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湖北省老河口市人，1974年生。先后从事过教师、公务员、记者等职业，现为湖南《潇湘晨报》资深评论员。曾在《国际先驱导报》《新民晚报》《辽沈晚报》等多家媒体开设评论、随笔专栏，参与策划了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青海卫视《嘎嘣爆米花》等电视栏目，并担任文字主笔、评论嘉宾。
孔子像做不了道德底线的拯救者
近日，广东省人大代表刘小锋称，为了重拾民众的道德底线，建议广州学习北京，在大学城、科学城、知识城、海心沙、白云山山顶公园等地方选择一处竖立孔子像。
刘小锋代表建议广州学北京，显然是把北京国博门前立孔子像的做法当成了楷模，不知道为什么相关的争议却没有被这位省人大代表提及。前不久，人民网曾推出“竖立孔子像您怎么看”的网络调查，共有22万多名网友参加了调查，其中近70%的网友认为“国博门前立雕像不严肃，儒学并非所有人推崇”。最终广州要不要学习北京竖立孔子像，作为一个公共话题理应提交当地民众去广泛讨论，并经由一定的程序来作出有公信力的决定。但是很显然，竖立孔子像与重拾民众道德底线之间并没有足够的关联性，以此为理由要求竖立孔子像是站不脚的。
刘小锋代表说，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早已矗立着孔子像。让人狐疑的自然不是这个事实，而是其中的逻辑关系，难道英国普通民众的道德底线就是这尊孔子像所拯救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至少说明，英国社会尚未礼崩乐坏，并非是竖立了孔子像的缘故。回到中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拿孔子像作为拯救民众道德底线的神丹妙药？中国社会驶入市场经济轨道的过程中，的确还未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合理社会行为模式，精神委靡、道德退化的现象有目共睹。但是，不相匹配的又何止是“民众的道德底线”？有人愿意从传统中寻求启迪，这未尝不是一种思路。既然是思路之一，就不能过于夸大，所谓复兴儒教云云，只能说是信心爆棚，最终让人不知所云。
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只能向儒教寻求答案，这是很明显的伪命题。世界上没有儒教传统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均高度成熟的比比皆是。孔子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等思想者一道成为世界所共享的思想源泉，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孔子不等于儒教，孔子的某一思想或名言受到推崇不代表儒教已经在地球上全面复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被镌刻在世界红十字会总部，甚至有人说是联合国总部，以此来证明儒家思想的世界性影响力。在网络如此发达，资讯如此畅通的时代，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将上述传言证伪。这句名言其实出现在瑞士的一个博物馆的展板上，用以说明红十字运动与世界文化的关联。仅此而已，事实就是如此，没有必要失落。
孔子原本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仅凭他不惮于笑称自己是“丧家狗”这一条，就会赢得无数的粉丝。但是，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自程朱等儒生在孔学之上发明出理学以来，孔孟的仁政民本色彩渐次湮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历代帝王选择性光大的至“礼”名言，也成为禁锢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枷锁之一。今日所竖之孔子像，到底是董仲舒之前的思想者孔子，还是千年孔教的宗主孔子？也许仍然有人认同“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想要重现儒教之灿烂昨日。但是，今日之民众，已非孔夫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而是想要努力成为现代公民的“民”。靠竖立孔子像来拯救民众道德底线的想法，多少有些牵强。与时俱进是基本的道理，今天的主流社会道德肯定难以赞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论调，也断然不会认同“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孔子的学说必须首先经受现代社会规则的过滤，然后才能为公众所接受。儒学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它并不是道德本身。竖一尊孔子像，即便充满寓意，也不会对社会道德产生什么灵异效应。
我想到楼下打酱油
“到海外去打酱油”，听上去很怪诞的情景却已经成为现实。不仅深圳人到香港去抢购廉价日用品，内地人对港澳婴儿奶粉的青睐甚至导致了当地的“奶粉荒”。去日本买茅台酒，到韩国带中华烟，在美国买各种服装……漂洋过海买回来的其实就是“中国制造”，中国人如此舍近求远到底为了什么？
答案其实也简单，一方面是因为海外的“中国制造”质量放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家的价格足够便宜。前者好理解，别人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管更到位。可是，为什么漂洋过海之后的“中国制造”反倒比在家门口卖得还便宜？《新周刊》举例说，产自东莞的某品牌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到了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却只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这绝不是CPI上涨所能解释的，何况CPI只是一种结果而不能拿来当做原因。
谈到这种现象，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一期节目中提及“看得见的税”的影响。《福布斯》有一个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二。中国税制的特点是，既有直接税又有间接税，这两种税的税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谓税收的痛感，一方面表现为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所带来的直接压力，另一方面则通过包含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种的过于高昂的商品价格来将压力传导给消费者。《南都周刊》算账说，一瓶售价为1480元的女士香水，实际上包含了增值税250.6元、消费税444元，以及城建税48.7元，税款超过了商品售价的一半。
这些尚且没有包含种种有中国特色的“费”。除了税务部门所征收的税之外，工商、质检、卫生、教育、公安、交通、环保等等部门，都可以依据红头文件向民众收取各种各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1月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再次发文宣布取消31项涉企收费项目。而2009年1月，相关部门宣布取消的收费项目为整整100项。要问中国企业和民众所承担的收费项目到底有多少，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准确知悉，我们只能从一次又一次的“停收”目录中隐隐约约地感知这份名单的庞大。有人估算，一个人在北京买一套房子，47%的房价款转换成了税和费。从这个计算中，不难体会“看得见的税、看不见的费”对商品价格难以忽略的“贡献”。
事实上，“费”也不全是行政性收费。“中国制造”之所以会出现在外国甚至比国内还便宜的怪相，这与政府环节所征收的税费有关，同样也与国内市场环节并不低廉的消耗性费用有关。一件商品从工厂出来，不仅要经过密密麻麻的收费站，而且还要经过大型超市企业进场费、广告费、过节费等层层加码的盘剥，这些不正常的市场费用最终都要由消费者买单。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贵州，居然比运到美国纽约要贵6倍。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发达国家为10%，中国则超过20%。在这样一个市场面前，“中国制造”焉有不贵之理？
越是昂贵，民众的消费潜力就越是会被冻结。国内消费的乏力，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中国出口所获得的美元，都要通过发行人民币的方式进行平衡。越多的商品出口，就意味着越多的廉价“中国制造”被投向国际市场，而我们所留下的除了美元之外，还有被不断稀释的货币购买力。这个过程转换到市场终端，只能是“中国制造”越来越昂贵这一现实。
“到海外打酱油”，也许听起来挺美，实际上如果加上路费成本，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制造”也并不便宜，何况海关税收政策的转变正将越来越多的捎带物品堵在门外。再说，出境方便的群体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民众尽管深有痛感，却并不具备“到海外打酱油”的便利。最终的解决之道，只能是通过改进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便利地在自己的楼下打到安全、便宜的“酱油”。诸多病灶如前所述，眼下的关键是有没有行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