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几章的讨论，我们知道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是怀才不遇的生员，他们常常在小说创作中憧憬理想生活，寄托苍凉感慨。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出现文人化和自我化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适应，作家名称和作品名称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色彩，注重艺术内涵，不再是以前小说作家及作品名称平淡质实的模样。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家心态，在这些名称中也有所体现。
第一节明清之际小说的作者名称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名称，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小说作品中大多只留下作者别号，不署真实姓名。二是有的小说作家频繁改换姓名。小说作家在别号中多用“觉”、“睡”、“醉”、“道人”、“居士”等字，体现出他们警世、愤世、隐世的心态。
一、多用别号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在作品署名时多用别号的情况，可以清楚地从附表二《明清之际小说作品简表》“编著者”一列中反映出来。在这一列中，除《型世言》作者署名“钱塘陆人龙”、“钱塘陆君翼”以及《盘古志传》、《有商志传》、《有夏志传》三部系列作品署名“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外，其他作品大都只署作者别号，或干脆不署撰著者。
小说作者不署真名而只署别号，在明清小说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以万历年间创作《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为肇始。在《金瓶梅》之前，小说或不题撰人，或直署其名，并无避讳之意。《金瓶梅》因其对现实的暴露性和语涉“艳情”，不便暴露作者身份。继之而出现的一些艳情小说作者多只署别号，如《浪史》题“风月轩又玄子著”，《浓情快史》题“嘉禾餐花主人编次”，《玉妃媚史》和《昭阳趣史》署名“古杭艳艳生”等，其他题材的作品一般都不用别号，或不题撰人，或直署其名。而从明清之际开始，直署其名的现象极为少见。《型世言》中陆人龙的署名似是特例，因为《盘古志传》等作品中的钟惺署名，学界多认为是书商假托。可以说，小说作家多用别号的风气是从万历年间的艳情小说作者开始的，在明清之际蔚然成风，此后的小说作者署别号者多，只有少数作者径自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
有人认为明清两代的小说作者不署真实姓名，是因为“顾忌颇深”。也有人认为当时小说的地位低下，文人以创作小说为羞，故不愿留下真实姓名。持此论者多以冯梦龙为例。冯梦龙在编选其他体裁作品时，并不隐瞒姓名，但在编著小说时，却只署别号或不署撰人，如《古今小说》、《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新列国志》等在刊刻时都不署撰人。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首先，明清小说作者中也有直接署上真实姓名的，如熊大木、余邵鱼、邓志谟等；如上面提到的在明清之际还有《型世言》中陆人龙的署名；清朝小说作家也有几位在作品中署真名的，如李百川、吴敬梓、陆士谔等，他们并不讳言自己创作小说。其次，以别号来隐瞒作者的真实身份，除了艳情小说作者之外，其他题材小说的作者似乎无此必要。在明清之际以前，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小说的作者也确实并不隐瞒自己的姓名。如万历年间卧松阁刊本《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虽然署名“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但在署名旁边却有“纪振伦”钤印。秦淮墨客即纪振伦，字春华，江苏南京人，曾编校过小说《续英烈传》，戏曲传奇《葵花记》、《三桂记》、《七胜记》，以及说唱文学《陶真选梓乐府红珊集》等。他在小说中只署别号，却无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小说中只署别号，应当是一种时代的风尚，是文人的一种风雅表现。这种风尚同样起始于《金瓶梅》。陆人龙在《型世言》中直署自己的姓名，而在《辽海丹忠录》中却只署“平原孤愤生”，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说明小说作家其实并不讳言自己是小说作者，只是在作品中另署别号，当是一种风雅的时尚而已。陈大康先生认为从陆云龙序中“此予弟丹忠所繇录也”一语中，只能推断作者是陆云龙的一个弟弟，未必就能推断即是陆人龙，因为陆云龙可能不止一个弟弟。《型世言》第十六回《内江县三节妇守贞成都郡两孤儿连捷》的回末评语中，陆云龙说：“予生母身生予姊弟凡五人，而嫡母倪悉视犹己出，各观其成人。两母又茹荼饮苦，称未亡者二十余年。三迁断机不殊孟，截发锉荐不殊陶。乃萧氏有记，而两母泯泯也。读之不胜泫然，知草野而湮没者益多矣。”根据这条评语，可知陆云龙有姊妹兄弟共五人。此说可备参考。
明清之际小说的作者、作序者、评点者，也大多用别号署名以示风雅。流风所及，当时选家、评点家也多喜用别号。陆云龙评选、出版的不少文集、词集，以及创作小说或为小说作序时，都署上各种各样的别号。作为评点家和选家，他在评、选别人的作品时，多署名“峥霄馆评定”和“翠娱阁评选”，如《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翠娱阁评选文韵》、《翠娱阁评选文奇》、《翠娱阁评选明十四家小品》、《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等等。作为小说作家，他的小说《清夜钟》署名“薇园主人述”，《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署名“吴越草莽臣戏笔”。他在为别人的小说作序时也多用别号，如《禅真后史》序、《型世言》序、《辽海丹忠录》序都署名“翠娱阁主人”， 《型世言》每回均有署名“雨侯”、“木强人”、“草莽臣”等写的回末总评、眉批和双行批，这些都是陆云龙的别号。
除陆云龙外，明清之际用别号最多的小说作家还有冯梦龙、方汝浩、袁于令、董说、李渔等人。
冯梦龙的别号有“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故苏词奴”、“前周柱史”、“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十三四个；
方汝浩的别号有“清溪道人”、“清心道人”、“心心仙侣”、“笔花居士”、“西湖渔叟”、“烟波钓徒”、“空谷先生”、“雕龙词客”、“绣虎文魔”、“梦觉狂夫”等十一二个；
袁于令的别号有“箨庵吉衣主人”、“吟啸阁主人”、“幔亭仙史”、“幔亭歌者”、“幔亭过客”、“吉衣道人”、“剑啸阁主人”等七八个；
董说的别号有“静啸斋主人”、“鹧鸪生”、“胡林子”、“槁木林”、“高晖生”、“梦史”、“梦乡太史”、“月涵船师”、“痴如居士”等十几个；
李渔的别号有“湖上笠翁”、“觉世稗官”、“觉道人”、“新亭樵客”、“随庵主人”等五六个；
丁耀亢的别号有“野鹤”、“紫阳道人”、“野航居士”、“华表人”、“木鸡道人”、“湖上鸥吏”等六七个。
一个小说作家有多个别号的原因，是这些别号各自有不同的来源和用途。别号的来源有很多种，主要是来源于室名、籍贯、地域等因素。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别号中很多与室名有关，如冯梦龙的别号“墨憨斋主人”、“香月居主人”、“绿天馆主人”，袁于令的别号“箨庵吉衣主人”、“吟啸阁主人”、“剑啸阁主人”， 陆云龙的别号“翠娱阁主人”、“峥霄主人”、“薇园主人”，董说的别号“静啸斋主人”和李渔的别号“随庵主人”等。
与籍贯有关的，有方汝浩的别号“荥阳清溪道人”，其他还有“圣水艾衲居士”、“东鲁落落平生”、“东鲁古狂生”、“齐东野人”等。
与活动地域有关的别号，如袁于令的“幔亭仙史”、“幔亭歌者”、“幔亭过客”等，均与幔亭峰有关；方汝浩的别号“西湖渔叟”与杭州有关，“清溪道人”与南京有关；李渔的别号“湖上笠翁”、丁耀亢的别号“湖上鸥吏”，以及“醉西湖心月主人”、“西子湖伏雌教主”、“西湖义士”等，都与杭州西湖有关。
别号的用途主要是表达爱好、志向与情致。表达爱好的别号，如冯梦龙的“吴下词奴”、“姑苏词奴”、“顾曲散人”等，表示他爱好诗词；方汝浩的别号“雕龙词客”、“绣虎文魔”等，表示他爱好写作。表达作家志向的别号，有方汝浩的“清心道人”、“烟波钓徒”、“空谷先生”等，丁耀亢的别号“野鹤”也属于此类。
表达感情的别号，有方汝浩的“梦觉狂夫”，李渔的“觉世稗官”、“觉道人”，以及陆人龙的“平原孤愤生”等，表达了作家愤世嫉俗的感情。
李渔偏爱在名称中使用“觉”字，他在《无声戏》和《十二楼》中都署名“觉世稗官”，又被杜浚在《十二楼序》中称为“觉道人”、“笠道人”，传说是李渔创作的作品《肉蒲团》又名《觉后棒》，这些名称都反映出李渔的警世心态和隐世心态。
有的别号还透露了作者的情怀，如董说的别号“梦史”、“梦乡太史”等，流露出他的一种爱“梦”情结。他还著有《昭阳梦史》、《梦乡志》等书，并在《梦社约》一文中阐述他的“梦”之观念，他说：“贫贱宜梦，忧愁宜梦，乱世宜梦。”可见，正是“贫贱”、“忧愁”、“乱世”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负面生活境遇，促使他沉迷于虚无缥缈的“梦”之境界，以求获得心灵的解脱。他的小说《西游补》，通篇描写了一个奇异荒诞的梦幻世界，在迷离惝怳的故事情节中，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讥讽了明季朝纲，批评了八股取士制度，表现出一定的先觉性。
有的别号则流露出作者的佛道思想，如董说的别号“月涵船师”、“痴如居士”，冯梦龙的别号“无碍居士”、“可一居士”，丁耀亢的别号“紫阳道人”、“野航居士”、 “木鸡道人”等。别号中有“居士”、“道人”的作家，其实并不都是佛道观念的忠实信徒，大多只是表达一种向往出世的思想情趣而已。但董说、丁耀亢等少数几位作家，则最终皈依到宗教生活中去。
别号的另一个来源是随文生意、随遇命名。陈忱在《水浒后传》中所署的别号“古宋遗民”和“雁宕山樵”，都与他在小说中表达的思想情绪有关。“古宋遗民”的别号，托言“古宋”，却意在表达他作为明朝“遗民”的心境。“雁宕山樵”则强调国亡之后遁迹山林的隐世心态。这两个别号，恰当地表达了陈忱怀恋故国的隐士情怀。冯梦龙在他编纂的历史演义作品中所用的别号“前周柱史”、“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等，也都是与相应的作品内容配套的。董说的别号“鹧鸪生”、“胡林子”、“槁木林”、“高晖生”等，则象征他在国变之后万念俱灰、遁迹世外的心境。
文人普遍使用别号的风尚滥觞于魏晋。魏晋时期政局黑暗，佛道两教兴旺，士人隐逸风气盛行，如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葛洪自号抱朴子，等等。后来文人往往以别号表达自己的心境、抱负、志向，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杜陵野老、贺知章号四明狂客、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等等。小说作家普遍使用别号的风尚则盛行于明清之际。其原因是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多属生员阶层，他们将文人多用别号的风气普及到了小说领域中来。
二、常变姓名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除了喜用别号之外，还往往有频繁改换姓名的风尚。小说作家改换姓名几乎都和江山鼎革的大变故有关，如董说、李渔、金圣叹等人，都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改换姓名的。
董说于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他一生频繁变换姓名，共改换二十多个名字，并有诗云：“名是无名字无字”，刻有“余无名”印。满腹才华而科举不第，愤世嫉俗，流露出浓厚的出世情绪。尤其是号称“文明昌盛”之国的前明，被“夷狄”所取代，更引起他精神上的苦闷和不甘。他选择出世的方式，拒绝接受清朝的统治。正因如此，当儿子向他汇报家中财产罄尽的时候，他才会仰面狂笑，庆幸解脱。他这样记录了自己身入空门、改变姓名以求解脱的心路历程：
往余病中，痛念生死，变姓名，草衣芒屦，走灵岩，见我师夫山和尚，和尚俯怜愁苦，谓余天资近道，许随众入室，名之曰玄潜，字之曰俟庵。……丙申，复上灵岩，参请之暇，草则问十余条，披肝露胆，冀拔其膏肓。
董说此处必是托言病中，而记录的实是国变之时自己的经历和心迹。若在病中，怎能“草衣芒屦，走灵岩”？若只为病中“痛念生死”，又何必“变姓名”？“痛念生死，变姓名，草衣芒屦，走灵岩”，明明是一幅国难之际奔走逃难的景象。康熙二十五年（1672），董说在吴门夕香寺去世，临终表示：“死学吴仲圭，墓石题故明。铭旌写梅花，盖棺三尺布。”嘱咐儿孙和弟子们“勿仕清朝”、“万一太平身死后，好寻骨塔告寒灰”。 以上据《甲申朝事小纪》、乾隆《乌程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