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答：“根据《春秋左氏传》所说：‘先偏后伍’，而《司马法》则说：‘五人为伍’，《尉缭子》一书中载有‘束伍令’，汉朝的军制中则载有‘尺籍伍符’。后世伍内互相连保的凭证和书写军令的簿册是用纸张制作的，于是这种制度就逐渐失传了。我在研究这些说法之后，认为：由五人逐渐变为二十五人，又由二十五人变为七十五人，这就是春秋时一乘战车含有步卒七十二人和甲士三人的编制。当不用战车而使用骑兵作战时，则以八马为一伍，可以相当步卒二十五人的战斗力，就是伍法在车、骑、步中各有所用的“五兵正当”的制度。所以各家兵法，都是以伍法为基础的。小的编组为一伍共五人，大的编组为五伍共二十五人，三个大的编组组合在一起为七十五人，再五倍于此数就是三百七十五人。这三百七十五的编组中，以三百人为正兵，以六十人为奇兵（剩余十五人为各级官佐）。而三百人的正兵中各以一百五十人为左右二正，六十人的奇兵中各以三十人为左右二奇，这样左右的兵力部署就是平衡的。司马穰苴所说的五人为伍，十伍为队，到现在还为人们沿用，这就是伍法的大概要领。”
唐太宗问：“我与李讨论兵法时发现，你们的观点大多相同，但是李不考究兵法的渊源关系。你所创制的‘六花’阵法，渊源于哪一家阵法？”
李靖答：“我的六花阵法来源于诸葛亮的八阵图法。其基本原则仍然是大阵包容小阵，大营包含小营，四个方位和四个角地相互衔接，战阵的转变和交叉部相互对称，古人阵法就是这样布设的。我制定的阵图就是仿效这种办法，因此我的阵法是外围六阵各为方形阵式，中央军阵为一圆形阵式，总体阵形其状如同六个花瓣，所以俗称六花阵。”
唐太宗问：“中央军阵为圆形阵式而外围六阵为方形阵式，这又是何故？”
李靖答：“方阵为正兵是由间隔距离的步数决定的，圆阵为奇兵是其作为奇兵的性质而决定的，方阵是为了规整行伍的步伐以利于动作整齐划一，圆阵是为了凝聚奇兵的力量以利于机动灵活地实施攻击。所以，方阵的步数要像大地一样的规范固定，圆阵的运动要像天体一样的循环无间，步伐规范固定，运动协调一致，那么阵法千变万化也不会混乱。从八阵演变为六降，仍然是武侯诸葛亮的布阵原理。”
唐太宗说：“外围六阵布设方阵以考察行伍进退的步法，中央军阵布设圆阵以考察士卒兵器的用法。为了使得步度整齐规范，就应教练行伍进退的方法；为了灵活运用兵器，就应教练士卒操作兵器的方法。这样教练则手足都动作自如，那么古人布阵的方法不也就掌握一大半了吗。”
李靖说：“吴起曾经讲过：‘虽然兵临绝境，阵形仍然不乱；队伍虽在退却，行列依然整齐’，这就是平时步法训练有素的结果。教育士卒，如同在棋盘上摆布棋子一样，若不画好路线，棋子向那儿移动呢？孙武说：‘从作战地区的考察中形成地形判断，从地形判断中形成战场容量的估计，从战场容量的估计中形成使用兵力的算计，从使用兵力的算计中形成敌我强弱的对比，从敌我强弱的对比中形成克敌致胜的方略。胜利的一方总是以巨大的优势攻击敌方，失败的一方总是因为以十分虚弱的兵力抵御强大的敌军。’这些道理都起源于对战地形势、战场容量和兵力部署、使用。”
唐太宗说：“孙武所说的话，意义十分深刻啊！用兵打仗如果不考虑军队距离作战地区的远近，不考虑战场的广狭，怎么能控制好军队进退、攻防的节奏呢？”
李靖说：“那些平庸无能的将领很少有懂得控制军队进退、攻防的节奏的。‘善于用兵打仗的将领，他造成的作战态势是险疾的，他发起攻击的节奏是迅猛短促的，这种作战态势就像张满的弓弩一样，这种攻击的节奏就像把箭射出一样。’我研究过这种办法：但凡是军阵中步兵队伍的站立者，各队应以间隔十步为宜；第二线部队距离第一线部队，应以间隔二十步为宜；每间隔一队部署一队由精兵锐卒组成的战锋队。每次前进以五十步为一节，吹号角一声，各队即同时散开站立，彼此间相隔不得超过十步的范围；等到吹响第四声号角，各队则持枪蹲跪在地；于是击鼓为号，各队呼喊三遍同时击刺三次，进入敌阵三十步到五十步，以制服敌军使其无力采取相应的抵御措施。与此同时，骑兵从军阵后部向前机动，也是以前进五十步为一节稍事整理队形。正兵设置在战阵第一线，奇兵部署在战阵第二线，观察敌军如何动作；然后再击鼓进军，此时则以奇兵作为战阵的第一线，以正兵作为战阵的第二线，挑动、引诱敌军来战，并乘敌之隙攻击其薄弱之处。六花阵法大概就是这样。”
唐太宗问：“《曹公新书》中说：‘布阵对敌，必须先设置标帜，然后率领部队按照标帜部署阵式。当战阵中某一部遭敌军攻击时，其余部队必须向前救援如有违反的要问罪处斩。’这是什么方法呢？”
李靖答：“临到与敌军对阵时才设置标帜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不过是平时演练战阵的方法罢了。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只教练正兵的战法，不教练奇兵的战法，指挥军队要像驱赶群羊一样，叫他们进就进，叫他们退就退，却不使他们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是因为曹公傲慢而好胜，所以当时奉行《新书》的将领，没有人敢于指出他的错误。更何况临到同敌军交战了才去设置标帜，那不是太晚了吗？我看陛下所创制的‘破阵乐舞’，先出示四面标帜，然后排列八幅长幡，舞蹈的人或左或右，进退回旋，伴随着金鼓的声音或疾趋或缓步，各有节奏，这就是模仿八阵图四头八尾的方法。人们只见到音乐舞蹈的表层盛况，哪里懂得其中包含着深奥的用兵阵法呢！”
唐太宗说：“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后，曾经作《大风歌》唱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凡兵法只可以心领神会，但难以用语言说尽它的深义。我创制破阵乐舞的用意，现在只有你已经领悟了它所表示的深意，如此看来后来人也许可以知道我这乐舞不是随便制作的了。”
唐太宗问：“按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使用青、赤、白、黑、黄五色旗帜布阵，这是正兵吗？利用各种旌旗指挥调动战车和骑兵的进退，这是奇兵吗？各队分散和集中的变化，其队数怎样变化才能适宜呢？”
李靖答：“我参照古人用兵的方法：凡是三队合为一队，旗帜只是并列而不交叉；当五队合为一队时，则用两旗交叉；十队合为一队时，则用五旗交叉。吹起号角，分开五面交叉的旗帜，一队分为十队；分开两面交叉的旗帜，一队分为五队；分开并列而不交叉的旗帜，一队分为三队。兵力分散使用时，就以集中为奇；兵力集中使用时，就以分散为奇。经过三令五申，多次演练散开和集合的方法，然后再回到正兵的操练，这样四头八尾的阵法就可以开始进行教练了。这是训练军阵中的队形变化所适宜的方法。”
唐太宗欣然表示赞同。
唐太宗问：“曹操把骑兵区分为战骑、陷骑、游骑，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骑兵怎样与它相类比呢？”
李靖答：“我根据《曹公新书》所说：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这种区分方法只是根据任务的不同为骑兵设立名称，分为三类骑兵罢了。骑队的八骑大约相当于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相当于车徒七十二人，这时古人的兵制。对车徒通常教他们正兵的战法，对骑兵通常教他们奇兵的战法。根据曹操的说法，把骑兵部队分做前、中、后三个梯队，而没有提及左右两翼，这是仅就一种部署来说的。后人不理解‘三覆’的真正含义，拘泥于战骑一定要摆在陷骑、游骑之前，这样怎么能使用得好呢？而我经常使用下述方法，当向后调动军队和转动军阵方向时，就经游骑作为前阵，以战骑作为后阵，而陷骑则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划分其所在位置，这都是曹操用兵的方法呀。”
唐太宗笑着说道：“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曹操所迷惑！”
唐太宗接着问：“车兵、步兵、骑兵三个兵种使用的方法是共同的，那么运用的好坏就在于人为了吧？”
李靖答：“我按春秋时郑庄公创制的鱼丽阵的方法，将战车部置在前而步卒则在战车之后跟进，这就是只用车兵和步兵而未使用骑兵，这种军阵被称为‘左右拒’，说的是它仅用于抵御敌军进攻，并不是用以出奇制胜。晋国元帅荀吴征伐狄人时，曾放弃战车改为步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增多骑兵以利于机动作战，其目的就在于出奇制胜，不是为了单纯的防守而已。我综合了这些方法的长处，以一个骑兵相当于三个步兵，战车与步兵的数目也按一定比例配置，将车兵、步兵、骑兵混合编组协同作战，而如何使用那就要看将帅的指挥艺术了。（如果将帅能够巧妙指挥，那么）敌军怎能知道我方战车从哪里冲杀而出，骑兵从哪里奔驰而来，步兵又从哪里随从而至呢？（他们的行动）或者像潜藏于九地之下而深不可测，或者像突然降临于九天之上而不可躲避，这样用兵如神的智慧，只有陛下才有，我哪里能够知道其中的奥妙呢？”
唐太宗问：“太公兵书上说：‘把布了的地方画为方形，每边长六百步，或六十步，并按十二时辰的顺序标示出来’，这个方法怎么样呀？”
李靖答：“画定阵基，四边共一千二百步，成为一个正方形。每一部占纵横各二十步的方地，横方向每五步站一人，纵方向每四步站一人，共二行五百人分布成（东、西、南、北和中央）五个方阵，四角有空地四处，这就是所谓阵里有阵。周武王伐商纣时，虎贲之士由各部掌握的共三千人，当时每阵六千人，五阵共三万人，这就是太公画地布阵的方法。”
唐太宗问：“你的六花阵画地多少？”
李靖答：“一般说来，在大规模检阅军队的地方画周长一千二百步的正方形，其方法是：区分为六阵，每阵各占地周长为四百步的正方，并将六阵分为东西两厢，中间空地一千二百步作为教战的场所。我曾经带领士卒三万进行教练，每阵五千人，其中以一阵演练驻营的方法，其余五阵演练方、圆、曲、直、锐各种阵形的变化，每阵变化五次，五阵共变化二十五次。”
唐太宗问：“五行阵又是怎么回事呢？”
李靖答：“五行阵原本是用五种颜色表示五个方位的方阵而定立的一种阵式名称，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形的变换，实际上是根据不同地形而布列的不同阵式。军队平时如果不教习这五种阵形，怎能临阵对敌呢？用兵，本来就是一种诡诈行为。所以，将五阵牵强附会为阴阳五行的名称，修饰成术数相生相克的意义。其实，军队的阵形如同流水，要像依地势高低而决定奔流方向一样来选定阵形，这才是五行阵的真正含意。”
唐太宗问：“李曾说过：雌雄、方圆之中都隐含着用兵的道理，古人有这种说法吗？”
李靖答：“雌雄这种说法，出自于兵家们通俗的提法，其实它就是讲阴阳二义而已。我按范蠡所讲：‘后发制人是用潜力，先敌制胜是用锐气。要完全挫败敌军的锐气，充分发挥我方的潜力以消灭敌军。’这就是兵家运用阴阳的奥妙。范蠡还说：‘部置在右翼的方阵为牝阵，加强于左翼的方阵为牡阵，行动的早晚要顺应天时变化的规律。’这就说布阵用兵的左右区分和行动早晚，之所以出现情况各不相同，其根据就在于奇正的变化。所以，军阵分左右，是人为区分的阴阳；天时分早晚，是天道区分的阴阳；用兵分奇正，是将帅运用阵法、顺应天时而灵活变化的阴阳。如果拘泥于左右之分和早晚不同而不知变通，那就失去了阴阳的精义，就仅仅是空有牝牡的形式而巳。所以，伪装和佯动的方法是，用奇兵当作正兵去迷惑敌军，而实际上不是我的正兵；真正能战胜敌军的方法，是用工兵当作奇兵去打击敌军，而实际上不是我的奇兵，这就是所谓的奇正相互变化的道理。伏兵，不仅仅是指利用山谷草木这些有利的隐蔽地形设伏，真正的伏兵是指运用正兵时能象山岳一样稳重而坚不可摧，运用奇兵时则象雷霆一样迅疾而无坚不摧，这样，敌军虽然近在对面，也无法弄清我方奇兵和正兵的所在位置。运用奇正变化之术到如此程度，那么敌军哪里还有形迹可寻呢？”
唐太宗问：“鸟、蛇、龙、虎四兽的阵式，又用商、羽、徵、角四音来代表它，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这是兵家的诡诈之道。”
唐太宗又问：“可以废除吗？”
李靖答：“保存它，就是为了能废除它。如将它废除不用，反而使这类诡诈之术愈加玄虚愈为甚行。”
唐太宗问：“这是什么道理？”
李靖答：“假借鸟、蛇、龙、虎四兽的阵名和天、地、风、云的称号，再加上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的配合，这些都是兵家自古以来的诡诈方法。保留这些名称，就不会再出现其它什么玄虚诡诈的名称了；如果将其废除，那么这些能够致使士卒追逐功名、愚昧无知从而利于驱使的办法怎样得以施行呢？”
唐太宗沉默了许久才说：“你要对这个真实意图秘而不宣，不要让外人知道。”
唐太宗问：“严酷的刑罚和严峻的法律都会造成官兵畏惧我而不畏惧敌人，我对这种说法感到很不能明白。从前，汉光武刘秀以一支孤军成功地抵挡王莽的百万大军，并没有使用严刑酷法迫使部队与敌军搏斗，这是什么原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