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放区的农村民间金融
民国时代在南方的苏区，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对苏区所在的国民党的政权和经济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颁布《定期抵押放贷暂行规则》，其中规定“凡备有相当抵押品，抵押用途在不抵触苏维埃法律与不妨碍经济政策，而取得本行之许可者，无论个人、团体、商店、工厂均可自行抵押借款。”同时还对抵押品折价、期限、利息等事项做了详细的规定。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期间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对借贷利率的限额控制在1~1.5分，超过这个额度，就被看作是高利贷，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规定：“出门利（现扣利）、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1940年又加上一条，“高利贷者应受刑事处分”。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在各个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有些地方发展为拒绝交租交息、废除旧债务。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共中央发表《五四指示》，1947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宣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对地主富农的债务实行废除政策，由抗战时期的减息政策转变为本利全部废除，从根本上使得沿袭几千年的民间借贷行将就木，也为建国后对此类行业和现象采取意识形态和制度高压的措施埋下了伏笔。这个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配合了当时各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另一方面为在各个根据地强化政权团结贫下中农解放生产力激发劳动积极性，发展解放区经济，打击孤立地主富农，加强军队建设，为迎接解放战争的到来，奠定了经济和政权基础。对这一点李金铮认为这个政策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它也使得这个政策进一步远离了农村借贷利率的实际，其对农村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而农村民间借贷所产生的小农生产模式在当时依旧存在和运行，但是按照李的说法如果要解决负面影响产生的根源，那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推行的取消小农生产模式的集体化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小结
民国时期是一个政权不完整、国家不统一、经济不发达、杀伐不停息、社会不稳定、民生不欢娱的一个过渡性时代，特殊的时代使得下层民生极其困苦，反而促使乡村高利贷盛行一时，民国政府也加入逐利之行列，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民国基层政权的解体。而中共在苏区和解放区的经济政策，能在各个历史时段与时为变，体现出革命和政治的超前与先进，与国民党相比较在针对农村民间金融政策的制定上都体现出较强的围绕政治军事斗争需要为核心的一面，而这种政策的制定为建国后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经验基础和早期的经济工作实践过程，这种实践的记忆在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却时常能看到它的影子存在。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民间金融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民间金融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但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国民政府统治的几乎彻底崩溃的国民经济基础上起步的，战争使得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大破坏，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空间大大压缩，几乎彻底消失。
（一）根据地的农村民间金融概况
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私人借贷来了解。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废除所有封建剥削债务的政策。1929年7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的新债政策做了调整，即：为了避免根据地内民间借贷关系的停滞，为了活跃乡村金融，除了禁止高利贷以外，允许借贷利息存在，并大体限制在年利1~1.5分或其他相当利率。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对私人借贷利率的政策，曾有过不同阶段的变化。尽管如此，禁止高利贷仍是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内容。如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颁布的减租减息条例中，大多都明确规定了禁止高利贷，特别是现扣利、利滚利、印子钱等高利贷恶俗。
抗日根据地实行减息政策，无疑是对旧的高利贷制度的大规模改造，农民确实从中得到了许多利益，高利贷负担大大减轻了，但与此同时，也普遍发生了私人借贷的停滞现象，乡村借贷活动陷入僵局。针对农民借贷停滞的局面，各根据地除了强调借贷利率自由议定以外，还采取了一些缓解措施。发动群众互帮互助，就成为重要手段。根据地的互助有两种形式，一是建立和发展合作社；二是通过宣传和行政手段，开展私人之间的“互借”运动。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为解决借贷停滞现象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可见，私人借贷关系还大有活动的余地。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营银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人民政府对民营银行基本上采取扶植与鼓励的政策，发挥其调节资金余缺，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其消极破坏作用进行限制。晋冀鲁豫边区1946年曾发布《管理银行银号暂行办法》，1947年公布《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对私营银钱业进行管理。进入1948年，解放区政府开始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管理和限制，通过大力开展解放区银行的城市金融业务与民营银行进行竞争，以争夺业务活动的范围，迫使民营银行收缩活动范围，削弱其竞争能力。如1948年5月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召开的扩大行务会议决定：保证私营银钱业合法经营，加强其管理，以维持、稳定金融市场；大力开展解放区银行的城市金融业务，压缩私营银钱业的业务。1948年7月，华北人民政府通令公家存款一律存入华北银行以削弱私营银钱业资金活动力量。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华东军区分别颁布《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华东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对私营银钱业的资本额及构成、业务范围、缴交准备金、重新登记、造送营业报表等事项做了详明规定、限制。对已解放城市里的外商银行，人民政府一般采行利用、限制、管理相结合的政策。利用其作为外汇代理行与指定行，垫付外汇头寸，限制其营业范围，不许买卖商品、金银，不许发行货币、办理储蓄和区内外汇兑等业务。
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关注。《共同纲领》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指导。尽快确立银行的主体地位，确保国家对金融活动的有效控制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自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创立以后，逐渐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改造。人民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银行和钱庄，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依法对私营银钱业进行管理和整顿，限制与打击其投机活动，限制私有银行的自由发展。经过以上清理整顿，到1949年年底，全国（指已解放的地区）的私营银行（含钱庄）的数量减少到833家，存款只有抗战前的1/40。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后，部分私营钱庄由于多种原因资金周转不灵、经营亏损甚至倒闭。到1950年6月底，私营银行数量减少为387家。通过没收金融官僚资本，接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银行，对原有民营银行公私合营，同时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对国营企事业单位现金集中管理和大力吸收私人存款，积极开展城市私人企业业务和农村金融业务，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国家银行实力大大增强，垄断主体地位逐渐形成。
（三）民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过渡”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眼于民营金融业的改造先于其他民有工商业进行。中国人民银行以公私合营银行的典型示范形式引导民有行庄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到1952年12月中国的民营金融业得以实现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民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积极引导民有行庄业务经营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银行和钱庄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通货膨胀下畸形发展起来的私营金融业，资本实力薄弱，家数过多，投机性强。进城之初，人民政府限制其业务范围，宣布只准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在自报公产后继续营业。然后公布私营银钱业管理办法，依法对私营银钱业进行管理和整顿。限制与打击其投机活动，教育与疏导其与生产相结合，走上为工商业服务的正常轨道。1949年8月至9月，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管理与疏导相结合原则，有领导有步骤地运用各种方法对私营行庄的资金予以疏导：（1）组织私营行庄成立具有初级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放款银团以支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2）成立利率委员会引导利率逐步下降。（3）通过新华、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等公私合营银行组织运用私营行庄的资金或对资金困难的私营行庄给予贷款支持。上述措施，对于国家运用私营行庄资金以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同样起到重要作用。随着天津、北平、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华北、华东、华中等地都制定“私营银钱业管理办法”限制民营银行的自由发展。如规定私营银钱业的资本额及其构成；其业务范围和不得经营的业务，不得兼营事业、囤积货物或代客买卖股票，不得签发本票，不得接受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事业存款；其在业务上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督与管理，按时以周报表、月报表、年报表的形式将业务情况呈报有关部门；特别是规定其贷款总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50%。经过以上清理整顿，到1949年年底，全国（指已解放的地区）的私营银行（含钱庄）的数量减少到833家，存款只有抗战前的1/40。
2.组织联合经营和联合管理
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后，部分私营行庄由于多种原因资金周转不灵、经营亏损甚至倒闭。中国人民银行倡导私营行庄组成联营集团，与国家银行签订业务联系合同以争取社会信用。到1950年6月底，私营银行数量减少为387家。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总方针确定了对私营行庄实行“团结、领导、运用、改造”的具体方针，引导私营行庄联营合并以求生存发展、扶助生产。许多银行，如金城、中南、大陆、联合等银行，主动要求由国家银行接收其官股为公股，实行公私合营，而许多私营小行庄也积极进行联营合并。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建业5家银行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各地私营行庄除加入该管理处者外，均先后仿效该管理处进行联营合并。而各地受其总管理处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双重领导的合营银行所具有的联营、联管特征，表明其已基本上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3.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考虑到“五反”运动后私营、合营金融业存在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及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认为必须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以加强国家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根据资产负债状况合并或淘汰私营银行；已实行公私合营的银行在其劳资双方酝酿成熟后进行人员整编、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新成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办理私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的专业银行。社会资金已完全掌握在国家的手中，资本主义工商业与民营金融业的联系已被割断。1952年年底，全国公私合营银行与私营银行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银行，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国家控制的银行，至此，私营银行完全消失。
4.民营金融的消失——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的形成
到1952年年底，对私有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已具雏形，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国家几乎垄断金融业。在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得以强化。这突出表现在195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金融活动的统一领导管理因各大区区行的撤销而得以加强，银行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由此形成；1956年7月，在全国14个城市公私合营银行与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合署办公的基础上，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实现合署办公，由此将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1957年4月12日，成立不到两年半的中国农业银行由于其业务作用受限而被撤销，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内设农村金融管理局，由此统一管理全国农村金融业务。这样，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国家管理金融的机构、统一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由此形成。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