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对历史名人的争夺越演越烈,已成为中国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比较著名的争端有湖南株洲和陕西宝鸡的炎帝之争,山西和山东的舜帝之争,湖南和安徽的老子之争,山东、江苏和河南的姜子牙之争,以及宁夏和甘肃的皇甫谧之争等。其中为争“帝尧故里”,竟有山西、山东、河北、浙江、江苏、湖南等几十个省市县卷了进去,攻势迭起,互不相让。令人哭笑皆非的是,有些省区内同门兄弟也为此多年打“嘴官司”,吵得不可开交,大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味道。为争得历史名人的归属权,各地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引经据典,挖掘资料,寻找佐证,广征博引,出版书籍;有的成立研究会,举行研讨会、专题报告会、纪念会、祭祀活动,宣传造势。更有甚者,不惜斥重金,开始对众多史迹进行新建、扩建和修复工程。仅山西临汾市尧都区就在已历时3年修建、比法国凯旋门还要高的华门的基础上,今年4月份又先期投资 1000万元,启动了对尧陵“30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复”,并不断建设完善,实现使华门真正成为“世界第一座门文化博物馆”、“中国第一座门文化旅游景观”、“中国第一座华夏文明纪念碑”等处处体现“天下第一”的梦想。
伴随着崇古攻势的迭起,文化之争也屡现高潮。不仅西施、花木兰等巾帼不让须眉,志在必得,成为被争夺的热点,而且历史小说中虚构人物也粉墨登场,频频亮相,也成了被争夺的焦点。山东人开发《金瓶梅》旅游区,安徽人则建起了《金瓶梅》遗址公园;山东教授考证出泰山是花果山的原型,福建学者则发现了孙悟空还俗后留下的墓地。这样,历史名人的籍贯、出生地、墓地以及行踪故地似乎都成了此起彼伏“故里之争”的有力佐证和利器。面对扑朔迷离,甚至荒诞无稽的名人之争,不仅活着的人们被弄得稀里糊涂,如果历史名人亡灵有知的话,恐怕也会发出“后人们!我的故乡到底在哪里”的疑问。
据说,中国“名人之争”自古有之。历史上襄阳和南阳曾为诸葛亮出生地争论不休,后来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经调查后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意思告诫人们,诸葛亮功载史册,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名人,不必去分清他出生地是襄阳还是南阳,从而平息了两地人民的争论。面对古人的如此情怀,我们不禁对现在病态式的“故里之争”、“文化之争”感到脸红羞愧。
诚然,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重要源泉,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和气度,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从学术的角度探讨考究名人故里、历史遗迹,其实是一种历史责任,本无可厚非,但把名人故里的归属俨然演变为“争夺战”,却是对历史的一种亵渎和伤害。一些地方之所以对打“名人牌”乐此不疲,实质上是利益驱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升值空间。挖掘争得一位历史名人故里,就意味着拿到了一块敲门砖、一张通行证,不仅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名人文化”、“名人效应”提升知名度,更好地经营城市,发展城市,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市场经济天然契合。市场经济规律中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崇古攻势”,逐利为本的原则也加剧了“文化之争”将会继续下去,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这些攻势之争面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切不可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效益的行为;必须坚持积极鼓励开发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同时,防止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借发展文化产业之机死灰复燃,毒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