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只是从他漫无边际的扯淡中随意抽取了一个例子，让各位领教领教这位纳夫塔搅乱人的理性的本领。可更加可怕的，还是他有关科学的言论——他根本不相信科学。他说他不相信它，因为人享有相信它或者不相信的充分自由。他说科学是跟任何其他信仰一样的信仰，只不过比其他任何信仰更糟糕，更愚蠢；“科学”这个词本身，就是迂腐的现实主义的表征，该主义恬不知耻，竟把人的心智对客观事物大成问题的反映当作现钱加以收取和支付，并从中抽绎出枯燥、僵死的教条，将其强加给人类，真是无耻之尤。这个客观存在的感官世界的概念，未必不是这么自相矛盾，不是这么可笑之极吗？然而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教条，其存在仅仅靠着形而上学这个前提，以致它对我们的肌体的认识形式，对现象世界活动于其中的空间、时间以及因果律的认识形式，都是独立存在于我们认识之外的现实关系。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是人强加给精神的最赤裸裸的无耻。空间、时间和因果律，按照一元论都意味着：发展——而这样便产生了自由思想及无神论的伪信仰的核心教条，并企图以此使得《摩西五书》之第一书失去效力，而以愚蠢臆造的启蒙知识与之抗衡，好像宇宙诞生时那个海克尔就在场似的。②什么经验！宇宙中的以太可以精确测定吗？原子，这“最小的、不能分割的微粒”是个可爱的数学玩笑——证明了吗？空间和时间无穷尽的学说，肯定是立足于经验的喽？事实上，只要稍微讲一点逻辑，用空间时间是无穷尽的和现实的这个教条，就会获得一些可笑的经验和结果，也即虚无的结果。也即会认识到，现实主义即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何以然？道理很简单，不管多大的数字较之于无穷大，结果都等于零。在无穷尽中无所谓大小，在永恒中既无延续也无改变。在无穷尽的空间里，既然任何距离在数学上都等于零，那就根本不存在两个并列的点，更别提物体，更别提运动。他纳夫塔指出这个，为的是驳斥唯物主义天文学肆无忌惮的胡诌，竟空穴来风地发明了有关“宇宙”的理论，并将其作为绝对正确的认识加以兜售。可悲的人类啊，一些夸夸其谈的、毫无意义的数据，就使他们感到自身的卑微虚无，丧失了对自身重要性的热忱信念！须知，倘使人类的理性和认知始终局限于尘世，并在这个范围里将其对主客观事物的体验当作现实来对待，那还算是差强人意。然而它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进入永恒之谜，去搞所谓的宇宙起源学、宇宙构成学，那就不是闹着玩儿了，那就放肆到了登峰造极、无法容忍的地步。归根结底，以数百万万亿公里或者甚至光年去测定某颗星星与地球的“距离”，用这样的数字牛皮为人类精神获取窥视无限与永恒的本质的能力，都是亵渎神灵的胡闹——而事实上，无限与空间大小根本毫无牵连，永恒跟时间的持续和距离完全没有瓜葛，远远不是自然科学概念，相反倒正好意味着它的消解，意味着我们所谓自然的消解！可不是吗，单纯的儿童相信，星星都是天穹上的窟窿，透过这些窟窿射来永恒的光明，在他眼里，这样单纯的想象可比一元论天文学散布的“宇宙”理论，可比那整个空洞、乖谬、放肆的胡说，亲切可爱何止千万倍喽！
塞特姆布里尼问他，在有关星星的问题上，他自己是否也如此想象单纯呢？纳夫塔回答，他保留任何谦卑和悲观的自由。由此又再一次可以看见，他理解的“自由”是什么，“自由”这个概念将引向何处去。只不过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有理由担心再这么谈下去，汉斯·卡斯托普又会认为这一切都值得一听了！
纳夫塔的阴险就在于时时地窥视着，一有机会抓住征服自然的进步事业的弱点，就来证明其身体力行者和先锋向着人类非理性的倒退。他讲，航空专家和飞行师多半是些糟糕和可疑的人，特别是非常地迷信。他们往往把猪和乌鸦之类的吉祥物带上飞机，一会儿朝这里一会儿向那里啐三口唾沫，或者戴上运气好的驾驶员的手套。如此之类非理性的原始举动，跟作为他们职业基础的那个世界观，怎么能协调得起来呢？——他揭示的这个矛盾叫他开心，令他志得意满，一谈起来就滔滔不绝……可我们在这话语的汪洋中东捞西捞，寻觅纳夫塔仇视科学的论据，结果能说得出来的都太过具体实际。
二月里的一天午后，先生们结伴出游，去一处距疗养院乘一个半小时橇车路程的地方，名叫蒙施泰茵。参加者有纳夫塔、塞特姆布里尼、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他们乘坐两辆一匹马拉的雪橇。卡斯托普和人文主义者在一辆车；纳夫塔跟费尔格和魏萨尔在另一辆车，魏萨尔坐在车夫旁边。下午三点，大伙儿裹得厚厚的，从住在院外那两位的领地前出发了，一路上响着清脆悦耳的铃铛，沿着右边的山梁穿越静静的雪野，途经圣母马利亚教堂和格拉里斯，向南行驶。在这个方向上山野很快被大雪覆盖，不一会儿，只是在背后的勒蒂孔山脉上，还看得见一带淡蓝色的天光。天寒地冻，雾迷群山。一条窄窄的车道引向一块没有栏杆的平台，平台夹在峭壁深谷之间，橇车由此向着高处的一片枞林爬去。路窄坡陡，前进慢如步行。常有驾滑橇下山者突然冲到面前，在错车时不得不离开滑橇。在弯道的背后远远传来异样而柔和的铃铛声，一辆由一前一后套着的两匹马拉的橇车驶了过去，在相互避让时真是小心翼翼。离目的地不远了，眼前豁然开朗，一下子出现了祖格施特拉塞山部分岩壁的美丽景色。在蒙施泰茵那家名叫“疗养所”的小客栈前，一行人爬出被子，把雪橇留在原地，继续往前再走几步，就能眺望东南方的施图塞格拉特山了。高达三千公尺的山体云雾包裹。只在齐天之处的云雾蒸腾中耸峙出一两个峰尖，真如神话里的先人庙堂似的邈远、神圣，不可企及。汉斯·卡斯托普看得入了迷，要求其他人也来眺望。也是他怀着谦卑的感情，说出了“不可企及”一词，结果就给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机会强调，那座山峰去爬的人自然是很多的。而且从根本上讲几乎不存在不可企及，不存在任何不容人涉足的自然风景。有些个夸大其词了吧，纳夫塔应道。接着他便举出厄非尔士峰②，说截至目前，它便冷冷地让好奇的人类吃了闭门羹，而且看样子还将继续这样坚持下去。人文主义者听了大为恼火。先生们走回“疗养所”去，发现自己的雪撬旁边停了几辆人家已经取了套的橇车。
可以在此下榻。楼上是编了号的客房。那儿还有一间农村风味的餐厅，壁炉烧得很是暖和。郊游者们向殷勤的老板娘定了些小吃：咖啡、蜂蜜、白面包以及此地的特产梨子面包。给两个车夫送去了红葡萄酒。其他桌子坐着瑞士和荷兰游客。
我们很高兴说，在咱们这五位朋友的桌上，由滚热的、喷香的咖啡增加了热量，大伙儿的谈兴已经上来了。不过我们这样讲不准确，因为所谓交谈原本不过纳夫塔的独白，别的人刚刚讲了几句，就让他一个人把话抢过去了——真正是独白，以一种挺怪的、违反社交礼仪的方式进行的独白。因为这位前耶稣会教士一脸的殷勤，然而仅只是冲着汉斯·卡斯托普一个人，坐在他身边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吧，他却拿背对着人家，还有其他两位先生他更完全不放在眼里。
很难为纳夫塔的即兴演讲拟一个题目，汉斯·卡斯托普呢也是不置可否地那么边听边点头。纳夫塔的独白原本就没有统一、具体的话题，而只是在精神领域里的随意漫游罢了，蜻蜓点水似的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归结起来主要是想令人灰心丧气地证明，精神性的生命现象全都性质暧昧，而由其抽绎出的那些大概念全都色彩多变，根本不能用作武器，再有就是揭示出来，所谓“绝对”在地球上也穿着五光十色的外衣，令人眼花缭乱。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纳夫塔的演讲内容归纳为自由的问题，而讲的结果只能搅乱人的脑子。他提到浪漫主义，阐述了这一兴起于十九世纪初的运动令人着迷的双重意义，说在它的面前，什么反动什么革命统统没有意义了，如果这两个概念不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更高级的概念的话。因为，如果只准备把革命这个概念与进步和胜利前进的启蒙联系在一起，那显然是极其可笑的。欧洲的浪漫主义首先是一场争自由的运动：反抗古典主义，反对经院学风，反对古法兰西艺术趣味，反对老气横秋的理性学派；这个学派的卫道者，被浪漫派讥为戴着扑了粉的假发的老古董。
纳夫塔也抨击了自由战争，抨击了对此而表现的费希特式的激情，抨击了德国民众因不堪忍受暴政而奋起反抗，慷慨高歌——这暴政嘛，嘿，嘿，遗憾，正是所谓自由，也即为其中所体现的革命思想。真有意思：人们高唱着爱国歌曲，举起拳头来打碎革命暴政，得利的却是反动的封建君主统治；人们这么干，就为的是自由啊。
他的年轻听讲者这下该看清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之间的区别，或者也可以说矛盾——以及那个棘手的问题了吧。这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的不自由跟民族的尊严最容易，或者，嘿，嘿，最不容易协调起来了呢。
自由，纳夫塔道，原本更多地是一个浪漫的概念，而非启蒙的概念，因为它跟浪漫又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与人类的扩张欲望和个人的自大狂热难分难解地牵扯在一起。个人主义的自由追求表现为对民族主义的怀古—浪漫崇拜，有好战的性质，被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斥之为阴暗，尽管他们自己同样也在宣扬个人主义，所不同的只是些枝枝节节罢了。个人主义相信个体无限地、天大地重要，由此而衍生出了灵魂不朽的说教以及地心说和占星术，因而又是浪漫的和中世纪的。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又属于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范畴；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无政府主义，无论如何都是要保护亲爱的自我，使其不致成为公众的牺牲品的。这就是个人主义的一面和另一面，一个词儿，多种解释。
不过必须承认，为了抗击无所顾忌地瓦解一切的文明进步的战斗，恰恰是自由的狂热培育了最杰出的自由之敌，最机智勇敢的复古骑士。纳夫塔以阿伦特为例，说他诅咒自由主义，颂扬贵族阶级；也提到了格勒斯和他所著的《基督教神秘主义》。那么神秘主义就真跟自由毫无瓜葛吗？或者它并不是反经院哲学的，反教条的，反教会的？人们在等级制度中自然没法不看到一股强大的自由力量，因为毕竟给原本完全不受限制的王权设置了一道障碍。中世纪末期的神秘主义呢，可也证明了自己作为宗教改革先驱的自由倾向——宗教改革本身嘛，嘿，嘿，却是一团乱麻，自由思想与倒退到中世纪的倾向错综复杂地交织……
马丁·路德的事业……噢，是的，它有个优点，这就是它本身及其成问题的性质都可谓昭然若揭，触目惊心。可纳夫塔的年轻听讲者，他知不知道什么叫事业呢？一桩事业就是，比如说，大学生团体的成员桑特刺杀了国务顾问柯策布②。是什么使年轻的桑特，按照刑事审判的说法，“产生了杀人的动机呢？”是自由的激情，不言而喻。可是细细观察，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了，更应该负责的是道德的激进主义和对非德意志的轻薄无耻的憎恨。无论如何柯策布眼下又在替俄国效力，也就是替神圣同盟效力嘛；桑特的那一刀，也就可以认为是为自由而刺的了——这种说法最近自然又遭到了新的质疑，就是情况表明，在桑特的密友中，有些个耶稣会分子。总之，事实不管怎么样，其本身也无论如何不是容易搞清楚的，要借以澄清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更难上加难了。
“允许我请问一下，您这东拉西扯是不是快完了呢？”
提问的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而且口气十分严厉。他坐在那儿，一只手的指头像擂鼓似的敲击着桌子，一只手的指头捻着胡须。现在真受够了。他的忍耐已经到头。他直直地坐着，身子直得不能再直——他脸色苍白，身体的重点转移到了脚趾头上，结果是只有大腿还沾着椅子边儿，两道黑色的目光跟闪电似的射向他的敌人；这一位朝他转过头来，装出一副惊诧莫名的样子。
“尊意是想讲？”纳夫塔反问……
“……鄙意别无其他，就是坚决不准您拿您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继续毒害缺少抵抗力的青年！”
“我的先生，我要求您注意自己的措辞！”
“这样的要求，我的先生，我用不着。我一向习惯了注意自己的言辞，我措辞精确而符合实际，如果我讲，您的言行污染、损害原本就不坚定的青年的精神，使他们失去道德力量，实乃无耻之尤，光用言语声讨已不足以……”
再说到“无耻之尤”一词时，塞特姆布里尼拍案而起，一下子把坐椅推了开去，笔挺着胸脯——这是给其他人发出信号，要他们学他的样子。其他桌上的游客都朝他们这边望，同时竖起了耳朵——准确讲只是从另外一桌，瑞士的客人已经走了，只剩下一些个荷兰人，在满脸愕然地偷听着这突然爆发的争吵。
我们这桌的所有人这是都呆呆站在那里：一边是汉斯·卡斯托普和那一对儿死敌，一边是费尔格和魏萨尔。五个人全脸色刷白，张大着眼睛，嘴唇哆嗦。三位旁观者不可以尝试着劝一劝，开个玩笑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或者好言几句扭转局面吗？不，他们没这样做，没有尝试。内心的状态妨碍着他们。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打哆嗦，还有，他们的手甚至也下意识地握成了拳头。就连费尔格也是如此，他一贯声明对任何高深的事物都一窍不通，这次从一开始也完全拒绝思考争论的意义——甚至他也确信，眼下是非得整个你死我活了，人人都跟着激动却又一筹莫展，只能任事态自行发展下去。他那两撇好心的胡子着急得剧烈地上下抖动。
四周鸦雀无声，只听见纳夫塔的牙齿咬得嘎嘣嘣响。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这又是一次类似于看见魏德曼真的毛发倒竖的宝贵经历：他原来以为，这只是一句口头禅，现实中并不会出现。可眼下在这寂静里边，纳夫塔真的把牙齿咬得发出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响声，野性的、危险的响声，只不过呢，它仍是一种虽怒不可遏却自我克制的表现，因此他没有吼叫，而只带着某种喘息似的冷笑，低声地说：
“无耻之尤？言语声讨？难道温驯的毛驴也长出了牛角？难道咱们文明的卫道士也野蛮到了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地步？对于一开始来说，我说这真是一个成功——来得容易啊，我要轻蔑地补充一句；因为轻描淡写地挑逗挑逗，神经过敏的道德就如临大敌，赶快穿上盔甲啦！接下来又得好看，我的先生。还有‘言语声讨’，还有这个。我希望啊，您的文明原则不致妨碍您了解您歉了我多少债，否则，我将被迫采用某种手段，来考验考验你那些原则，来……”
塞特姆布里尼猛一挥手，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