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迁移的迁出、迁入两地综合指标的比较，可分为顺向性迁移和逆向性迁移。综合指标包括经济、生态、社会、人文等诸项指标。
综合指标迁入地大于迁出地，为顺向性迁移；迁入地小于迁出地，则为逆向性迁移。顺向性迁移返迁率低，逆向性迁移返迁率高。
宁夏的吊庄移民即为前者，这也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2)人口迁移研究简述
①西方的人口迁移研究
如上所述，人口迁移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促使人们去研究这一社会现象，在有关学科产生了诸多理论。西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晚期。英国学者拉文斯坦(E·G·R avenstein)于1885年3月发表了《迁移规律》一文，提出了“推拉理论”(Plsh-Pull Theory)。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人口迁移理论。拉氏此文系依据1881年英国人口普查有关资料，经归纳分析而写成的。之后，他又参考了二十多个国家的有关资料，于1889年发表了同一题目的论文，把迁移归纳为七条法则。A.迁移规模与迁移距离成逆相关。B.迁移在城乡间呈梯级扩展，即大都市吸引周边乡镇居民，后者迁出形成的空缺再由偏远村庄人口递补；反之，大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也呈阶梯性。C.迁移的流向与反流向共存。D.城乡迁移倾向之差异，即乡村迁移者较之城镇为多。E.短距离的迁移以女性居多。F.迁移与科技进步成正相关。G.经济动机构成迁移的主要因素，即人们为改善物质生活而迁移的占多数。
拉氏的推拉理论到上世纪50年代为唐纳德·博格等学者们所发展，着眼于人口迁移的动力和机制加深研究，强调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综合影响。他们认为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住地，而迁入地必有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把外地居民拉入本地。诚然，迁出地也有积极因素，迁入地也有消极因素。但迁移者总是在迁入与迁出两地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综合比较中，作出了迁移的抉择。应当说是拉力与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人口迁移的。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伊沃里特·李(Evereit·s·lee)肯定拉氏迁移理论的创始意义，并加以发展。1966年他在发表的《人口迁移理论》中，对迁移因素、迁移数量、迁移流向和迁移者的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李氏将迁移的因素划分为原住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迁移者的个人因素等四类。前二者主要涉及原住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把决定是否迁移的因素分别称之为正因素和负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包括迁移距离、迁移费用和移民限制等；而影响迁移的个人因素包括教育水平、知识面、技能甚至性格等。这四个方面因素的迁移概念，也是李氏用以解释人口迁移数量、迁移流向和迁移者特征的基本架构。
美国学者舒尔茨(T·W·Shultz)和格林伍德(M·J·Greenwood )等则把人口迁移的因素扩展到迁移者的心理成本。所谓心理成本，即迁移者离开本乡本土，离别亲友，必然产生的心情郁闷感。心理成本所付出的精神代价本身当然是一种无形成本，但迁移者由迁入地返回故土探亲的交通费和其他费用却可用货币表现其成本。
心理成本还与迁移者的特征相关，如成本与年龄成正比等。
上述种种观点，对推拉理论基本持肯定态度。而美国威廉·彼得逊(william Petersen)于1975年在《人口》一书中，却提出不同认识，认为这种概念化的结论是很不够的，不能解释在同样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他把迁移类型区分为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和大规模型五种。其主要的动因：原始型是生态推动所致，强迫型与推动型是政府或社会机构施加压力所致，自由型是利益与欲望驱动所致，大规模型是社会动力所致。他还指出这五类迁移都包含着变革或保守两种性质。
鲁迅先生提倡，对于外国先进的科学的一切东西，不妨采取“拿来主义”。上述对人口迁移所作的有益探讨，无疑对我们今天的人口迁移研究乃至宁夏的吊庄移民研究具有理论指导和调研方法的借鉴参考价值。
②我国的人口迁移理论
中国历史上思想家、政治家的人口迁移理论也不无指导意义。
如商鞅(约前390一前338年)、崔塞(？一约170年)、叶适(1150-1223年)、徐光启(1562-1633年)等的均民思想，管仲(？一前645年)、商鞅的“徕民”政策，错(前200一前154年)、孙中山(1866一1925年)的屯垦戍边主张等。在历史上，曾对中国移民政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今天，对于移民实践和理论探讨仍不无指导意义。
2.人口迁移的历史意义
由于我们把宁夏移民视为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迁移历史长河中的一股细流，把当今宁夏吊庄移民视为这股细流之中的涓涓流水和朵朵浪花，因而我们所要探讨的移民意义自然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审视了。
(1)调节人口分布不合理的重要杠杆
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当人口增长而生活资料来源不足时，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移。”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之后，如果人口分布不合理，也会严重影响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和整个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移民则是调节人口不合理分布的基本手段。
诸如美国的西部开发，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迁移，东盟的印度尼西亚向加里曼丹、伊里安加亚等广大地区移民，还有中国的向东北地区移民等等。从全球战略出发，“地理大发现”后的欧洲各国和非洲黑奴向新大陆移民等，都使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趋于相对平衡和合理。
(2)提高人口素质的特殊作用
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具有特殊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迁移意味着造成人‘口的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集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人口的流动，就不可能有人口的发展。”首先，从遗传学角度来看，移民，特别是国际移民，多以青年为主。他们的迁移冲破了过去狭小的通婚圈，使近亲婚配率大大降低，因此移民后代的体质、智商均得到提高。其次，在移居过程中，新区与老区、不同迁出地之间科技、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使移民增长了知识。此外，人口迁移之初，困难重重，“拓荒精神”在克服困难中得到弘扬，消除了迁移前的种种惰性。这些都随着人类居住地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从而大大提高了人口素质。
(3)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的最基本动因在于经济因素。为解决某地区人口与生活资料、经济资源的矛盾，往往需要迁移人口来加以调节。不论其形式是自发的个别迁移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迁移，都在于通过人口迁移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创造新的生活来源和社会财富，以缓解上述矛盾。同时，考察人口迁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口迁移高潮的掀起，往往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密切相关；反过来，这一高潮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充分肯定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期欧洲移民对北美新大陆和美国西部的大开发。他认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致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19世纪末，美国已从一个以农为主的农工结合型国家转变为一个工农业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之所以其工业化程度如此之快，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外来移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
战争因素所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其消极影响自不待言。
然而，客观上对于迁入地往往会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
由于迁入的人力资源与当地有待开发的土地、水利等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样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如西晋和北宋末年，中原士族和民众大批避乱南渡，大大促进了江南的开发。此外，我们可以说，假如没有北周迁“江左之人”于灵州，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习俗，宁夏平原也就没有“塞北江南”之美誉。
除了以上三方面之外，人口迁移可以促使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和文化、科学、人才资源的交流，可以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同时对于资源开发、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新时期的宁夏吊庄移民
当历史将我们的视野引向大洋彼岸时，我们看到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利坚及其居住的新大陆在拓荒者的辛勤劳动中奇迹般的崛起。同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宁夏地区又何尝不是一个移民区域，诸如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你来我往和南下北上，回族聚居区在这块土地上的形成，正是这些移民将宁夏平原建成塞上江南。
而今，残酷的贫瘠困扰着宁夏西海固地区，面对极度贫困、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的无情现实，我们还看到了人口严重超载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为宁夏“半壁江山”的西海固，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滞后，势必严重影响整个宁夏地区的平衡发展。因而吊庄移民以缓解西海固部分干旱高寒山区的极端贫瘠与人口超载压力，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了。
1.吊庄移民的历史必然性
如上所述，迁移是人类的生存手段。当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对人们的生存产生威胁时，选择避害趋利的迁移行为便成为必然了。这就是所谓“推力”所致。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近代直至当今，人口迁移更趋频繁，其中主要是经济目的所驱动。即使在推力较弱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所谓“拉力”也会导致迁移行为的发生。宁夏川区历经两千多年的移民开发，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水利、荒地资源，自然形成了一定的拉力。更何况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推力，此二者无疑是吊庄移民潜在的巨大动力。
同时，国外移民开发和黄灌区移民开发的历史，给予政府的吊庄决策提供了成功的启示和可靠的依据，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这些与中国反贫困战略实施的时机相结合，于是，一个历史的抉择产生了，并在“塞上江南”再次结出了累累硕果。
2.调动移民主体积极性的自愿原则
在国内外大规模型的移民中，美国的“西进运动”无疑是比较成功的范例。它是在政府的倡导下，大批自发的移民迁入西部开拓荒地的。宁夏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则多为强制型移民。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川区的开发，但移民从关中或江南等地区被强制迁来宁夏，其性质毕竟是逆向性的，因而返迁率之高也就不可避免了。
而吊庄的大规模移民与上述二者不同。它一方面是政府扶持资助的决策和行为，另一方面也自始至终坚持了移民自愿的原则。
这样，便使伊沃里特·李所论及的中间阻碍因素和移民个人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化被动迁移为主动(个体)迁移。因而，吊庄移民的基本成功自然在预料之中了。
3.区域发展与提高人口素质的深层意义
扶贫移民的主旨是帮助贫困农民，解决温饱，但吊庄的开发性还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是达到“山川共济”的双赢目的。一方面缓解了贫困山区人口超载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搬迁一户，宽松两户，解决三户”，同时有利于退耕还林种草的山区生态恢复的建设；另一方面，开发了川区闲置的荒漠和充足的水资源，同时治理了土地沙化，形成局部的“绿洲效应”。因此，对今后川区和山区乃至整个宁夏的区域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移民这种人口流动，可以防止农民“生苔”，促进人口的发展。对于相对闭塞落后的西海固贫困农民来说，他们来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达的川区，思想、文化和各方面知识水平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迁移开发过程中，形成了“拓荒牛”精神，逐渐克服了以前种种惰性和不良积习。从而，正在并将继续提高移民的人口素质，甚至影响到迁出地老家人的精神面貌。
宁夏党政的决策者们抓住了人口这枚棋子，审慎地下了一着“棋”——移民开发。你能说这不是回顾历史、考察现实而做出的重大抉择吗，这不是建立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高度而做出的郑重决策吗！着名社会学专家费孝通说：我曾提出要下好人口这盘棋。大家知道，下围棋时只要做好两只眼，全盘就活了。我国人口这盘棋也要做好两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一是合理组织人口迁移。
下活人口这盘棋，做好人口迁移这只“眼”，我们就把握住了调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有力的杠杆。
同时，从人口迁移理论来看，作为政府决策和组织的迁移行为，宁夏吊庄移民坚持了自愿迁移和顺向流动的原则，发挥了组织管理的优势，根据不同区域人文地理环境选择了多种经济开发模式，在“输血”式济困的同时注重建构“造血”机制，并处理好移民与民族发展的关系，从而为移民开发工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