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替代战略又称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出口，发展出口工业，逐步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用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政策。“出口替代”战略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例如：东南亚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90年代转向高技术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1996年全世界电子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东南亚各国出口急剧下降，如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猛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主要依靠出口增长带动的东南亚经济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东南亚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好上述问题。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良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称的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为区域经济的联合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使得东南亚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当泰国政府的金融当局抵挡不住泰铢贬值，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时，国际投机势力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立即冲击其他国家的货币，再加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泰国类似，所以金融动荡遍布东南亚在所难免。
四、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一）稳步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
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它们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权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200年的历程。每种市场、每种机制和制度工具，都是千万人在经济实践中根据活动的需要而协商采取的，并通过千万人的实践才逐步形成共同的制度、机制和工具，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运行、监管的制度与规则。
但东南亚国家在短短的20-30年间，不可能完成发达国家两百多年所完成的事，也不可能通过漫长的发展过程让各类市场形式、机制、制度工具依序发育、成熟，而是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同时出台。当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尚未完成时就已开始证券化，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先天不足性。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性缺点，构成了“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原生不足。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领导人把危机发生原因归罪于索罗斯和金融体系的过早开放。这只是看到了表面上的原因，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不合理、金融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为国际金融商业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机。总之，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系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不能把金融开放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能据此而“闭关锁国”；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开放而衰退，只有因为封闭而落后的例子，这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我们要借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我们要按照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金融，先关税、后非关税，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等先后难易顺序来开放我国的金融体系，不能过度、过滥、妄用金融手段及其衍生工具。
（二）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在1993年前实行的也是金融混业经营。到1992年下半年时，社会上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银行资金以种种方式参与证券、信托、租赁业务经营，证券公司也从事融资、房地产等业务，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1993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在有关文件中对金融分业经营作出了明确规定。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开始相互渗透。199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2001年5月，中国证监会表示，开放式基金发售将由商业银行和券商代理。随着相互渗透趋势加强，一些创新金融产品也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银证业务从技术上已难以划分，不仅商业银行在具体执行时难以把握，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也会无所适从。同时，伴随金融业竞争的加剧，金融业的并购将不再是简单的同业合并，而是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并购，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受让荷兰国际集团持有的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50%的股权和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的股权。
这又给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分业经营已难以为继。
这就要求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不仅包括银行，还要包括保险、证券、信托等相关金融行业。
和金融分业经营相对应，我国正式形成了分业监管体制的构建，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以下简称“三会”）共同负责金融微观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金融稳定的监管体制。
监管协调性差是分业监管体制的固有弊端，导致三家监管部门之间及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大，效果差。这些部门均为独立的正部级单位，自成系统，各司其职，条块分割，易形成部门利益，造成监管真空和摩擦，给跨业违规经营以可乘之机。此外，当发现问题时，由谁牵头，由谁做出最终决定等，都有一定难度。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将更为突出，并严重影响监管效率的提高。
与混业经营的趋势相适应，金融监管体系也应加快改革进程，并最终实现金融混业监管体制。金融改革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分步骤进行的原则。
第一步，建立银、证、保三家机构的定期协调制度，对话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就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调，研究对策。必要时，可由银、证、保三方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小组对混业经营机构实施现场检查。
第二步，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合并，进行混业监管。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完善，监管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健全，混业经营程度和深度的提高，在适当时候，可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合并，成立国家金融管理局，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混业监管。
（三）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
我国应当加速金融市场改革，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应当肯定，人民币具备稳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是说不动，人民币汇率仍将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才是正常的。
从经济学来说，市场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如果强行将人民币保持在一个数值上不变，它就不能反映外汇市场的变化，不能反映国内要素市场的变化，可以说丧失了反映市场信号的功能，失去了资本配置的功能，在开放的国际社会中等于放弃了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手段。因此，人民币作为价格信号，它的走势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变是绝对的，有涨有落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才是正常的。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新的制度平台时，还原它的宏观经济调节的杠杆作用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市场外汇的供求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灵活性不够，不能通过人民币调节外汇市场，那将是不利的。
由此看来，“入世”10年后，人民币具备稳定的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利用人民币反映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的状况，逐步回归它的价格信号功能，从而发挥人民币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作用。
（四）解决储蓄率、投资率“双高”问题
必须指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无限度地牺牲当前消费而获得经济增长。从1978年至今，中国投资率平均为37.3%，到2007年更是高达45%，总体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1993年我国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1992年我国储蓄率只有35%左右，2007年我国储蓄率上升到51%。
政府拥有的财富比家庭的财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资产所得到的收入，变成了投资而不是消费。从经济学角度说，这种高投资率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极限。为维持GDP的增长，就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投资率9年超过35%；泰国8年来投资率最高达42.8%；马来西亚10年中投资率最高达43.6%。中国投资率与马来西亚相近。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场东亚金融危机，将高投资率的成果卷走一半，至今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可见，投资率是有警戒线的，一旦超过警戒线，将出现银行风险、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及投资效率下降导致的企业生产率下降。
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反映了中国资金配置体系的不够健全及货币政策的不够完善。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可能会再度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使中国缺乏强劲资本市场的脆弱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如何才能解决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问题呢？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场。政府应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向弱势群体实行倾斜的收入再分配来增进公平。
其次，利用财政和分红政策，压缩企业的利润，限制它们在产能过剩领域的再投资。
再次，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对7140个居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其结论是：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应该鼓励创富；但问题是某些高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和垄断、违法违规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从经济学上说，它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利于扩大内需，影响了社会稳定——长此以往，社会的产出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最后整个国家处于低效率。
最后，必须解决与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相关的支出过度不确定的问题。日益上升的医疗成本已成为中国人一大担忧，目前医疗支出已经占到居民家庭消费总额的11.8%，高于交通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建立不久，资金可持续性仍然面临挑战。对社保体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储蓄高企、不愿消费的原因之一。信心不足，消费何来？
第二节美国次贷危机的后续风险
自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陷入本轮衰退，至2009年夏开始恢复增长。截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已连续6个季度实现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估测值按年率计算增长3.2%，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也向上修正为2.6%。综观2010年全年，美国经济全年增长2.9%（美国商务部网站），是2005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该数据不仅使2010年成为2007年底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第一个全年增长的年份，也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38万亿美元。时隔3年，美国经济总量终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总之，2010年下半年是美国经济的分水岭，美国经济不再是疲软状态，毫无疑问正处于复苏的过程中，虽然复苏过程可能非常缓慢。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和世界经济虽然正在摆脱次贷危机的恶劣影响，但是世界经济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