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州郡官吏柳开于一千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叫《代王昭君谢汉帝疏》，这是一篇精妙的杂文。全文仅有区区五百余字，写得辛辣、尖锐、深刻、诙谐。
文章用王昭君的口吻，向汉元帝表明态度：奉诏出嫁匈奴最高首领单于，心“无”怨愤。其原因，从宏观上讲，自古妇人即便是贤异奇峻之妇人，均受制于男子；即便抑挫至死，也“罔敢雪于心”。从微观上看，王昭君说她年纪很轻时被选人宫中，成为侍妾，虽然青春渐逝，并未得到皇帝的宠幸，也未敢怨天尤人。纵然是“绝幸于明主，虚老于深宫”，她也认命，“知命之如是也”。没有想到的是，“国家以戎虏未庭，干戈尚炽，胡马南牧，圣君北忧，虑烦师征，用竭民力”。于是，依照前帝用过的办法，“兴和亲之策”，把王昭君从深宫中起出，嫁到大漠那边的匈奴去。以一个女人为代价来让“戎虏”称臣，化干戈为玉帛，阻止“胡马南牧”，解除君忧，免去“师征”，简省民力，这是国家“深思远虑，简劳省费之大计也”。如此之“大计”，“臣妾安敢不行矣”。这是从理论上弄通，思想上觉悟之后的态度，即便认识水平没那么高，对皇帝及满朝文武大臣的高明之计不理解，也还是要执行的。就如近两千年之后的一个叫林彪的人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原因很简单，“臣妾一妇人，不能违陛下之命也”。写到这里，似乎要说的话已经说尽，但文章笔锋一转，端出了更辛更辣的“小菜”。
文章写道，我之所以特意要感谢陛下，是因为，原本“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那些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是宰相是文官的，应当为陛下出主意；是武士是武将的，应当为陛下去征伐。但“相”与“将”并未“谋之”与“伐之”，而是用臣妾王昭君来与匈奴和亲，朝廷将防止匈奴南侵、稳固边疆的忧患与责任，将大臣们的职责与立功的机会，统统推到了一个弱女子身上，作为王昭君，自然是“喜出望外”的。因为她当初深居禁宫，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得到宠幸，不想一下子有了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戎、静边戍之名，而且可以“垂于万代”。这样的好事，王昭君还怎么会有怨愤呢！她的一对奶子超过了满朝文武的功能和作用，这岂不是一个女人最大的骄傲，也岂不是出这样女人国家的最大骄傲！写到这里，本已十分解气，不想柳开涂下了更狠的一笔：“愿陛下宫闱中复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后，用妻于单于，则国安危之事，复何虑于陛下之心乎？”意思是说，今后国家再有事，从后宫中拉出个女人，往“单于”之类的人怀里一送，即可保国家无虞，保皇帝平安。最后，文章在汉元帝被剖解得鲜血淋漓的伤口上又抹了一把盐：“陛下以此安危系于臣妾一妇人，臣妾敢无辞以谢陛下也！”
这篇文章借王昭君离汉前对汉元帝的陈述，表现了作者对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外交政策的不满，是借古讽今之作。
有人认为杂文这种文体是“五四”以后由鲁迅先生创造的，但读读《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方知这种论断并不那么准确。这篇一千年前出自宋朝人柳开之手的文章，可以说已是十分标准的杂文。其思想之深刻、气势之恢弘、文章之辛辣、语言之简洁、风格之幽默，千年来能望其项背者，没有多少。
古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柳开算一个；古文值得我们推崇与借鉴的不少，《代王昭君谢汉帝疏》却是难得的一篇。
1999.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