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实业建设和早期现代化进程。实业救国论者主张工商立国，反对重农抑商，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这些主张具有石破天惊的影响，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动员了全社会各阶层投入到实业建设中来，促进了清末民初的实业建设。
最后，它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实业救国论者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挚爱之情，比较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无论是思想家的宏观构想，还是实业家具体的经营管理理念，都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方向、模式和国民经济的体系、构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传媒环境
“近代中国人办的报刊，从1873年至1895年的20余年中，满打满算不过30种。”可是在维新运动中，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纷纷创办报刊，尤其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后，更促进了各地报刊的迅速发展。“从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的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创办的报刊达70余种。”比此前二十多年国人所办报刊增加了一倍多，形成了我国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海内外创办了200多家报刊，掀起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革命报刊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报刊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民国初始，党派林立，多数党派开办报刊作为言论机关。再加上当时办一份报纸并不需要多大费用和人力，几个人十几天就办一份报纸，成为民初办报的典型例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封建言禁、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方面，比封建改良派的态度更为坚决。因此在革命胜利之日，就推崇“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的言论出版自由。这一时期，报纸数量陡然增加。而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更说：“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可谓盛矣。但这种情况在袁世凯把持政权后发生骤变。1913年底调查材料显示，全国在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五百多种报刊，此时只剩下139种。“据当时的记者报道，北京的国民党报纸一律停止，北京成百家报纸只剩下二十多家。”而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报纸条例》的废止，使报刊发展的氛围日趋缓和，“五四”前后更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中。新闻出版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天地，各报刊纷纷评议时政，指责和监督政府。
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注意到，报刊作为一种影响力极大的传播媒介，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权，都会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通过报刊律法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
以袁世凯为例，无论是在出台《报纸条例》之前还是之后，他都不是主要依据报刊律法压制、破坏报刊发展的，他的手段远比律法更加灵活有效。首先是名利引诱，聘报人做顾问、咨议、参议，授予官衔，发给薪水。袁世凯用于收买报馆的费用竟然达到百万元。梁启超反对帝制，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以十万元的价码想让该文不发表，被梁启超拒绝。到段祺瑞时更加荒唐，他曾经向北京各报馆及通讯社派发津贴，多的达到每月600元，少的也有三四百元。
其次是滥用政治权力，禁止报刊出售和邮递。“二次革命”时，国民党报纸多被袁世凯封杀，很多报纸进入天津、上海的租界继续出版，如《民权报》、《民立报》、《民强报》。各报在上海租界发行，袁世凯无法查封，但袁世凯却禁止这些报纸在租界外售卖，结果导致这些报纸因经济困难而被迫自动停刊。
再者就是直接使用武力封报馆抓人。警察厅可以随时派人查封报馆抓捕报人，有时出动军警百人。1913年5月，北京《国风日报》两名发行部职员及会计一人、编辑一人、记者多人被抓，报馆因没有人工作而被迫停刊。
这些手段显然不是依据报刊律法而为，但这些手段导致的结果却比报刊律法的管制更加直接，对报刊正常发展所要求的很多基本条件破坏严重，比如报业的独立意志、报刊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报业生存环境等。所以，报刊律法只不过是专制权力将自己的专制行为合法化的一个工具，当专制者已经不顾及用合法化掩饰自己的专制暴力时，律法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北洋时期走马灯一样的掌权者就是如此。因此，虽然有法，但与专制权力相比，它更像一个摆设。
但是，“从整体上看，从晚清到‘五四’以报刊律法状况及其影响为重要参照值的文化氛围，是一个逐渐趋于宽松的过程，特别是从《报纸条例》废止到‘五四’前后，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利条件”。
第二节近代著名报人个案研究
可以这样说，近代著名报人是中国第一代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或影响，以反叛传统、倾慕西学的崭新形象从传统士大夫集团中脱颖而出。在他们身上，新旧参半在所难免，他们对传统文化程度不同的转向有其思维模式、知识结构等错综复杂的主观原因，更是客观上受到国内黑暗社会现实的刺激所致。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辛亥革命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民国初年，中国不仅依然是国弱民贫，外敌逼视，而且武人专权，法理难伸，军阀割据的战火连绵不止，帝制复辟的丑剧不断上演。政治的黑暗腐败，社会的动荡不安，比满清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帝制崩溃，共和肇基，传统政治构架的完全坍塌，使传统政治信条、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社会准则连带发生动摇或者迷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精神领域的真空和价值观念的失范。正是他们，清末民初的近代报人，以笔为武器，以报纸为阵地，对社会问题多有揭露，对时局表现了深深的忧虑。检视他们的一生，或死于军阀之手，或被革命党暗杀，不能不谓之悲剧，可是其一生奋斗和追寻的脚步，对中国新闻事业乃至中国的文明进步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文人论政”样板王韬
王韬（1828～1897年），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原名利宾，1862年改名韬，字紫诠，号仲韬，又号天南遁叟、蘅华馆主等，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人。1828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塾师家庭，早年丧父，1845年考取秀才。次年赴南京乡试不中，因家境贫寒，只得弃学谋生。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与他人合译了《圣经》、《格致西学提要》等西方书籍，并给传教士讲授中文。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他亲身经历了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初期的变化，对外国列强有了认识。1867年冬至1868年春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年至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工作。1870年返香港，后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1884年，王韬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1894年，他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了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上海出现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感到甲午战败，中国进一步丧权辱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期望通过舆论手段呼唤维新变法，奋发自强。同时光绪皇帝“明定国是”的上谕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对维新人士是莫大的鼓舞。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宣扬变法改良，提出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经济以实现国家富强的政治主张；同时，王韬还不失时机地对国际形势、中外关系进行点评，如中法战争前后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论中国驻防越南》、《论中国宜力庇越南》等一系列评论，剖析越南问题的症结，表现出报刊对时事的敏感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此外，王韬还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如《论燃放爆竹》、《论省垣创设自来水》等。
在众多报刊中，王韬的《循环日报》为何能脱颖而出，引起人们的关注呢？那就是政论。王韬的《循环日报》开创了我国近代报刊之先河，其独到之处就是，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其政治思想，宣扬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这些言论使《循环日报》在创刊后的十年间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水平最高的报纸，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份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他的政论文章形式通俗，文字平易近人，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王韬的政论文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中这样评价：“他的散文冲出了古文辞的门径，平易畅达，切实有用，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在散文的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此外，王韬是最早全面认识报纸功能作用的人。他的新闻观点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他主张“办报立言”，即强调报刊的政治作用。王韬曾说过“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为宣传新思想而办报，是我国近代报刊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传统的源头显然可以追溯到王韬这里。
对于报刊功能的阐述。他认为报纸的作用有四点：“民隐得以上大，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这对同时期以及后来的近代报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革命报鼻祖”陈少白
“先正典型唯此老，中山三友独斯人；我来凭吊无穷感，愿祝英灵护国民。”这是1935年初原国民政府要人居正在陈少白的追悼会上随感而发吟出的一首诗，用十分简单的几句话，恰如其分地把陈少白这位国民革命先驱、革命报业第一人的丰功伟绩以及功高仰止而又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表达了出来。
陈少白（1869～1934年），原名闻韶，号夔石，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人，擅长文学、书画，有“才子”之称。读书期间，常阅读三叔父陈梦南的西文译本，受到很深的影响，自称“革命思想多得于是，三叔父之恩，实不可忘”。年轻时就读于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后由传教士区凤墀介绍到香港与孙中山相识。1890年，陈少白入读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学堂，与孙中山同学，两人经常谈论革命。后相继结识来书院读书的中山县人杨鹤龄、顺德县人尤列，彼此志趣相同，抱负一致，立誓“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当时清政府称他们为“四大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