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一句成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也适用于语言，孔子就说过：“一言可以兴邦。”可见语言中语词力度的意义是多么大。语词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早在1924年罗素就说过，语言在哲学里的影响是很深刻的，而这个影响几乎没有被人们意识到。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更深刻的话，他说大多数有关哲学的命题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语词的应用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说，时间是什么，在没有人问他时，他是清楚的，但是在他想说明时间时，他却茫然无知了。
语言力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人类的行为受语言的支配。
人类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的文明，社会的文明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相辅相成。人类的发展可以从其行为上观察到，社会的文明也同样可以从人类的行为上看到。社会的文明和语言不可分，各种各样的书籍都记载了文明的进步。人类之间的交际离不开语言，社会的稳步发展离不开语言，法制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语言。人类生活在语言符号之中，语言对人类的行为有约束作用。无论是公约、规章制度、道德义务、法律条文都是运用语言的形式来约束人的行为，从而使语言力显示出在行为约束中的作用。语言力学在语言里的表现有三个方面，即：语词力度、语句力度和语篇力度。前面提到的语言力学原则，系指在日常言语交际时所要遵守的一般性原则，而在做诗作文时就要运用修辞的原则。
文章学的学者们都认为，要把文章写好，写得动人，就需要运用修辞。修辞学里所讨论的问题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和语词力度、语句力度以及语篇力度都有关系。什么是修辞呢？我国古代的学者们非常重视修辞，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修辞总结成为一门完整的学问，没有把修辞建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把修辞当成一门专门学科的还要算希腊人。修辞学Rhetoric这个词就是来自希腊文rhetor，原意是指在集会中演说的人。到了公元5世纪，希腊人就开始重视修辞的学习和教学。特别在智者时期，当时的普罗塔哥拉、普罗季库斯、高尔吉亚以及希比亚等，他们都致力于修辞学的研究和教学。当时他们不仅把修辞学看作是一门讲演的艺术，而且认为修辞学是能够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学问。世界上第一部修辞学着作就是由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编写的。
修辞学在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的发展，特别到了20世纪，已经发展得和原来的修辞学大不相同。一般而言，修辞学是一门如何运用语言说话、交际以及写作的艺术。近几十年来修辞学的一部分进入了作文法，一部分融入了语用学。无论从文章学或是从言语交际学来看，都需要修饰言辞，使语言表现生动、有力和优美。从今天的语用学角度出发，不仅要求着力选词，调整句子的结构，使语言表达准确，而且要求语言交际的效果。历代的批评家们都对修辞十分推崇，英国的坎坡认为修辞能使文字活泼；瓦特莱认为修辞能够使文字有活力；拜恩说，文字必须表现出修辞力。古罗马的杰出诗人贺拉斯说过：
“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够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除写文章外，在日常事务以及外交和商务谈判里语词力度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而且外交和商务人员也经常会考虑用什么词比较合适，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如何从理论上研究语言力度的问题。
这里不妨举一个上世纪中期有关外交方面的例子。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9·30事件（即当年9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印尼总统苏加诺被军人集团控制，他一方面希望对中国表示要维护两国友谊，另一方面又对右派势力妥协，对他们公开破坏中印友谊无能为力。
当年10月16日一群武装印尼军人包围了我国驻印尼商务参赞处，搜查文件，抢劫财物，制造了外交史上的恶劣事件。当时周恩来总理指出要采取严正和坚决的立场击败印尼右派势力。在照会和抗议时，周总理就特别注意语词的力度。在一次抗议中，起初的文稿里用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总理把“惹”改成了“欺侮”，这样全句成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周总理说，如果用“惹”这个词，显得中国人有些不讲道理，而用“欺侮”这个词，就有理有节，而且表明了严正的立场。另外一次是1966年4月16日上午，印尼成千名暴徒在一百多名武装军人和装甲车的配合下撞开我国使馆，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掠夺。我国提交了多份照会，各份照会用了不同的词，如：“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最最强烈抗议”、“最最最强烈抗议”等。到后来不知道用什么词才能表达抗议的程度。当时周总理就指示用“最紧急、最强烈”这个词眼，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国对印尼方面的立场和态度。可见语词力度的运用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意义，而且在外交和商务活动中也很有意义。
语言力度和语调的高低和感情也有关系。比如，一个教师对某个顽皮的学生说，“到我这里来！”这句话的语调显得很重要，温和的语调使学生愉快地到老师那里去；严肃的语调使学生害怕；而愤怒的语调使学生恐惧和反感。我们知道心理医生总是用语言对病人进行开导。他们知道开导病人的语言非常重要，如果运用不当，反而加重病人的病情。有人说幸福和个人的心态有关，其实幸福本身常常是由本人用内在的语言来解释的，可见，如果当事人能够用合适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幸福，就会得到幸福。鲁迅笔下的阿Q就很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对他自己最有利的解释。我国的俗语“庸人自扰”也说明了这个道理。语言对人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说，他不怕高考，也会考得出色，但是他最怕父母的唠叨，正是父母的唠叨使他得了焦虑症，一听到父母的唠叨就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国的新闻宣传单位就了解这点，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有一些公益广告，用适当的语言力调适听众的心理，很有效果。如“人往好处想，心情多舒畅”就是语言力度适当、能够调节人们心理的优秀广告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必须有一个表示主体的词，如我、你、他等；另外要有表示主体的意向词，如愿意、要、必须、应该等。此外才是动词和名词，以及其他的词类。关于这些问题这里暂时不讨论，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关语词的力度。语词、语句以及语篇本来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分开的；本篇只是从相对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有关语词力度的问题。语词的力度和修辞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这里从修辞的角度来看一下语词的力度问题。
中华民族虽然没有建立古典修辞学的理论，但是他们对修辞的认识是非常精辟的。汉语里的修辞这两个字，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易经》里就出现了：“修辞立其诚。”这里是说人们在交际时要注意修辞。古代着名的哲学家孟子已经开始注意夸张这种修辞格的运用。他说：“故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篇》）在写诗和作文中常常运用一个适合的词，就会增加全句或者全篇的美，如：“春风又绿江南岸”里的“绿”，“红杏枝头春意闹”里的“闹”。
在英国，人们把修辞作为一种传统学科来学习。几百年前莎士比亚在文法学校学习时，修辞就被列为必修科。正因为莎士比亚对修辞学得很好，他就在他的剧本里充分地运用了自己的修辞能力。中国把修辞正式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我国主要是运用西方的修辞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陈望道先生所编着的《修辞学发凡》就是研究汉语修辞的一本开拓性的着作。几十年来，汉语修辞的研究已经出了许多新的成果。
不管修辞如何分门别类，都离不开隐喻和夸张。几乎所有的修辞格都是一种夸张，或者说是不同程度的夸张。即使研究语用学的学者们在某些问题方面的阐述也脱离不了这种夸张的手法。
比如利奇的礼貌原则用了“尽量少”和“尽量多”的描述性语言，从修辞角度来说就是一种夸张。如他的得体准则说，要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得益。这里要“尽量”到什么程度呢？又如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他指出关系准则要有关联；方式准则要清楚明白。这里的关联和清楚明白只起到一种隐喻的作用，因为同样没有说清楚关联的程度和清楚明白的程度，只是提出要有关联和清楚明白的暗示。这就看出，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语言力的量化还无法做到。但这并不能说将来也不可能做到。
修辞的目的就是运用不同的修辞格增强语言的效果，也就是说运用隐喻和夸张的方法起到一定语言力的效果。我国宋代的着名词人晏殊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几百年来人们都认为这首词填写得好，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词。
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呢？为什么说这首词填写得好呢？很简单，因为这首词在修辞上是非常突出的，作者运用了许多不同的修辞格，使词义达到了应有的语言效果。同样，我们读英国的诗词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无论是读密尔顿的诗，还是读雪莱的诗，我们都会被诗歌中的词句打动，被诗歌里深刻的含义所感染。因为修辞能够发出一种力量，使读者深信不疑。修辞格的运用和语言力的增强很有关系。但是，比较而言，有的修辞格适合于语词，有的适合于语句，还有的适合于语篇。下面我们举几个和语词力有关的辞格。
语词或词组的表现力是由于作者巧妙运用修辞格的结果。修辞格主要是对词或词组的深化。在形容西施的美丽时，说“西施很美丽”，虽然没有表达错，但是语词显得没有力。如果说“西施美若天仙”，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用比喻“美若天仙”代替一般的副词形容词结构“很美丽”，就加大了语词的力度。最初人们在描述一朵花时，常常用形容词“美”来表达，如：“这朵花美”，“那朵花美”。可是仅仅一个“美”，没有表达出美的程度。因此，就可以用“美”、“有些美”、“比较美”、“很美”、“非常美”、“最美”、“不大美”、“不太美”、“不美”等表示程度的词来表达。然而这些美的程度也只是抽象的表达，没有准确的测试标准，仅仅是给人们一种模糊的感觉。于是人们又用比较的方法来形容美，如：西施的美是“美若天仙”，这样就出现了修辞里的比喻。虽然用这类比喻也无法表达出美的真正程度，但是在想象中天仙一定是非常美的。
比喻是一个总的说法，也是最常用的一种修辞格。诗人或者散文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生动、优美和具有感染力，常常使用的修辞格就是比喻。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李白就是运用比喻的大师。
比如他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正是运用了临空直下的瀑布与银河从天空落下的想象进行夸张的对比，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19世纪初期的英国诗人柯律利治（S.T.Coleridge，1772-1834）在他的着名长诗《古舟子咏》（The Rime of Ancient Mariner）里所用的比喻可谓典范。如：
And now there came both mist and snow And it grew wondrous cold：
The ice mast‐high came floating by As green as emerald.冰山漂浮在海面上，一是从形体上描写，高如桅杆；二是从色彩上描写，绿如碧玉。比喻得非常逼真。我国宋代的白话小说《碾玉观音》中有两句是：“三杯竹叶穿心过，两片桃云脸上来。”竹叶指竹叶青酒，桃云指喝酒时脸上红晕。又如18世纪英国青年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在一首诗中也用过类似的比喻：
I see a lily on the brow，With anguish moist and fever‐dew，And on the check a fading rose Fast withereth too.诗中的a fading rose 多么像我国的成语“色消香褪”啊。语词的修辞力只是语言力学所研究的一个部分，和语言力学中的其他问题不同。比如法律条文一经批准，不管其正确性和可靠性如何，就制约着人民的行为或者经济操作等行为。法律条文本身具有约束力，这种力支配着经济组织等方面的运作行为。这种力可以说是语言的控制力或支配力。而语词的修辞力并没有这样的控制力或支配力，它只有感染力或影响力。语词力是运用词汇在语境中的作用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宋代着名的女词家李清照填过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近一千年以来，这首词不知道倾倒了多少人，这首词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语效行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