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都四处游历，交游广泛。从他们的交游对象来看，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与社团师友的交往；二是与书商的交往；三是小说作家之间的交往。广泛的交游对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影响都很大。
第一节小说作家与社团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交游，似乎比其他历史时期的士人更为广泛、频繁，这是因为当时读书人崇尚“结社”和“游学”的风习，众多的社团和漫长的旅程为作家提供了广泛结交友朋的可能性。
参加社团和出外游学，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两大交往途径。欲考察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人际交往，不得不提到当时江南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由文人、学者、乡绅、生员和一些文职政府官员等组成的社团，是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士人都或多或少与某一社团保持联系，很多人还同时组织或参加好几个社团。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廷革查社学以前，江南著名的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在社团中的。小说作家作为生员和文人，必然也都应在社团之中。据我们目前可知，董说是复社中人，丁耀亢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苏州游学时组织山中诗社，陈忱加入惊隐诗社。据天空啸客《豆棚闲话叙》中所说，艾衲居士也曾加入社团，后来退出。天空啸客《豆棚闲话叙》中之意，应为艾衲居士早年科举不第，参加过文人结社，但中途退出，穷途为文，以寄其抑郁不平之气。
江南社团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代政治中的南北党争和东林党运动。万历二十二年（1594），江苏无锡人吏部郎中顾宪成得罪了万历皇帝被革职还乡，在无锡的弓溪修复始建于宋代的东林书院，与其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在此招徒讲学。他们在讲学之余，还大胆评论当时各类人物，讽议北京朝政。后来，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来此讲学。东林书院声望大增。他们与在朝中的同情者们遥相呼应，自我标榜为东林党人，形成政治上的一股强大势力。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人杨时乔、温纯主持了六年一度的京察（明代考核京官的制度），反对东林党的宣、昆、浙、齐、楚等派别首领汤宾尹等人被罢黜，东林党在北京大胜。但是，朝廷中一些重要的职位仍然被齐、楚、浙三党占据，东林党人受到普遍的排挤。
天启三年（1623），主持京察的赵南星写了一篇《四凶论》，痛斥齐党领袖亓诗教等四人结党乱政，东林党势力稍稍得以恢复。但不久宦官魏忠贤开始把持朝政，凡万历一代发生过纠纷的所有政治问题，全部归罪于东林党人，不得志的三党人物如崔呈秀、阮大铖、霍维华等，为报复东林党人，共拜魏忠贤为义父，致使东林党人叶向高辞职，中书汪文言因“封疆案”下狱。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相继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把汪文言打死，伪造汪文言的供状，说在“封疆案”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等六人，都受过在满洲战败的熊廷弼的贿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君子案”。六君子被残杀后，阮大铖编了本《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故事，编列一百零八位东林党人姓名目录，以便魏忠贤依目录捕人。天启五年（1625），《东林党人榜》发到全国各地。天启六年（1626），霍维华等人编纂《三朝要典》，捧魏忠贤骂东林党。凡与《三朝要典》意见不同的，或稍稍为杨涟、左光斗等人说几句公道话的，立时性命难保。这一年中全国各地大肆镇压东林党人，尤其在江南，掀起一股血腥的狂潮，明朝政治进入最黑暗的时期。直到崇祯年间，魏阉集团被摧毁，东林党人才得以再次复兴。
东林党运动的出现、被镇压和再次复兴，使得江南地区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平民干政”成为明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平民干政的主要形式，是文人组成政治性的社团，参与到朝廷的重要活动中来。东林党可谓是后来的政治团体复社等的精神渊源。嘉靖到万历初年文人之间组成的社集和文会，都是以文会友，是社集萌芽的时代。崇祯年间的社局，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的运动。弘光以后，由政治的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的运动。自万历年间起，南北士人陆续结成各派党社，重要的有复社、几社、大江南北诸社、浙中诸社、闽中诸社、粤中诸社等。其中具有政治倾向的社团有复社、几社、国门广业社、惊隐诗社等。如前所述，复社和惊隐诗社中都有小说作家。
复社最早只是很小的文学团体，后来应社的张溥、张采、周钟等人加盟其中，渐渐成为明末江南地区影响最大的社团联盟。复社的大旗帜下陆续聚集了很多派别，声势浩大，政治倾向浓厚。当时社团众多，遍布各地，以复社规模为最大。陆世仪《复社纪略》中说：
因之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朋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
复社起于天启年间，终于崇祯末年，前后约十六七年。全盛时期成员多达两千多人，遍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河南等各省。几社创立于崇祯初年，创始人有夏允彝、陈子龙、李雯等。
社团和生员关系密切，许多社团成立的初衷是帮助生员考试。就拿政治倾向比较浓厚的几个社团来说，其社团取名之意也重在学问。譬如应社取“顺应”自然之意，其课艺宗尚《六经》；王夫之等人组织的匡社取“匡扶”时弊和古学之意，后来归入应社；复社取“兴复古学”、“剥穷而复”之意；几社取“绝学有再兴之几”之意。
在当时的三个小说创作中心城市——苏州、杭州和南京，社事活动都比较频繁。苏州最早的社团是沧浪会，顺治六年（1649）沧浪会衍化成慎交社和同声社，活动中心仍在苏州。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吴兆骞、汪琬和陆圻等是慎交社成员。如前所述，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十一岁的丁耀亢游学在苏州，与陈古白、赵凡夫等人组织山中诗社。
杭州较为著名的社团是武林读书社，成立于天启年间，与小筑社合并后达到全盛，有社员二十四人，余杭三严兄弟、浙东陆文虎、万履安、黄宗羲都在其中。崇祯十五年（1642）参加复社在苏州组织的虎丘大会时，武林读书社改名登楼社，国变后社事中止。由于寓居杭州读书应考的士人比较多，这里的社团也较多，规模较大的还有西湖八子社、西湖七子社等。
南京的国门广业社是复社的一个支派，崇祯十一年（1638）因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而成立，持续六年时间，创始人有陈贞慧、侯朝宗、冒襄、黄宗羲等人。
陈忱所在的惊隐诗社（又名逃社、逃之盟）成立于吴江，是明亡后继复社而起、由眷怀故明的遗民所组成的重要社团之一。创立于顺治七年（1650），其性质与易堂九子相同，成员有叶继武、顾炎武等人。康熙三年（1664）因庄廷龙《明史》案的牵连而解散。惊隐诗社最初以松江人为主，吸引三吴两浙人氏，全盛时吸引吴越间“高蹈能文之士，闻声相应而来者，得数十百人”。陈忱就是其中之一。
社团是生员重要的人际交往场所。社团的组织比较松散，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同人”、“兄弟”或“同学”。天空啸客《豆棚闲话叙》中说“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则艾衲居士所在社团成员之间是称兄道弟的。
集会是社团存在的标志。社团的集会有多种形式。陈忱所在的惊隐诗社集会比较频繁，大都在叶继武的古风庄举行。戴笠在《高蹈先生传》中记载了当时叶继武结惊隐诗社的始末：
叶继武字桓奏，……少博学能文，年十九补归安弟子员，为人慷慨有大节，轻财好施，笃于友谊，事母尤以孝闻。居分湖后，弃举子业，隐居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盛，因与吴兴沈祖孝、范风仁、同邑吴宗潜、潘柽章等举逃社，为岁寒交，一时三吴高士莫不指唐湖为武陵、柴桑焉。四方宾至无虚日，继武倾赀结纳。人皆以孟尝君称之。已而同社中有罹横祸者，继武为之抚膺流涕，于是杜门谢客，自号为懒道人，栽桃种菊，著书自娱，卒年五十有九。
据此记载，可知惊隐诗社的集会往往以叶继武为东家，古风庄内来客不断，可能也不全是社事中人。叶继武因悲痛罹难的同社人而闭门谢客，惊隐诗社就告解体了。
复社曾举行四次大会，崇祯二年（1628）在江苏吴江举行尹山大会；崇祯三年举行的金陵大会，正逢乡试，江南全省生员会集金陵，其中很多都是复社成员；崇祯六年（1633）在苏州举行著名的虎丘大会，盛况空前；崇祯十五年（1642）又一次虎丘大会，规模不如前次。
除了结社之外，跨省游历也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生活。小说作家也不例外。古代读书人历来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从许多小说作品中看到（尤其是多写读书人爱情婚姻生活的才子佳人小说），某一读书人取得生员资格之后，往往会首先考虑出游求学，以求在一个较好的读书环境中学习应试（似乎只有生员才有游学的资格）。游历的目的有观光考察（例如徐霞客）、求学问道（例如方以智）、谋生（例如当时各处卖画的书画家，李渔也是如此）等几种，普通士人往往几种目的兼而有之。
小说作家的游历生活常常与当时风行的社团发生关联。这也是当时士人的普遍情形。崇祯十一年（1638），二十岁的王夫之正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这里不仅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还聚集了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和同学。求知欲极强的王夫之参加了由同学旷鹏升等人组织的“行社”，经常和大家一起聚会，探讨学习上的问题。后来他又和几位同仁成立旨在“纠正时弊，匡扶国家”的匡社。小说作家中，丁耀亢和艾衲居士都是在游历江南时结社或参加社团的。
小说作家的游学地区往往选在江南一带，这也是当时士风所及。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人中画》第二卷，写贵州贵阳府的一个公子柳春荫，因父亲被奸臣陷害，全家被抄斩，侥幸逃脱之后，打算“择一个好地方，发愤读书，指望异日成名，与父母报仇，方不负男儿志气”。他与忠仆刘恩商量读书地点时说：
“我闻得浙中称人文渊薮，又兼西湖名胜，秀甲天下，若得读书其中，必有妙处，但路远恐未易到。”刘恩道：“任他远，料不在天上！”主意定了，遂搭了一只船，竟往浙中而来。又走了月余，方到杭州，就在西湖上，租了一个幽僻寓处住下。
可见当时人文荟萃、风景优美的杭州，在士人心中是理想的读书之地，连远在贵州的读书人也立志到西湖旁边租屋读书。
第二节小说作家的人际交往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都曾受业于各自的老师，这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师生关系是陆云龙曾师事李清，丁耀亢曾师事董其昌，董说曾师事张溥，他们都从其师那里学习到了艺术修养或人格精神，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陆云龙从李清那里学习到的，应当是政治热情和艺术修养兼备；丁耀亢从董其昌那里学到的东西，艺术成分大一些；董说从张溥处得到的，则应是政治成分多一些。但董说淡于名利，后来出家为僧，与张溥所走道路不同。
与名士的交往，也是小说作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也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不少作家本身也是名士。如冯梦龙就与钱谦益、祁彪佳等都有交往。冯梦龙过七十岁生日（崇祯十六年，1643）时，钱谦益赠送给他一首祝寿诗。祁彪佳在其写于崇祯十七年的日记《甲申日历》（12月15日）中，也记有与“乡绅冯犹龙”的交往情景。
凌濛初与当时名士袁中道、汤显祖、冯梦桢等有交往。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后游南京时，曾在珍珠桥凌寓会见凌濛初，见其墙上挂有刘松年所绘对弈图，“相叹人物之工如此”。汤显祖在《答凌濛初》信中，称赞凌濛初的戏曲创作是“缓隐浓淡，大合家门。至于才情，烂熳陆丽，叹时道古，可笑可悲，定时名手”。充分肯定了凌濛初的戏曲作品。冯梦桢在《快雪堂日记》中，记万历三十年（1602）十一月初八，他到晟舍拜会凌濛初及几个叔伯兄弟。凌濛初置酒，席间招戏班演《香囊记》，半夜方散。第二年，凌濛初在父丧服阙后，曾与冯同游苏州，舟中品评《东坡禅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