作“故”，明代修筑时以此城为故原州城，讳“故”改为“固”。景泰三年（1452年）迁平凉卫右所于固原城，为固原守御千户所。成化三年（1467年），开城县治迁回修缮后的固原古城。第二年六月，开城县蒙古后裔满俊起义，朝野震惊。这是明代爆发的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满俊起义被围剿之后，明朝政府不断加强固原的军事权力机制，升固原守御千户所为固原卫，且大量屯兵。
马政机构“群牧监”，主管官马畜牧，是明代在固原区划建制方面独具特色的机构。明代的固原，是全国最大的养马基地之一，固原境内设置的管理细密的马政机构，与地方政权并存，专理马政，分苑马寺、监、苑三级，各苑马寺隶属兵部。
明朝设陕西三边总督，开府固原，前后约140余年，先后有56人出任固原陕西三边总制。这些开府固原的朝廷大臣有一个共同特点：凡出任固原陕西三边总制的人选都身兼要职，其中有一些是高层文化人，他们对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杨一清（1454～1530年），是出任陕西固原三边总督的代表人物，他曾三次亲临固原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为加强明代西北边备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明代署理西北边备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督。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描写固原历史风貌、山川景色、战争场面的诗作。杨一清著有《西征日录》一卷，《车驾幸第录》二卷并传世。《西征日录》写的就是总制陕西三边时的见闻，除了记载和描写固原乃至西北的风光和景观外，就是他的强国之策，富民之道。诸如他奏准实施的吸引商人运粮至边地、以粮食易盐引的“开中盐法”，为解决边军粮晌而实行的商屯和民屯等。
清代初年陕甘总督驻节固原，是明代固原陕西三边总制的延续。陕西总督下辖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四巡抚，节制陕、甘两省；旋即兼辖四川，改川陕总督。西北战事渐趋平息，四川与陕甘分离，仍节制陕、甘两省。陕西总督府设置固原13年后，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移总督府于汉中，但陕西提督移驻固原，直到清末。顺治初年，置固原道，属陕西省平凉府辖。由于结束了历史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使固原获得了近200年的和平与稳定，发展较快。
清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之后，左宗棠上奏清廷，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升固原州为固原直隶州，隶属平庆径固化道，为清政府直辖。同年，在今同心县地置平远县，在今海原县地置海城县，在今西吉县硝河乡置硝河城分州，均隶属于固原直隶州。同治十年（1871年），在原化平县地置化平厅；同治十一年（1872年）析平凉、固原、隆德、华亭四州县地，置化平直隶厅。
民国二年（1913年）陕西固原提督府裁撤，改为固原县。改化平直隶厅为化平县。隆德县所属的庄浪分县正式分离出去。同时，又将打拉池分县并入海城县，1941年改名为海原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改径原道为陇东专员行署，固原仍属陇东专区。海固三次农民暴动之后，划割固原、海原、隆德、庄浪、静宁五县地，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沐家营新置西吉县。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固原地区东北部曾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36年，以工农红军西征解放的固原东部一些地区，成立了固北县，属陕甘宁省领导，1938年撤销。此外，还在今同心、海原境内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固原地区隶属平凉专区，甘肃省辖。1950年化平县更名为径源县。1953年析平凉专区的西吉、海原、固原3县，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固原回族自治州，直隶甘肃省；同年成立径源回族自治县。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所属各县和隆德、海原县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撤销自治州建制，设固原行政专员公署。2002年撤固原行政公署，成立固原市人民政府；市政府驻地原州区，辖西吉、隆德、海原、径源、彭阳、原州区5县1区。
丝绸之路与固原历史文化
固原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交通要道上。东段北道的走向：从西安西北出发，沿径水河谷北进，过长武、平凉，人固原南境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石窟）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东岸的靖远，渡黄河即乌兰关（景泰县东），由景泰直抵河西武威。这条道最便捷，实质上走的是汉唐萧关古道。此外，丝绸之路东段中道也在固原境内；径源县境的鸡头道，即早期中道。到了元代，这条线路向北推移，大体是今天西兰公路的走向。
萧关古道，就是关中西出塞外的丝绸之路东段通道。伴随着萧关古道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和发展，出现了固原历史上的政权建置，也出现了一次次多民族驻足、融汇的历史画面。萧关道上有战火硝烟，也有和平时期的商贾、僧侣、使者和驼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和繁荣，积淀和形成了固原厚重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一是固原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依考古发现，固原境内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店河——菜园类型，以及齐家文化等远古文明。远在数千年前，各少数民族就在六盘山地区、径水与清水河畔或耕种，或牧放。秦汉以后，尤其是安定郡设立之后，成为中原在边地的重镇，显示了多种文化的融汇：有匈奴等西北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也有农耕文化，以及介于游牧与农耕两者之间的多元体。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西北乃至中亚民族融汇与进入中原的历史舞台，特别是西域和中亚文化沿丝之绸之路在固原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隋唐至元明时期，与中原密切相关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固原有缘。农、牧、工、商各业，佛、道、回诸教，更呈现出千姿百态、风格多样的多元文化特色。
二是中西文化的交融性。历史上的固原，地处中原与西北边地交汇处，是多元文化融汇和过渡地带，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20世纪80年代以来，固原相继发掘出土了一批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墓葬。1981年出土于固原县城郊雷祖庙北魏墓的描金彩绘漆棺，棺画的人物及图案明显地表现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并而未合、汇而未融的时代气息。同时，还出土了来自波斯的萨珊银币，再现了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畅通和固原丝绸贸易之繁荣。1983年在固原县南郊发掘的北周大将军李贤墓出土的夔金银壶、波斯萨珊时期的工艺品等，是中西文化交流和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1996年中日联合发掘的北朝重臣田弘墓，出土东罗马金币及玉钗、玉环、玉磺、金币等珍贵文物，生动地再现了东西文化交流在固原的璀璨历史。
三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固原的环境与空间使外来文化在这块土地上显得颇为兴盛繁荣。以明代最具代表性：明代固原属陕西三边总督驻节之地，明政府派驻固原的三边总督全由部院大臣充任，他们大都是进士出身，属高层次文化人。他们当中有的在固原创办书院，发展固原的文化教育事业；有的树碑建亭，辟湖为园，开发旅游观赏资源；有的筑城引水，繁荣城市建设。他们留下了不少描写固原历史古迹、山川风貌和风土人情的诗篇。明《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固原州志》，清《宣统固原州志》《民国固原县志》的编纂成书，是外来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集大成者。
四是固原历史文化的军事特征。固原的历史，基本上与军事相伴随。从早期的《诗经·小雅·六月》、《上之回》、班彪的《北征赋》、隋代李德林的《从驾还京》、唐代王维的《使至塞上》、宋代的无题诗《夏谏何所耸》，到1935年毛泽东在六盘山上写就的绝唱《清平乐·六盘山》，都描写了战争与军事，既有对战争意义的阐述，也有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既描写帝王出巡的宏大场景，也流露和倾吐了历代宦游为官固原者对战争带来的苦难的幽怨和义愤。这一切，既表现了固原历史文化的特点，也折射出中国历史的背景。
固原作为“丝绸之路”要冲，它所体现出的积极的交流作用和广泛意义，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范畴，它所记录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永久的辉煌。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存——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坐落在固原市原州区西北55公里处，为全国十大石窟之一。石窟造像开凿在整个须弥山东麓，地当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石门关（古称石门水）北侧。经过这里的丝绸之路，孕育了须弥山石窟。石窟初创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和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作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古文化景观，须弥山石窟已延续了1500多年，岁月的风雨剥蚀了石窟的外表，却增加了石窟文化艺术的年轮。
佛教经典中说须弥山高大无比，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须弥山之名最晚当始于唐代，应在须弥山大佛开凿之后。到了唐代末年，须弥山之称谓已约定俗成。明代《万历固原州志》在记《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文里，已直呼“须弥山”之名了。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当在十六国时后秦（384年～417年）末年。
须弥山石窟造像群，至今保存有历代开凿的石窟132个，其中70个洞窟有雕造的佛像，较完整的洞窟20多个。这些石窟分布在山势迂回的八座山峰的崖面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黑石沟。远远望去，石窟层层叠架，状如蜂房一般。
须弥山最著名的造像，就是通常称为第5窟的大佛楼大佛造像。这是一尊高20.6米的露天弥勒佛坐像，大佛仪态端庄而安详。佛像占整座山头的上半部分。这尊高耸的大佛造像虽是砂崖雕琢，但造型和雕琢的刀法却给人以泥塑一样的温柔。大佛造型比山西云冈第19窟大坐佛还高7米多，比河南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也高，是全国大型石窟造像之一。
须弥山大佛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完工于唐玄宗时期。大佛造像的艺术特点与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极为相似，头部螺髻，双耳垂肩，浓眉大眼，嘴角含笑，神态端庄而慈祥，有着女性温柔的特征，体现了当时造像艺术的背景和审美时尚。大佛造像前原有大型楼阁建筑，建有规模宏大的景云寺，后世还修建过三层楼阁，故有大佛楼之称。大佛楼阁毁于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
北魏以前开凿的石窟，集中分布在子孙宫区。石窟形制，多是平面方形覆斗式或弯窿顶，中心塔柱直接窟顶，柱身为上小下大的梯形式形状，塔柱四面分层开完造像。造像主要有单独坐佛或立佛，交脚弥勒，大多数是一佛二菩萨，还有乘象菩萨、骑马菩萨、思维菩萨等。服饰以宽袍大袖的汉族服装取代了圆领窄袖的胡服。这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在佛教文化方面的影响和反映。
北周时期，须弥山石窟开凿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在整个须弥山石窟造像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开凿的窟室主要分布在圆光寺、相国寺区域，其中第51窟规模最大，主要造像高达7米，是须弥山石窟造像规模最大的石窟。石窟样式，仍为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但已经发生了变化，造像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第45，46两窟，它们是须弥山石窟造像最多，装饰雕造最丰富、最华丽的石窟，再现了北朝、北周以来须弥山佛教与佛教文化的兴盛和繁荣景象。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开凿最繁荣的时期，窟群分布在大佛楼、相国寺和桃花洞三个区域。唐代石窟开凿的样式，在北周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新变化，即除个别石窟仍保留了方形塔柱外，方形的佛殿样式已经取代了北周的塔柱式。造像题材除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外，天王、力士、魔鬼等造像也出现在石窟中，第62窟最具代表性，是须弥山石窟造像中最为完整的一个窟。这一时期造像的主要内容有释迦牟尼、弥勒佛、接引佛、药师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等。第105窟俗称桃花洞，是一座大窟，主室内有近6米高的中心柱，柱四面和壁面开凿大完，很有气势。
须弥山石窟除造像外，还有唐、宋、西夏、元、明各朝代的题记30余则，壁画近10处，有明代的壁刻3通。这些题记和碑刻，有助于研究者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与石窟文化在固原的表现，也是文化旅游观赏的绝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