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爱玲在四十年代的生活情况，除了她自己的作品以及有限的几个人的回忆文字，我们所知甚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张爱玲自身的原因。张爱玲的一生几乎不与人作过多的交往，在20世纪40年代也没有什么书信往来，加之所处环境又是如此复杂的沦陷区上海，所以要想十分详细地了解她的生活交际情况，困难可想而知。40年代，张爱玲和《万象》老板平襟亚（秋翁）之间“一千元灰钿”的公案一度在文坛炒得沸沸扬扬，论证双方各执一词，最终不了了之。此后的有关张爱玲的一些论文、传记，在涉及到张爱玲与《万象》的关系时也都未做深入的探究。这在当下红红火火的张爱玲研究中未免不是个遗憾。其实，翻开40年代上海的小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涉及此一公案的文章，有论辩双方的证词，有旁观者的清醒分析，有添油加醋的文章，也有公正的持平之论。这些小报所呈现的几乎就是一个鲜活的“历史现场”。纵览这些文章，笔者发现，“一千元灰钿”事件只是张爱玲与平襟亚之间矛盾的冰山一角，是触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真正的矛盾则与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的出版有关。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张爱玲与《万象》之间的矛盾纠葛。
一、从“蜜月”到“反目”
张爱玲与《万象》的最初接触，坊间所征引的史料一般都是柯灵先生1984年发表在《读书》上的《遥寄张爱玲》一文中的记述。并大都模糊地认为张爱玲与《万象》的第一接触人是柯灵。可参见于青著：《张爱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据柯灵所述，1943年夏天他受聘担任《万象》杂志的主编，正在多方寻求作家的支持。偶然在《紫罗兰》杂志上发现了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于是产生找张爱玲为《万象》写稿的念头，但又苦于不认识她，要请周瘦鹃引见，又觉有所不便，正在这时，张爱玲出人意料的出现了。柯灵对当时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细腻：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于扰乱东家的安静。当时的上海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的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但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的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从此，《万象》不仅时有张爱玲的稿件刊登，柯、张二人的友谊也日渐深厚。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柯灵的叙述虽然可信，却有意无意地遗漏了老板平襟亚的作用。据平襟亚1944年8月18日在《海报》上发表的文章《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一文，曾有回忆张爱玲携稿去《万象》杂志的情景：“记得一年前吧，那时我还不认识这位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独自捧了一束原稿来看我，意思间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编者柯灵先生，当然我没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经》，在我们《万象》上登了出来。往后又好像登过她几篇。”秋翁：《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海报》，1944年8月18日。
按照平襟亚这里的说法，张爱玲第一次与《万象》的联系，应是先找到老板平襟亚，后由平襟亚推荐去见主编柯灵。据柯灵所描述的当时《万象》编辑部布局：“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张爱玲去《万象》编辑部，是否先经过老板的房间，由平襟亚引见，才进到编辑室里。这个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却涉及以后张爱玲与《万象》交涉的经办人问题。如果像其他材料所引述的那样，张爱玲与《万象》的接触是通过柯灵，那么，以后张与《万象》所进行的一切交割柯灵都应是负责人或至少是经手人。从这个角度看，后来张爱玲与平襟亚的稿费纠葛似乎是平襟亚越俎代庖，直接不经过主编之手而与张爱玲交涉。如果平襟亚的叙述是事实，可能是因为张爱玲当时的文名，也可能是因为对张爱玲的好感，反正平襟亚这次是特事特办，自己直接负责张爱玲与《万象》的稿约和稿费事件，查上海40年代报纸《力报》，有秋翁（平襟亚）文字为证：予所认为不能已于言者：不幸而站于《万象》出版人地位，出版人于稿件之征集原非分内事；向例由编者处理之，但某女作家连载一稿，却在例外。因当时多嘴之故每次“支费”与“索稿”均由本人负其责，……秋翁：《柬诸同文——为某女作家专事》，《力报》，1944年8月27日。
可见张爱玲当时和平襟亚接触之频繁。由于资料的贫乏，研究者几乎都把这一层关系忽视了。而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张爱玲与《万象》的矛盾，并没有影响到与柯灵的友谊，这也是四十年后柯灵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与《万象》结缘后，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心经》（1943年8、9月）、《琉璃瓦》（1943年11月）、《连环套》（1944年1月—6月），就在这个时候，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发表了。
迅雨从纯粹的艺术品味出发，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逐一评价，他赞扬张爱玲小说心理分析的高妙和色彩鲜明的风格，认为《金锁记》“该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是对正在连载的《连环套》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腰斩的命运。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唐文标认为，傅雷（迅雨）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以后张爱玲也不再出现于《万象》。唐文标：《张爱玲研究》。显然是把张爱玲腰斩《连环套》和不给《万象》写稿之事全部归因于傅雷文章的作用。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则从一个较为宽广的视野判断：张爱玲这一个时期的遭遇（包括停刊《连环套》，发表回应迅雨的《自己的文章》，小说集另刊，稿费纠纷等等）都是因为她当时正处于盛名和热恋之际。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处在盛名的张爱玲自会招来各方面的明枪暗箭的袭击，而与胡兰成的恋爱又给她带来幸福与自信，对迅雨中肯的批评并不接受。柯灵的看法似乎更有深意：“《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作为当事人之一，柯灵一方面说“有别的因素”，可似乎又不愿意说出具体是什么原因。只推说“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给人蒙上一层扑朔迷离之感。反正当时的事实是，张爱玲自此与《万象》断绝了关系。
二、“一千元灰钿”事件
关于张爱玲和秋翁之间的矛盾，许多学者认为是“一千元灰钿”的稿费摩擦带来的结果。比如在余彬的《张爱玲传》中就说他们“因稿费等问题而起的摩擦在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一年的八月两人还在《海报》上打过一场笔墨官司”（余彬《张爱玲传》）；其实，40年代的上海小报上，《海报》、《力报》、《大上海报》等报纸上都有关注。张爱玲对“稿费问题”的反应文字，除《语林》中的《不得不说的废话》外，还有两封给《海报》编者的申辩信：我曾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账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张爱玲：《不得不说的废话》，《语林》，1945年1月25日。转引自谢其章《张爱玲与〈万象〉闹掰之内幕》，《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23日。
但笔者反复查阅《海报》，一直没有发现张爱玲的申辩信。相反，倒是秋翁在《海报》上多次发表泄愤文章，声讨张爱玲贪财、市侩（如《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柬诸同文——为某女作家专事》、《最后的义务宣传》等）。也许是《海报》编辑考虑到两人争执的私人性质，没有把张爱玲的信公之于众；也许是“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而对她的申辩不予发表。所以张爱玲最后又写了第三封申辩的信，终于在《语林》杂志登了出来，《语林》主编钱公侠不失时机地也让秋翁写了个详细的账目清单，双方这次面对面地说个清楚。张爱玲认为：“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登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同上注。秋翁则拿出了付给张爱玲的稿费清单：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稿一二月分两次刊出。
二月十二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三月号一次刊出。
三月四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四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二日付一千元（现钞送公寓回单为凭）稿五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十七日付一千元（五源支票送公寓回单为凭）稿六月号一次刊出。
五月九日付一千元（现钞，五月八日黄昏本人敲门面取，入九日账）（有亲笔预支收据为凭）稿未到。
七月四日付二千元（五源支票，当日原票退还本社注销）。秋翁：《一千元的经过》，《语林》，1945年1月25日转引自谢其章《张爱玲与〈万象〉闹掰之内幕》，《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