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标”者，反动标语之谓也，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问题或曰独特现象之一。初次接触这一极为敏感而致命的问题，是在上小学时。那时常听说某人写了反动标语，下场如何等等，弄得人人有几分紧张，生怕哪天自己身边也出现一条，自己被列为怀疑对象，不得安宁，甚而至于被因找不出作案者而被当成替罪羊。那时的人们警惕性都极高。可笑的是，我们找出的第一条“反标”，居然是《毛主席语录》上的一句话，什么举起你的左手如何如何，举起你的右手又如何如何的话。看到这样的字眼，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快报告老师。那位老师虽然水平很低，说不出所以然，但有一条很坚定，那就是，毛主席的什么话都不会是错的。他只能让我们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去执行。倒是“林副统帅”帮了他的忙，解了他的围。那次是一场虚惊，也可以说是闹了一个很大的政治笑话。
最为直接地接触“反标”问题，是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们蔡家河大队和窦家庄大队共有一所初级中学。有一天，窦家庄大队和县上的人来到学校，追查“反标”。在排摸了一些人之后，便集中盘问一个身为小队长的弟弟的王姓同学（已记不得名字），说他写了反动标语。十二三岁的娃娃哪里是有阶级斗争素养的县、队干部的对手，没几个回合，那位同学就如实招认了，言其书写打倒某某某的反标，动因是要转移大家的视线。因为其兄是队干部，多拿了队上的粮食，事情有所败露，有人在告发，有可能被追究责任，于是他想写一条反标，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侦破此案上去，以使其兄得以开脱和保全，同时保住已经到手的粮食。直到今天，我仍为我们那样偏僻落后的农村能出这样一位“天才”少年而惊叹。他居然有如此的智慧、如此的计谋、如此的胆量，可谓“阶级斗争”年代培养出的早熟早慧人物。但可惜的是，他干得并不高明，会写几个字的村民虽统统被怀疑了几天，折腾了几天，可他仍未逃过“阶级斗争”之网。他被揪出后，可能鉴于他年纪太小，更鉴于他出身贫农家庭，所以只开了几次批斗会，未被逮捕，也未被开除学籍。可能在“反标事件”中，他是最为幸运的当事人。
在“反标”问题上结局很悲惨的一位，是我家乡的一位姓龚的女子（似乎叫龚秀英）。我们同属皋兰县，但不是一个公社。有一天开公判大会，之后便有五六个人被押到我们中庄村山后的一个沟里枪毙，其中一个便是那位龚姓女子。其罪状是，由于其要求离婚的目的实在无法达到，因此怀恨领袖，在公社召开某次大会时书写并张贴了攻击领袖的反标。这位女子死时大约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在当时的农村衣着还算讲究。她被打死后爬卧在土坡上，蔡家河村的一位鳏夫还扒走了她的塑料底黑色平绒鞋。龚姓女子这批人是我看到的第二批被处决的人，她们死后的惨状，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我想龚姓女子的吃大亏，在于其有文化，所谓“人生忧患识字始”。因为有文化，她才重视自己的婚姻质量；因为有文化，她才能写出标语。可是，她之所以走那条路，是必然中的偶然，还是偶然中的必然，我却说不清楚。
上高中时，我转到了青海，家在一个地质队。我父亲有位同事，也是我们老乡，叫王永仓，他的家属子女均无城市户口，但住在队上。天晓得什么原因，厕所里出现了一条不知什么内容的反标，查来查去，竟说是他上初中的女儿写的，于是他们全家被迁赶了回去。后来，我那位老乡因公死在了野外，那件事是否属实，已无从查考。我有时想，也许真是那个小女孩写的，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贫困，因为自己农村户口的卑微身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责任也不全在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身上吧？！问这样的问题似乎为时已晚，似也无太大的必要。
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调到单位政治处搞宣传。单位在西宁市南川，与郊区接壤。有一天，保卫科的人说单位围墙上发现了反标，具体什么内容，我未弄清。因此时已是1977年，追查了几天，便再未听到动静。1978年的春天我离开单位去上大学，离开了那堵围墙，似乎也永远离开了“反标事件”的袭扰与困扰。但愿这种感觉能永远持续下去！
1997.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