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沂璐
苏过，字叔党，号斜川居士，宋代文坛领袖苏轼季子，有诗文集《斜川集》存世。因其诗文有乃父之风，时誉之“小坡”。《斜川集》现存诗歌303首，其中引用《庄子》典故达96处，处处流露出顺乎自然、随遇而安的庄子哲学。笔者试图从苏过幼年所见父亲竭忠尽智的厄运入手，阐述其喜爱庄子哲学的发端。随着诗人年龄日长，学识渐进，经历愈多，其“斜川之志”终于明确树立，加之父亲习庄的浸染，苏过亲近庄子越发自然，择取庄哲越发熟稔，故其醉心庄哲之谜终被揭开。
苏过的一生与其父苏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轼数次亲历西北，并曾为官于西北。嘉祐元年，苏轼首次与弟辙随父出川，由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山谷，抵关中后向东折回。这次途经长安的赴京应举，西北边陲的自然风光与汉唐盛世的文化积淀，给年轻的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熙宁元年苏轼为父守丧服满，续娶王闰之，十二月与弟辙还朝，又走陆路，先至长安过了年，次年二月才达汴京。这是苏轼最后一次出川，距第一次出川赴京途经长安已逾十年。这次的西北游历不同以往，这十年，他先后经历了进士及第、制科高等，父母双亡，前妻早逝等诸多幸福与不幸，对社稷关怀与功名理想自会重新定义，对西北的风物人情也会有更深刻的体认。苏过虽未能像其父一样亲历西北，但是父亲西北的经历不能不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苏过也受到了西北文化的润泽。
一、父亲仕途的现实教训
苏过幼年，父亲先后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他一直随父辗转各地。父亲的频繁调动给苏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他对官场生涯甚为反感。自苏轼谪居黄州至贬官岭南，苏过一直随侍左右。尤其是贬居岭海的7年，苏过与父亲备尝艰辛，恶劣的生存环境锻塑了其坚韧不拔的品格，成就了其文学上的造诣，并使他获得了“纯孝”的美名。
若论苏过厌仕慕隐思想的发萌还要从苏轼八年的外放谈起。自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反对新法担任地方官达8年之久。先通判杭州，后又做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苏过生于杭州任上的第二年，自此七载的童年时光父亲给苏过留下了勤政为民、吏治卓著的印象。熟料，父亲非但没有因尚德崇廉、政绩彰著受到嘉奖，反因一场卑鄙的文字狱仓皇入狱。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于湖州任上被捕，据载“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从七月二十八日被捕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苏轼遭关押审讯130天，“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就足以道出当时他为人鱼肉的无奈与悲恐。贬黄州团练副使是此案的最终审判。苏轼免于一死，其因众说纷纭，或说正直之士的仗义执言，或说神宗皇帝终究还是爱惜其才，笔者认为保住苏轼的，除了太祖“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外，更重要的就是苏轼本人所享有的不朽的学术盛誉。
元丰三年，苏轼开始了4年贬居黄州的生涯。团练副使虽是官职，但苏轼已“禄廪相绝”，全家的经济困窘甚难克服。这四年苏过正值九至十三岁，他虽然不能体会父亲以有罪之身流落他乡，政治上的那种失落与绝望，却绝对能感受到家庭经济的拮据与困窘。自此年幼的苏过便埋下了一种对仕宦近乎与生俱来的淡漠和疏远。
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旧党执政，苏轼才被重新起用，得以在京师立足。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元祐四年三月，苏轼开始了他人生阶段的第二轮外任，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的知州。定州与辽交界，防务十分重要。苏轼励精图治，整顿军纪，谋划整编一支民兵武装，利用边人的战斗经验以加强防辽的实力。尽管苏轼在任上尽心尽力，仍旧难逃贬谪的厄运。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重蹈神宗覆辙，重用新党，苏轼首当其冲成为元祐大臣中第一个被削职夺官、远谪僻远小州的人。相较元丰末、元祐初苏轼被起用时连续破格提拔的优待，绍圣元年贬谪途中的苏轼，则要连续遭受“三改谪命”的迫害。后来贬岭南更是“重谴”，贬到海南岛便是万劫不复，惟欠一死了。在这贬窜生涯中，苏过一直随侍父亲左右。年老多病、物质匮乏、肆虐的瘴疠以及岭南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都威胁着父子二人的生存，这无疑锻塑了苏过善处逆境、不屈不挠的高贵品格。父亲经历的多年宦海风波，使苏过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于是对功名仕途深加反省，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所以我们学习苏过诗歌，其间很少直陈政事利弊的内容，相反悲慨个人遭际的题材却屡见不鲜。
悲叹贬谪生活的苦难是苏过诗歌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这些苦难全部源于统治阶级的“恩赐”。儋州的条件委实艰苦，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以他们顽强的精神与生存的智慧抗争到底。苏过与父深受朝廷的“眷顾”，除了要克服这艰苦的物质环境，还要承受从朝廷到地方无所不在的压力。对于这一切，苏过比其父保持着更理智的清醒，他对朝廷的“恩赐”无所畏惧，对仕途更是无所期冀、漠不关心。虽然后来父子二人都远贬海南，可心境是不一样的，苏轼人生之大起大落，阅尽沧桑后的人生感慨，旁观的苏过是无法了悟的。当然岭海生涯，苏过并非一无所获，他历经人事变幻，从父亲那学到了固守平淡，阅尽宦海沉浮，并始终恪守“不愿力田频赐爵，不愿校雠归石渠”的人生操守。
苏过随父南迁“沾了很多光”，这些“殊荣”一直伴其左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病卒于北归途中。苏轼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曾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苏轼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之时，苏过都陪伴左右，故受父亲教诲与影响也最深。次年，苏轼、苏辙等人被列入“奸党”，子弟门人皆牵连在内，苏过《李方叔治颍川水磨作诗戏之》就反映了“苏门六君子”李廌被迫开起磨坊的事实。诗以相如、文君开酒肆比李廌开磨坊，以苏秦之困比李廌之窘，烘托出“李侯平生无一廛”的艰难处境。此时苏过的生活也十分困窘，贫困至此也没有压倒其以苦为乐的恬淡情怀，仍然高扬“偏偏五经笥”的文化旗帜勉励李廌克服困难。这种身处艰危而泰然自适的风度，源于其从佛禅、老庄中寻到精神上的放逐与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