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林毅夫指出，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即制度安排，是指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制度安排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而制度结构是一个社会中正式和不正式制度安排的总和，就是说，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不同。该定义秉承了新制度学派对制度的权威界定，并且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遵循这一划分。
（二）制度的功能
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人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经济效益、外部性、技术规模、自然灾害等，即由于出于安全和经济的原因，人们需要彼此交换物品和服务，这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对人的行为起约束的作用。之所以要约束人类行为，是因为人有机会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搭便车、偷懒、违约和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追求私利的时候，“附带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如化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了河流，这也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外部性的问题；另一类则纯粹是以损人利己为手段为自己谋利，如坑蒙拐骗、偷窃。机会主义行为使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给社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源于人的逐利本性，而信息不对称、人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又为机会主义提供了活动空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者利用某种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
而人之所以愿意被约束，或者换言之人们需要制度，则同样是因为人的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外部性、技术规模、经济效益、自然灾害等，即人类出于安全和经济的原因，使得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此外，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型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而，一方面，人需要制度来确保生命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需要它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将外部效应内在化（林毅夫，1989年）。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是由家庭和教育灌输的习惯、准则、规范和价值观念（诺思，1981年），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种信念（林毅夫，1989年）。这种由家庭和教育灌输的价值观念或信念导致人们限制他们的行为，以至于他们不会或很少做出像搭便车那样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样现成的伦理和道德就跟制度所起的作用一样，成了一种约束力量和节约机制。
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
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和节约交易费用。作为一种节约机制，诺思教授有一段颇为精彩的叙述：“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根深蒂固地相信私有家庭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家庭即使夜不闭户也不用担心财产被盗或者被毁。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乱抛杂物。如果人们相信政治民主的价值他们就会把对他们的投票当作一项公民的义务来履行。劳动会勤勤恳恳，管理会兢兢业业；契约和投票行为就会像在法律上那样，在精神上受到尊重。”
当然，成功的意识形态还必须足够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成员的团结和忠诚（林毅夫，1989年）。这是为什么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经历的人们会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原因，即意识形态是可以改变的，这也是为什么统治者要不断强化其意识形态的原因。
二、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变迁的含义与方式
根据诺思的经典定义，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林毅夫指出，制度变迁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其他制度安排不变。
关于制度变迁的方式，诺思指出，绝大部分制度的变迁都是渐进式的，渐进的变迁是指交易的双方（至少交易双方中的一方）认为从交易中获取某些潜在收益而再签约，这类再签约可能从非常简单的形式到政治革命形式。与之相对应的是突进式变迁，突进式变迁采取的是激进式和强制的变迁方式，如革命、武装暴力等。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习惯于按照变迁主体的不同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希克斯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型基础上由速水佑次郎和拉坦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速水佑次郎、拉坦、戴维斯、诺思、宾斯旺格等多人对该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贡献。他们认为由于某些因素变化造成制度不均衡，由此产生了潜在的获利机会，从而诱致了制度的变迁。林毅夫（1989年）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综述并进一步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他首次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他指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与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过程。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由潜在的获利机会促成，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很有可能仅仅是现有利益的再分配。当然这种划分并非绝对，如某些自发的制度变迁往往也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推动。以上分析暗示着以下结论：当存在潜在获利机会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较好的选择，当需要进行利益再分配时，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又成为首选。
（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和路径依赖
关于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做了回答。科斯、诺思等从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机理出发，指出制度之所以被重新安排，在于行为者可以从重新安排中获取潜在的收益，这体现为对新制度的需求，且必须满足变迁的收益大于变迁的成本这一基本原则。菲尼（1988年）指出，需求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需求能否成为现实，还取决于制度供给者的安排能力和意愿、供给者预期的实施成本、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对制度变迁收益与成本的经济计算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意识形态对于制度的维持与变迁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具有判断现行制度结构是否合乎义理的功能，从而影响人们的选择。
所谓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是从诺思所思考的为什么一些无效率的制度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驻存这一问题中衍生出来的，即为什么一些无效率的制度不能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被自发地淘汰掉？诺思提出的一条最简单的解释是，当一种制度演进到一定的阶段，总是受其既存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存在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迅速优化，也可能进入恶性循环的路径而被“锁定”在“无效”状态。
不言而喻，这一理论对我国改革以来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路径与原因无疑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三）制度变迁的均衡理论
诺思认为，所谓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行为者的谈判力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合约是有利可图的，即制度均衡是指制度达到了博弈的均衡且资源得到了最合理的运用，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当然，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而是因为改变现有合约的成本相对收益过高。制度非均衡则与之相反，制度非均衡会引发制度变迁。
那么，制度为什么出现不均衡？诺思将其归结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重新谈判后一方或双方新增“剩余”的增加，进而引发“变革倾向”。
林毅夫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而完整地回答了造成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林毅夫认为，从某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可能引起制度不均衡：一是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源于以下原因：第一，社会科学的进步程度。社会科学进步的程度越高，越能提高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第二，与其他经济接触的情况。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的集合，受其他地区制度传播的影响，本地区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进行制度的移植，但要作一定的适应性调整；第三，政府政策的改变。政府政策的改变有可能将某些制度从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也有可能引进新的制度选择。二是技术的改变。技术变化是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生产关系的制度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因此而改变。三是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会导致收益率发生变动，引起人们对能带来高收益制度的需求。四是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一个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项制度的安排和实施是彼此依赖、互相影响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需求。
三、制度创新
（一）制度创新的含义
提到创新总会使人想到熊彼特。在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创新占十分重要的位置。不过，他的创新主要是和技术联系的，只有在尼尔森和文特尔及若斯的书中才正式将创新和制度结合起来。在熊彼特讨论的主要以技术为主的五种创新中，至少“开辟新市场”、“实现工业的新组织”两种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和制度创新相关的。可以这样讲，凡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生产关系方面）”的创新就是制度的创新（和交易费用有关），而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方面）”的创新则是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有关）。但现实中这两种创新很难区分开来，因为现实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难以区分性，决定了在讨论制度创新时总会附带说明技术创新的成分。
利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源泉。
熊彼特称为“周而复始的经济（The Circular Flow）”可以有增长，但是没有发展。在这种经济状态下（希克斯称为“习俗经济”）没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只有一成不变的习惯。熊彼特已经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的价值总额是个常数，即增长率为零，利润为零。这是一个抽象的假定，是一种静态经济。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确切地知道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实际上当不确定性发生时，创新就成为必要的了，此时零利润经济的均衡将被打破。因为利润可以被认为至少在上帝第一次推动地球时就有了其存在的基础。只要存在人们的经济性假设前提，就有利润产生，因而利润可以被认为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源泉之一。
（二）制度创新的界定
讨论创新总是要涉及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由于本文讨论的侧重点在制度，因而对技术创新方面顾及较少，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制度创新方面。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不是同一概念。有些学者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视为一个概念，笔者则把这两个概念做了较严格的界定。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演变，这种演变不一定向有效率的方向发展；而制度创新则被认为是一种对原有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以效率为目标，且必须有利润（而不是亏损）产生。判断由一种制度安排形式向另一种制度安排形式转化时是变迁还是创新，主要以变革以后的制度安排与原来的制度安排形式相比，是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以增进社会公民的福利为准）制度形式而定，如从小农经济向人民公社化演进属制度变迁，而从人民公社向家庭承包制推进则被认为是一种制度创新。
这个定义适合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制度创新是指发生了正效应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制度变迁的一种类型。
（三）制度创新过程
制度创新过程是一种利润产生过程，即在从一种制度安排转化向另一种制度安排过程中，必须有利润产生。没有利润的制度转变不能叫做“创新”，只能称作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能产生利润，也可能亏蚀，但对制度改革的设计者而言，他所倡导的新制度形式必须较原有制度形式好或较好（这种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的帕累托最优）。无论制度变革者最初是自愿的还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但其最终目的是要给社会带来利润。这种苛刻定义在于把制度创新赋予那些真正的设计者，类同于建筑工程设计者设计图纸一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将社会科学用自然科学的尺度来衡量，其实质在于推进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