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我区一家报纸报道了平罗县法院为加强法官廉政建设、设立廉政基金的消息，介绍了该法院的具体做法和初步效果。虽然报道篇幅不长，由于从正面宣扬了廉政建设的经验，可也算为该法院增添了不少喜色。仅时隔三个月后，区内外多家媒体又连篇累牍对该法院副院长“喝酒丢官”的新闻进行了频频曝光，虽说是个别人的违纪行为，但由于是作为反面典型报道的，加之主人公又是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影响之恶劣对法院和法官声誉造成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这不能不算是该法院的一件悲事吧。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平罗县法院经历了由大喜到大悲的转折，出现了一次触及灵魂的震撼。对此，我们并不诧异，因为这只不过是中国政坛和社会司空见惯现象的一个缩影。对于平罗法院的功过是非，我们也无意妄加评论，因为“一俊遮百丑”或“一事定乾坤”的评判，都无益于事发单位和整个社会。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喜悲转化的偶然现象，认真反思喜悲落差的必然因素，或许对我们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能够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依靠制度管理干部，这是一条经验之谈。自从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制度建设便成为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专用词。许多单位和领导对制度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似乎制度成了包医百病、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往往只满足于“建章”而忽视了“立制”，只重视“条文”而忽视了“落实”，久而久之，使规章制度逐渐变成了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这其实是对制度建设的一种曲解和误区。以平罗法院的喜悲为例，该法院设立廉政基金的举措和规定，本意不能不说好，或许“喝酒丢官”的副院长也为此举的出台作出过努力和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把这件好事做细、做实、做彻底，致使廉政建设制度在与之相悖的违纪行为的抗衡中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承担廉政建设的主要责任人也在亲自参与制定的规章制度面前行为失范了。
事实说明，制度建设是一个完整体系，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说白了是言与行的统一，是约束与自觉的统一。加强干部队伍管理，需要有好的管理制度，但仅仅依靠制度本身还是不够的。制度是人制定的，人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可以制约人，人也可以钻制度的空子。从一些地方和单位贯彻执行制度不力，或者制度遭到粗暴野蛮践踏的教训看，固然有制度本身不尽科学合理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由于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言行不一的恶风恶习所致。他们或把制度当做装潢，热衷于作秀、炒作、渲染，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或报喜藏忧，讲成绩滔滔不绝，对问题遮遮掩掩，使小问题酿成大事故；更有甚者，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把规章制度像面团一样揉来揉去，走样变形，为己所用。可见，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人的素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早在六七十年前，毛泽东先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等演讲和著作中，曾多次严厉斥责了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恶劣作风，并称之为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革命的大敌。时至今日，这种恶风恶习，仍然是贯彻执行规章制度的大敌。因此，要充分发挥制度的作用，必须从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入手，保持对法规制度的敬畏，自觉维护执行不走样。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言行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从“言必行，行必果”“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先贤古训，到“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社会主义荣耻观的确立，言行一致在中国人的眼里，不仅是洁净的字，神圣的字，而且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贯彻执行规章制度需要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品德与作风。言行一致者得喜，言行不一者得悲，这无疑是平罗法院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