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高昂地歌颂了从军之乐，表现了文士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一向以“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着称的徐干，在其他文士普遍情绪的传染下，也写起了《西征赋》。同时期其他文士也写过很多同类作品，俱都用来表达自己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在此不一一列举。
同时，邺城文士除了醉心功名，驰骋沙场的诉求以外，还有一种斗鸡走马，邀宴贵游的风气。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就在此娶了甄夫人。曹丕、曹植长期留守邺城，而邺城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所以，当时作为贵公子的曹丕、曹植自然的会有一些所谓“富二代”们所共有的斗鸡走马，宴游观景的习惯。而当时文士大都作为二人属吏，因此跟随出游的机会也比较多。加之曹丕、曹植文学造诣相对较高，有感而发经常会乘兴进行创作，而其他文人自然得跟随唱和，所以就有了一种“贵游文学”的出现。
这一类作品，曹植写的最多，如《名都篇》《箜篌引》《斗鸡》《妾薄命》《游观赋》《娱宾赋》等，都是描写贵游的作品。他人也不甘落后，即使一向清高的刘桢也写过类似作品。贵游文学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局部政权稳定，势力强盛，同时也是统治阶级腐败作风的表现。因为这一类型文学的出现，作品的创作题材就多有了一个细小化的方向，这种作品的出现难免会降低作品思想的深度。所以作者在创作这类作品时，虽然文气较高，但在骨力上就不如建安前期。如敖器之在《敖陶孙诗评》中评价曹植：“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当然，这只是用来评价曹植在邺城时期的创作特点。在建安文学后期，曹植经历争帝失败挫折的蜕变后创作方面了有了质的飞跃，此是后话。单就邺城时期来看，整个这个时期的骨力不如建安前期。但是，这时期作品描写精细巧妙，追求写作技巧和辞彩，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有所提高，客观上对文学进步起到了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在创作方式上，邺城文学还有一个特点——群体性。不少作者同题作品很多。在曹丕的《玛瑙勒赋》序以及《寡妇赋》序等中都提到“命陈琳、王粲并作”“命王粲并作之”之类。不少作品为应和酬唱交流讨论场所产生。比如曹植、刘桢都有的《斗鸡诗》。诸子皆有的《公宴诗》等，其情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这一现象，激发了士人表现才华的欲望，激励他们互相切磋，一逞文才的积极性。有利于文学水平的总体提高。
这一阶段在政治上，又贯穿了曹丕、曹植兄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建安二年，曹操子曹昂在征讨张绣一役中战死，曹丕就成了曹操的长子。古代中国向有长子继承的传统，然曹植自幼聪颖，曹操曾一度打算传位给曹植。但是曹丕为人比较善弄权术，曹植又不拘小节，放荡不羁，曹丕经过麓纳吴质、逼醉曹植等事件，设谋陷害曹植，加之曹丕留守邺城时，平定魏讽等人谋反，立下大功，使其由竞争劣势变为优势。建安二十四年，曹植拜南中郎将，率军救曹仁，因醉酒不能任事，使曹操彻底失望，终于立曹丕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逼迫献帝禅让。
论政治头脑，权术计谋，曹植确实大不如曹丕。但在文学领域，两人则都有相当优秀的表现。曹丕着作颇丰，《魏志文帝纪》记载：“初，帝好文学，以着述为务，自所勒成数百篇。”可见其作品之丰富。其黄初年间所着《典论》，作为文章或者文论，都具有很高价值。后期的曹丕还注重复兴经学，设立太学，置“春秋谷梁”博士，收集典籍等，在文化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其实，在曹操当政时期即已发布《建学令》等，提倡儒家文化教育。只是到了曹丕时期，这些工作做得更为突出一些。
而这一时期，曹植还处于其创作前期，“三河少年”的豪奢纨绔风气在其作品及其平时生活中都有所体现，斗鸡走马，吃喝玩乐。但是，毕竟曹丕、曹植不是普通的纨绔子弟。与曹丕一样，曹植也一直有自己的理想，希望可以建功立业。着名的《白马篇》在其前期作品中具有特殊地位。全篇勇烈激昂，意气风发，气概如虹。向往“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征战沙场。表现了青年时期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积极向上的曹植强烈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也可以说，这是每个有血性的年轻人都曾做过的英雄梦。而通过曹植精彩的写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以及身为“贵介公子”是分不开的。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热情奔放，任性放达的性格。这一性格，注定了曹植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文人，却也是他不能够胜任帝位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他任性、饮酒不节、好表现却缺乏实际能力，又加之沾染的纨绔子弟浮华浅薄习气，最终导致了他失去父宠，进而失去与曹丕竞争的机会。《魏志陈王传》注引《魏武故事》中记载曹操对曹植态度的转变：“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今吾异目视此儿矣！”可知曹操对曹植失望之至，所以曹丕的胜利是必然的。
曹操作为这一时期曹魏政权的掌权者，政务繁多，很是劳累。首先，在政权内部得理顺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不少士人像孔融那样，具有较高名声地位，却起初是抱着兴复汉室的心态加入曹魏阵营的。还有即使是直接跟随曹操的士人，也要加以留意。加之曹操为人好猜忌，以致很多名士在当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曹操对其打击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异己，同时达到震慑的作用。如早期列罪杀孔融一事，前文已经提过。与孔融交好的如杨修、祢衡等也都相继遭难。早期孔融曾向曹操举荐祢衡，但是祢衡为人也比较刁钻，善于嘲讽。在与曹操见面时无端嘲讽曹操，曹操大怒，把祢衡送到刘表处，起初祢衡受到厚待，后来由于同样原因，又被发落到黄祖处，终于在黄祖那里因为嘲讽被杀。杨修在公元219年也被曹操所杀。虽然杨修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介入了曹丕、曹植的立嫡之争，但是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了统治者即使渴求人才如曹操者，也不希望手下身边的文士有太多的独立人格。可以看出统治者吸纳文士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文学上的气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人当做实现自己目标的使用工具。又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由于耽搁了给曹操看病，即使荀彧等求情，也还是被曹操杀死以儆效尤。后华佗在狱中求一狱卒传出自己的一本医书，狱卒怕沾惹是非，不得以只好烧掉。使后世缺少了这部可能非常重要的医药典籍。以及传说中的麻沸散，早于西方千余年的麻醉药剂，现在也只能是个传说。这类事件都造成了很多珍贵资料的损失。向以不拘小节自诩的曹氏家族，在掌握政权后也开始推行所谓的教化礼法，当然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又比如刘桢，就因为平视甄氏，险被处死。如《世说新语》中所言，“刘公干以失敬罹罪。”群欢宴饮之际，俯首跟平视真有事关生死这么重要吗。显然也只是为了给素有“清高”之名的刘桢施加点压力让他知道害怕，收敛规矩而已。以上事例，说明了文士在当时虽然地位、生活有所提高，但本质上还是被当做工具，看似可以随驾从军，可以与统治者共同饮宴，但还是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丝毫差池便可能引起杀身之祸。
建安末，建安七子以及其他大部分着名文士由于瘟疫相继去世。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次年称帝，献帝禅位，曹丕定都洛阳。邺城文学集团宣告结束。
三、尾声——建安文学的结束
这一时期，原来比较有影响力的着名作家相继辞世。曹丕由文人身份转变为帝王身份，政务缠身，离真正的文学创作渐行渐远。只有郁郁不得志的曹植，在经历人生起落之后，思想境界进入新的层次，创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而这一时期曹植在文学上的发展才真正奠定了他的大家风范。
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评论曹植“但美邀游，然颇有忧生之嗟”。前句是形容曹植早期作品的风格，后半句则是描说后期的风格。曹操去世后，曹植失去以前的贵公子地位。当上皇帝的曹丕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性的迫害。
起初，曹植对自己的安危是极其担心的。由于立嫡之争，曹丕为泄愤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于是曹植被经常治罪。所以在黄初初期，曹植是很怕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的，所以谨小慎微。
黄初四年，诸王朝京都，曹植到洛阳之后，曹丕不接见曹植。于是曹植就开始惶恐，写了《责躬诗》用以自责寻求宽恕。整个诗篇无非用歌功颂德来乞怜。但其序颇值一读：
臣植言：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迫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耇无复执圭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荤毂。僻处西馆，末奉阙庭。踊跃之怀，瞻望反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拜表，献诗二篇。词旨浅末，不足省览，贵露下情，冒颜以闻。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终篇所述，显得无比可怜。内心的惶恐表现在作品之中。此时的曹植，沮丧颓唐，根本保持不了当初的那种高贵骨气。与前期“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般的曹植判若两人，形成鲜明对比。
自古宫廷斗争成王败寇，所以没必要探讨“煮豆燃萁”典故的真伪，曹丕对曹植的态度自然也可想而知。确实曹丕对曹植进行了不少报复性的打击，但至少还是留得曹植一条命在。相比于杀父弑兄的隋炀帝、玄武门外的李世民、大明朝的永乐帝，相对来说，曹丕之于曹植还是顾念了一点手足情谊的。曹丕对曹植的打击，主要是为泄愤，因为很明显在政治上曹植对其并不构成威胁。当然，也可能包含一点对曹植文采的嫉妒。
然而，曹植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经历打击之后，曹植表现得好像并不十分怕死了。不再一味地卑躬屈膝，在其作品中逐渐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之情。黄初四年朝京师之后，任城王薨，回封地时又不允许他与白马王曹彪同行。离别之际“愤而成篇”。虽然心有余悸，但是在悲哀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不平的情绪。这一点足以看出此诗与《责躬诗》的不同。也表明了曹植作为失意文人心态上的变化。之所以曹植会受到很多后人的追捧，除了他创作本身的华丽以及世人共有的对弱势一方的同情外，就源于此种情绪。因此，曹植成为了可以代表历代失意文人的标志性人物。
同一时期，曹植还创作了表现内心抑郁的《洛神赋》在后世也甚为推崇。更有“感甄”一说流传。个人觉得这一说法附会成分较大。一则，当初曹操攻下邺城曹丕迎娶甄妃时，甄氏二十岁、曹丕十八岁、曹植才十三岁。年龄跨度相差太大。再者当初刘祯因为看甄妃的姿势不对，就已经险些被治了死罪。而后来的曹植如果真有这种类似思念甄妃的文章且没有被曹丕发现并被治罪的话，似乎就有点太小觑曹丕的阅读能力了。
即便受到如此打击，曹植的报国热情似乎并没减弱。直到曹丕死后，曹睿掌权，虽然碍于叔侄情面，没有太难为曹植，但是曹植的上书、意见是根本不被采纳的。而曹植本人是绝对不会被得到重用的。这一点他直到晚年似乎才有所发觉。于是在郁郁寡欢中，这位伟大文学家的生命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建安文学也就此走向结束。
建安文人成为了历史的沧海一粟，成为了北邙的无数荒丘，成为了书本传记中的人物故事，而建安士人的浩然之气则被后人铭记传承。于是，后世发扬并牢牢记住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建安风骨。
参考文献：
［1］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3］詹福瑞.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赵玉萍.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研究［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4］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文强译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