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午9点开始，我就站在他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等。现在，已经将近11点了，他屋里面还是一团活色生香的热闹。进去汇报工作的人一个接一个，他接打的电话一通接一通。一分钟都没有歇息过。其间他曾一边对着手机说话一边打开门，用动作示意我进去坐。我很知趣地没有进去。坐在里面干什么呢？让人家站在走廊上打电话吗？
当我们终于在办公室相对坐下时，已经将近11点半了。
这是一个标准的公务员，白衬衣，灰夹克，黑色长裤，商务休闲黑色皮鞋，举止彬彬有礼，笑容矜持温和。但是那眼神暴露出了一切：狐狸一样的精明，间谍一样的戒心。虽然和我距离最多两米远，但那眼神使得他和我隔了整个太平洋。最滑稽的是，他想表现得像我的哥哥。
他是高新区管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姓付。在中国的官场，这是一个尴尬的姓。无敌说，他分管拆迁这一块。
我说出了无敌的名字。
他点头：“知道，知道。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听他说起你的事。我们关系相当不错。”他和颜悦色地笑着，话题却转了过来，“可是，你姐姐的要求也太不现实了呀。”
我笑笑，把那两条中华烟放到他桌上：“无敌让我带给你的，说让你费心了。”
“这个家伙。”他笑起来，“明知道我不抽烟。”
“我认识你。”我说。
“哦？”他惊异道。
“你也是师范毕业的，是不是？”我笑道，“我打碎过你的一只碗。”
“真的？”他有些天真地瞪大眼睛，随即摇摇头，“想不起来了。”
确实是真的。我见他的第一面就认出他来了。他高我两届，当初学校有一个惯例，高年级班要和新进校的低年级班结对子，他的班和我的班便是结对子班。在结对子的联欢会上，他唱了一首《垄上行》，非常漂亮的男中音，让我印象深刻。后来发现他体育很好，常可以看见他和一帮男生在篮球场打篮球。再然后就是那次打碗事件：我不知道为什么拖了饭点，进食堂时便行走匆忙，走过一个男生身边时只听“哗啦”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碰掉了一个人的碗。一帮男生顿时起哄道：“赔！”他却对我笑笑，大手一挥，放了我一马。
没错，就是他。
“一点儿小事，你还记得挺真！”他愉快地笑起来。
时钟已经指向12点，我说请他吃饭，他忙不迭道：“让你等了那么久，不好意思。我请，我请。”
饭店离区委不远，名字叫“地锅香”，顾名思义，地锅应该是其特色。在饭桌上坐定，付师兄点菜，点的果然是地锅馍、地锅鸡、地锅烩菜等几样。听他念叨着菜谱，席间顿时就有了一种家常的氛围，很容易让人推心置腹。这真是很微妙。当然这种家常只是幻觉，但还真是一种让人受用的幻觉。
饭菜摆上，吃着说着，他简单询问了一下姐姐那排人家的情况——其实不需要多问，他知道得已经非常详尽。接着，他便又开始亲切地批评起来：“你是我小师妹，又跟无敌那么近，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有话直说。我知道农民不容易，可也不能太蛮了不是？能留五米就中了，她非得再多要几万。你说，没有一家赔的，怎么赔给她？”
“听说有赔的。”我说。当然得诈他一诈。
“谁赔的？赔给谁了？”他放下筷子，眼神刀子一样犀利。
“这个，你们最清楚了吧。”
“我是最清楚，一个都没赔！一分都没赔！”他的口气激烈起来，“我敢跟你赌个咒！”
我沉默。一旦谈话的对象到了赌咒的时刻，那么就等于话语之路到了一个悬崖。必须得再找另外一条路。
“你想啊，我们咋敢赔？只要赔，肯定就会有人知道，那我们以后的工作还咋做？”他的口气很快温和下来，给我夹了一个鸡翅，“吃菜。”
“你多给了他们好处，他们还会不保密？总得有个君子协定嘛。”
“君子？君子个屁！首先，有几个君子？其次，就是真的碰到了君子，他就是真想为你保密，也保不了多长时候。你想，他就是对别人不说，对自己爹娘和兄弟姊妹会不说？知道的人多了，肯定就会四处漏气。更多的人呢，根本就不想为你保密，他才不管你以后拆动拆不动呢，就想显摆显摆自己能，有本事，所以才能够多得好处。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该烧不烧，心里发焦；该露不露，心里难受！”他非常流利地说着，这些话显然早已经烂熟于心，“干了这么些年这种活儿，有些规律我早就拿死了：一、咱永远不能对群众保密，因为政策是透明的，而且越来越透明。二、永远不要相信群众会为你保密。亲戚姊妹，宗族关系，人家这种通过血缘建立起来的信任度比对你要高得多。所以，这个口子万万不会开的！要是开了，就等于是过了个小坑进了个大墓！呵呵……”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笑了起来，微微有些失控，让我想起白区那次失控的笑。
“怎么了？”我问。
“有些事，你想都想不到。我碰见过一个拆迁户，是我见过的最可笑的拆迁户之一。当初他也是一个很顽强的钉子户。我们花了好大力气才做通了他的工作，把他的房子拆了。——没有，一分多余的钱都没有赔给他。他一拆，原来和他一起钉的那些钉子户就都不乐意了，问他怎么就把房拆了，你猜他说什么？”
我摇头。我知道，答案永远都在我的想象之外。
“他说：上头不给我十万，我能给他拆了？！”
“他疯了？”我惊讶极了。没拿钱却说自己拿了钱，可不是疯了吗？
“可他就是这么说了。”付师兄摇摇头，叹口气，“后来我们忖度他的意思，肯定是觉得一分钱没多拿就拆房，在钉友们面前觉得没面子，所以就吹呗。肯定就是为了这个。可是，他这一吹不要紧，我们以后的工作可就更难做了。钉子户们谁肯相信他只是为了面子就虚报十万块钱？都相信我们是真给他了十万！”
“那，你们怎么办呢？”
“解释呗。尽到解释义务就行了，还不能狠劲儿解释。这事情，就像绯闻一样，越描越黑。”
“难道就没有任何例外？”我说，“我不相信。”
“有。”他坦然道，“但是，绝对不会在拆前先给他们。关系真是不错的，背景非常硬的，也是在房子拆了之后，事情都了干净了，也才会给。想事先得？绝不可能。不是谁的面子够不够，凡是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的，肯定关系都不错。这确实不是关系不关系的事，这是原则问题。而且，即使是给，也还得换个名目给。这也是原则问题。”
原则？哧。我笑。为他口中的原则。
“先拆了再去要账，那心里会有底儿？”我说。
“既然能说成事，那就是自己人，还有啥不放心的？”
“到时候你要是调走了怎么办？要账照着谁的脸？”
“调？哪有恁现成？又不是鸟儿，整天换树飞？”他笑了，深深叹了口气，“要是能调走就太好了，做梦都想调走！我在这基层，真是干得够够的了。”——他师范毕业后在乡下教了两年书，之后便调到乡教办写材料，后来又到乡政府写材料，又到某区政府写材料，然后是区委秘书科科长，区审计局副局长，某镇镇长，镇党委书记。三年前调到高新区，现在的行政级别是副处。
“说是个副县，其实在高新区这种地方，干起来还是一个镇党委书记的活儿。可以说，在国家的行政构架里，这是一个最具风险的岗位。”他说。我注意到，他把副处叫副县。基层很多人都这么叫。副县听起来要更大一些，更威风一些，更有满足感吧？
“风险？在哪里？”
“处处都有。我们的工作有两大内容，一是稳定，二是发展。先说稳定。稳定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有一桩上访，不能出一点儿事，这可能吗？国家的上访政策这么宽松，人人都有上访的权利，你能管得住吗？别的不说，这些敏感的日子就绝对不允许出现上访。”他掰着手指数起来，“国家两会，省两会，市两会，七一，国庆……上访的由头？拆迁只是其中之一，花样多着呢。当年计划生育粗暴执法让人家妇女落下后遗症的，‘文革’期间地富反坏右分子觉得受伤害太大要求国家赔偿的，打官司分家产觉得断案不公的……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去上访，如果嫌一个人力量小，还可以花钱雇人去群访，反正五个人就够群访的数了。你知道吗，那些常常上访的访民，有的都把上访当成一种娱乐了。比如今天，想想自己没什么事，就找几个人，说：去上访吧。就上访去了。一看到这个，我就怀念过去的衙门：大棍一竖，多有威严感啊。让他们不敢随便去告状！就是告状也告得认真一些！”
我笑。
“短的跑市里面，跑郑州，长的跑到北京。因为这些访民，北京还兴起了一些上访中介机构呢。吃完访民吃地方政府，这边给访民递材料，那边给地方政府抽材料……一条龙服务，两边发财！”
“关键是你们怕呀。”我说，“你们怎么就那么怕呢？”
“关键上面拿这一条来压人啊。”他说，“上访是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条重要指标！只要有了重大的上访事件，那就证明地方政府没有控制好不稳定因素，到时候，先进当不了，提拔没机会，连最基本的面子也会丢掉，还会被骂‘连个人都看不好，还干个啥？’”
“是一票否决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