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康乐县新庄塔石沟拱北信教群众闹纠纷，张治祥挨门挨户给群众做思想工作，讲党的民族政策，并立即叫来信教群众代表组织现场调处。通过张治祥的耐心细致的工作，双方终于达到协议，化解了矛盾，使双方都心悦诚服。
近五年来，他对民族纠纷发生一起调处一起，不推不拖，经他处理民族纠纷25起，处理23起，成功率达100％，有效防止了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里他功不可磨。
正是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追求崇高远大的社会公共目标，他栉风沫雨，筚路蓝缕，终以炼狱之火，铸就了生命与土地的辉煌！鲁迅说得好：“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就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结尾
这一座座校舍，一台台设备，一座水泥桥，一条条公路，一个个项目，一口口机井，像种子，在康乐县人民的心中垒起了一座思泽子孙，永世难忘的丰碑。
从以上三代“老人家”的情况看，库布忍耶宗教经历了由正常（建国初期）→非正常（反宗教封建特权和“文革”）→正常（改革开放以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说非正常是对第一次正常的否定。经过了这次否定的肯定，也就是正常，并非原本定义上的正常，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的质的飞跃，这就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的正常。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同样经历了波折，从适应→不适应→适应，这就是当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宗教改革，也由拥护→沉默→衷心拥护，这就是当前信教群众对宗教政策的态度。
（照片：山花绚烂）
三、库布忍耶与社会关系的规律
从库布忍耶历代与社会互动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规律性认识：
1、宗教的转移应该是从自然和经济条件差的地方→相对好的地方→较为发达的地方。穆罕印地尼把教门置于大湾头，在东乡县扎下了根；克比若继承父业，在东乡县巩固了自己的教业。从第三代起，克比若的长子叶尔古白、次子哈目则含就移居康乐草滩，以后康乐就成为库布忍耶分布最多的县，这主要是康乐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比东乡好的原因。对康乐，库布忍耶历代“老人家”都情有独钟。传说道祖穆罕印地尼“一出中原”时，从湖广、云南到甘肃传教，“后他来到莲花山，见奇峰叠峰，苍松翠林，山水淙淙，碧波潺潺，是干功炼性的稀奇难得之处。遂在莲花山水帘洞苦修参悟，认主赞圣，自我深化，偶尔去石莲洞观赏石花，或在静井洞（现叫神仙洞）面壁诵经。”后来，大湾头的吾斯玛乃的后代也有迁移康乐的。如“哎布·海力凡·统拉黑又称‘麻经太爷’。从人稀地薄，农业条件差，束修很少的东乡，迁移到康乐中砥川杨家落居。”解放后，库布忍耶教门也向兰州发展。穆罕默德·色风吉尼“一九五零年七月初一日亡于积石山前阳洼。接传的是老五儿子西拉智，又叫张延寿，住在兰州骆驼巷。”大湾头一支的第八辈“老人家”在克比若隐居功修的兰州两坪建设道堂，1985年由第十一辈“老人家”张明义主持在五星坪西侧吊岭建西坪拱北。这样库布忍耶把传播的范围扩展到兰州。
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同样，“社会的人都离不开衣食住行，然后才能组织起来，从事各类后动，包括宗教活动。宗教组织有了必要的经济资源，才能生存、发展、开展活动，保有设施，在与社会互动中产生自己的影响。”因此，追逐地理、自然、人文、经济环境相对好的地区生存，是信教群众的价值取向；选择相对发达的地区转播宗教，从而使宗教组织有更强的力量，也是掌教之人的美好愿望。这一点，我们在哲赫忍耶宗教的转移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宗教的发展是在“限制→放开”，“再限制→再放开”循环中波浪式地前进。彭耀、戴康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与王朝的关系的变化，似有下图所示的规律：此规律适用于佛、道教等大的教派。”
但是，从库布忍耶的历程来看，内于受国家宗教政策特别是伊斯兰教政策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是康熙雍正时的放开，乾隆中后期到清末的限制；民国初期的放开，民国后期的限制；解放初期的放开，“文革”时的限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放开。在这种“限制、放开，再限制，再放开”的运动中，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我们来看从1964年到现在，库布忍耶的发展状况。
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的情况是：“其教徒分布地区为东乡、临夏、和政、康乐一带，教徒约千余户。”
截止日前，临夏库布忍耶教众约有人，其中东乡人，康乐人。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长久起作用的，不仅是宗教的内敛性（凝聚力），而且还有开放性，是内敛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内敛性是指群体的吸引其成员，把成员聚集于群体中并整合为一体的特性。宗教群体具有很强的内敛性，库布忍耶也是如此。它给人们接近真主、认识真主，最终实现人主合一的终极关怀，形成了独特的以造为核心的神哲思想，遵行了一整套苏非主义一般学理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礼仪规范，实行了一种结构独特的传承和层级组织，繁衍了一支有共同认知的教众队伍。“群体凝聚力对群体形成及维持的作用表现为：保持群体的整体性、协调性、控制群体成员，保证成员的自信心与安全感。”这个作用在宗教处于限制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当宗教处于限制状态，正常的宗教活动不能进行，许多宗教转入“地下”，但正是由于凝聚力的存在，使宗教得以保存。
当政策放开的时候，宗教必然呈现开放状态，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系统指的是：“宗教群体象任何别的群体一样，在下述定义上是‘开放的’，由其他群体、社会机构、社会运动、政治与经济结构和任何其他社会特点等组成的周围环境，都能且很可能对宗教群体发生影响。”按照谢乐的说法，宗教群体不断面临会在任一时刻引起冲突、紧张、不平衡、或多或少的不满的竞争性选择。换句话说，由于现代社会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各教派也变得复杂化了，它必定不断地面对“困境”，这种困境要求它调节自己的传教目标与策略，以保持自身与社会的“平衡”。他确定了几个观念与假设来论述这一思想。一是一个群体基本上是一个转换系统。就是说，其成员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获取资源，用它造出东西，再用其他群体和个人变换产品。二是任何群体都必须适应它处身其中的社会环境，这对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归根到底，它的生存要取决于这种环境。三是群体对外界的现实都进行过滤和解释。四是这种选择性和群体专断式的解释至少创造了暂时或部分的“稳定状态”，它使成员们感到自己群体对周围事物的描述是合理的，从而有了安全感。五是即使不仅生存着悠久历史的社会中，而且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六是虽然群体是通过稳定地影响其角色、规则与相互理解的结构而生存的，但这里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出唯一的“最佳方法”，而只有多种替代性的选择。因此，人们的注意力就转向决策者，原则和政策制定人等群体成员的一贯重要作用上。上述六条，符合库布忍耶宗教群体，因此，库布忍耶宗教不是封闭的，而是处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变化者自己的原则，改进自身的策略，以与社会更好的互动。这种状态，更多地表现在宗教政策的开放条件之下。
这样，在限制与开放的不断转换中，库布忍耶宗教也在保有其质的规定性，亦即坚持内敛性（凝聚力）的同时，始终注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保持宗教的开放性特点，不断调适自身行为，以使质不变的情况下，很好的实现与外界的相互作用。
3、宗教与社会适应的规则应该是从被动的适应→主动的适应→积极的适应。宗教与社会的适应，应该是各个方面的。从功能上看，我认为，应该着重考察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文化体系、宗教组织。
意识形态（Ideologie）一词，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att Tracy，1754-1836）在《意识形态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指的是人的观念的起源、界限和可靠程度等学说，因此，也可以译作“观念学”。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使用过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意识形态作了全面的论述，认为是各类具体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宗教等等的总称。因此，宗教是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
文化体系，源于吕大吉对宗教的定义。他说：“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在人类文化模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彭耀、戴康生认为：“一个区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各种文化特质长期交互作用，通过特定的构成方式，历史地系统地形成一种具有稳定特征的文化联结，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模式。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包含着价值体系，而宗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关系到文化模式的构成方式及稳定特征。”
宗教组织是社会系统中一个子系统。法国宗教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所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指出，宗教是与神圣的事务（区别于世俗事物）有关的一种统一的信仰与行为体系，它将所有信奉者结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群体（即道德共同体的教会）。根据这一原理，彭耀、戴康生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宗教组织是一种与统一的宗教信仰目标与行为体系相联系的、共同遵照一定的制度规范的信奉者所结成的社会群体。”
我们将库布忍耶宗教与社会的适应情况分别从意识形态、文化体系和宗教组织三个条件下进行分析。
①被动的适应。就是从穆罕印地尼到中国传教到第六代。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上，一个外籍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东方，带来库布拉维动教团的主张，带来了苏非主义的学理，带来了独树一帜的宗教功修，必然和当地占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发生矛盾。穆罕印地尼语言不通，克比若被当地群众以“邪门歪术”罪名，告于河州官府，五个儿子流落地他乡，后三辈也无大的建树。在文化体系上，中亚带来的伊斯兰教没有完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克比若的“文经”诗中，就有“替主传教难，代圣布道难”的感叹，虽然“仁义礼智信为本”，但“深化归一更加难。”反映了当时库布忍耶已靠近并接受了儒家文化，但传统文化体系并未完全接受他们。在宗教组织上，穆乎隐吉尼创建的“四大那义辅”制逐步废止，各派“老人家”独立传教，教权结构转为松弛。作为宗教的组织，当时的处境是：“劝人改恶从善难，服国益家也多难”。
②主动的适应。就是第七辈到底十辈“老人家”。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上，乙力牙西（张百灵）主动传播教道，义俩黑与反对本学派的人针锋相对地论战，者玛笼吉尼学识渊博，道高德厚，成为受人赞念的传教者。这些人物的主动出击，大大宣传了库布忍耶学理，赢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在文化体系上，张麒凤广读儒家书籍，钻研《天文典礼》、《天方性理》、《归真总义》、《正教真诠》等汉文注着，“为传播伊斯兰教起了重要作用，对张门门宦由不承认汉文注着，不承认汉文讲解起开导作用，从而荣获穆斯林和回族知识界的佳评。”在宗教组织上，张福胜代表库布忍耶到广西面见马麟，陈述库布忍耶教理，与马麟结为邻里，“对张门教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清军封台卡事件，国民军攻打瓜梁事件等，许多教民流血牺牲，但库布忍耶没有发生整体上有组织地抗击政府或军队的事件，这是库布忍耶历史上能够得以生存并平稳发展的重要原因。
③积极的适应。就是从十一辈到十三辈“老人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张明道、张明义和张治祥。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自觉把宗教置于意识形势的总领域之中，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有益的成分，为宗教与社会适应服务。在文化体系上，他们自觉把宗教文化纳入整体文化构建中，和整体文化同发展、共繁荣。在宗教组织上，他们充分发挥组织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教民的事情，带领宗教与社会积极适应。张明道“帮助各级人民政府做一些有益的工作，1988年9月26日，中共康乐县委、县政府颁发了《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做出贡献之张明道》的奖状”；张明义在处理教内外纠纷，引导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事迹被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张治祥捐资助学，绿化荒山，修路建桥，引水解难，在信教群众中树起了一座座丰碑。这一时期的宗教组织与社会的关系是积极的适应，因而表现出很强的正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