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媒学和政治学中存在一种共识：在大众传媒对政治体系扩大了的和新颖的作用的影响下，两者间的界限已出现巨大推移。相关的经典看法显然已经过时。按照旧有的经典看法，这两种功能体系通过其不同的功能逻辑具有清晰并明确相区别的社会行动领域，于对方和整个社会，它们相互独立地履行各不相同但同样不可或缺的任务。有关这两种分体系相互间关系的原有教科书讲义，很久以来已经被研究相关课题的众多科学家未加评论地打入了冷宫。根据原有讲义，政治固执地、坚定地从事属于它的关涉全社会的决策工作，而传媒则从旁以批评的眼光对政治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观察，并以尽可能公允、客观、恰当和务实的方式传达给广大公众。相反，有关它对传媒社会中民主的质量最终会产生何种后果的讨论则刚刚起步。
两种体系间这一新颖关系的视角大相径庭。在相关的传媒科学文献中四种阐释模式相互竞争。每一种模式都宣称自己符合现实，能够替代那种已经过时的经典模式：
第一种：建构型模式。按照该模式自己提出的标准，它的出发点是一种极端的相对论。依据该模式，涉及政治分体系的传媒体系的产品显示出它原则上不可限量的认知性和描写性建构的各种可能性。只要传媒能够生产出使人们尽可能关注的相关社会议题的产品，就不存在是否合适的问题。即使这一问题依然被提出，那也主要是与传媒体系的功能有关，而与在大众传媒重构后政治本身还剩下多少这一问题无涉。各种传媒建构融入其他可能建构的更大框架内，例如，从科学视角产生的建构，从公民的自我经验产生的建构，以及教育功能产生的建构等等。传媒建构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建构的行动在哪些领域是可能的，反过来，各种建构在哪些领域导致出现政治行为。虽然鲁曼并不赞同该模式的极端建构视角，但依然在所介绍的这一视角上跟从了这一模式。——作者注
在这一模式框架内，有关政治为传媒而作的自我建构与传媒重构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评价传媒体系的成绩而言几乎无足轻重。从这一视角出发，有关大众传媒按照自己的法则生产的图像应当能够代表政治现实的问题便显得极其幼稚。传媒和政治是相互闭锁的体系，它们只在表层接触，而且，它们自己能够从事的东西，在另一个体系内碍难实现。因此，只要政治能够利用契机，在大众传媒内制造出对全社会有关议题的关注，它便满足了在传媒中得到表现的功能。
第二种：奥地利传媒学家弗里茨·普拉瑟尔的模式。该模式相当极端，直指传媒公众自身以及众多主顾对民主转型的广泛不满。他认为，政治和传媒这两种社会功能体系已融合成按照同一逻辑发挥作用的单一的政治－传媒超体系。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强调了政治传媒化这一不容争议的新发展趋势，以戏剧化的方式使其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在关键问题上过度渲染了这两种分体系之间的事实上的接近。就其相互关系发展的现状而言，政治和传媒间的相互重叠已更为明显，并且仍在继续扩展。政治行为者日益倾向于尽可能在自己的导演下，用自己的人马并在自主决定的条件下实现传媒中介。这样，传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便融入了政治体系。经验使政治有理由期待通过这一途径能够由自己控制在传媒中出现何种自我图像。然而，在当代如此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不能想象，政治体系会单纯为了表现相关功能以及最高层行为者的自我表演而全然放弃它最核心的功能，即作出对其他分体系也具有调控影响的对全社会拥有约束力的决策。政治依然保持着它原本具有的社会核心功能。当然，就所耗费的能量、想象力和资源而言，这一功能的确正逐渐落在其自我传媒表现的不断增长的专业化趋势之后。
普拉瑟尔的政治－传媒超体系描述了在两种体系之间的关系中那种新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却通过其过分的观点正好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关于政治体系中政治的自我表演与在同一体系中的机构性决策行动间关系的问题。而这一体系至少还继续产生着具有约束性的决定，也就是说，还产生着政治的经典产品。民主政治的、民主理论的和传媒理论的有意义的问题却正好是有关表现、自我表现和政治决策行动之间的问题。
第三种：尤尔根·莱内曼的模式。他以个人的记者实践经验和对政治首席候选人行为的“参与式”的长期观察为基础得到这一模式。该模式指出，在传媒舞台上的政治家的行为中，政治家的项目和现实以及两者间的交换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融合，而其方式又如此完美，致使事后将它们分开的任何努力都既徒劳又无效。根据该模式，在传媒民主的政治家行为中政治和传媒的地平线成了一种无法区分开的统一体。但从传媒角度出发，尚能对该统一体作相对客观的观察。这一解释模式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恰当地描述了传媒型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自我感受，但如果将其夸大成关于传媒和政治间关系的整体观，那么它就混淆了分析的两个层面，而在政治的现实中，这两个层面是相互区别的。这一解释模式所描绘的状况或许部分、甚至完全反映了政治行为者们个人的理解层面；但是，它们却没有反映出政治行为者们公开的交流及其机构性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一行动的层面是立法、计划实现和他们为之承担责任的或以他们的名义作出的行政决定。政治家与他们在政治的传媒中介层面的舆论回声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在产生层面与自我表现层面之间的实际区别不会消失，而且，从民主理论和政治科学的视角出发，它还将继续引出一些基本的问题。
第四种：奥特弗里德·亚伦和汉斯-尤尔根·阿尔特提出的模式。他们的论点是：传媒社会中，政治纲领只在有关它们的传媒交流发生时才会产生。据此，在政治传媒化目前已达到的阶段，以内容和政纲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层面和传媒中介层面之间的区别已然过时。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一观点：在公共交流以及在政治和传媒行为者不断进行的测验中，同样都要澄清，哪些立场可以在公众中站住脚、有望获得多数支持，从而在政治上获得更多机会。过程最后，一方面是政治家们以其意向和加工方式参与传媒的回声，另一方面则是制造了与政治意向有关的回声的传媒以难以区别的方式参与了同为传媒和政治产品的项目及行为。
按照这一观点，鉴于传媒所具有的公共力量及其对政治中介提出的条件，以下这一看法被证明日益脱离现实：先在远离公众的传通机构中草拟行动纲领，然后介绍给公众，最后，根据经由公众同意而获得的合法性转变为实际行动。这一观点的这一部分显然符合现实，它恰当地描述了政党组织、传媒－公众和领导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无法恰当地描述政治的生产和表演之间的关系。它不能回答公开表述的政治行动纲领和目标与政治决策层面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在这一层面上，经传媒的阐释，行动纲领和目标还必须由政治家们转化为立法行为及其他实施行为。而实际上，这一转化有可能并不发生，或以大大改变了的形象发生。无论如何，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身份区别。行动目标和行动之间在这两个层面上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对民主政治而言，它具有极为重要的分量。
在相关文献中，各种关系模式通常被分别纳入工具化、附属化和共生化理论范畴。区分的标准是，传媒和政治是谁依附于谁，或两者是否在同等程度上相互依存。由于关于西方民主中的传媒在其作用方式方面依赖于政治这一设想显然缺乏经验的支持，因此，这里所介绍的均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各种模式都未超过共生化理论范畴。所有四种模式都描述了传媒民主的政治构成的主要侧面，其中的每一种模式都以特殊的方式忽略了政治和传媒世界变化了的关系中主要的新功能及其过程的融合。
建构型模式将认识论和传媒理论中幼稚的临摹现实主义的最后残余一扫而空，并使人们得到这么一种认识：传媒世界的图像不过是依据建构者的规则而形成的建构而已。但是，这一模式忽略了同样不可或缺的一项前提，那就是，它所涉及的仅仅是总是多少游离于建构体系之外的那种建构。随着这一方式，它抹掉了被建构物和建构之间的原则区别，它就不能提出具有经验意义的和能够得到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就是建构之于被建构对象原本意义的合适程度，在传媒民主中该问题涉及的则是政治在其传媒建构中的展现。
普拉瑟尔模式就其核心而言准确地描述了两种体系的融合，这一融合始于边际领域，随后逐渐深入各自的主要领地。但是，这一模式导致产生一种不现实的看法，那就是，政治最终失去自己的功能逻辑，在迎合传媒的自我表演中筋疲力尽，因而完全服从于传媒功能逻辑的主宰。这一阐释揭示并有力地阐明了一种的确存在的发展趋势，但跨出了超越经验层面的关键一步，因而，对两种功能领域的关系而言，在总体上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解释力。
莱内曼的来自对传媒领域政治活动者的仔细观察的模式，描绘了行为者视角下的传媒世界和政治世界体系界限的混合。据此，它正确地指出了在对传媒民主的解释中出现的欺骗和操纵一类说法的弱点，并在个别情况下给它的相关阐释提供了经验证明。
亚伦和阿尔特的模式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新出现的现实，那就是，传媒民主下的政策、政治行动纲领并非是外在于传媒中介系统的东西，而是逐渐成为在政治的传媒交流中才形成的内在的因素。这样，该模式准确地描述了政治活动者的行为日益成为传媒试验行为的趋势。在这种试验行为中，只有在试验产生各个不同的结果后，才能根据有关传媒接受程度的标准来决定政治行为者们的何种政策会被采纳并被实施。不过，最后介绍的莱内曼以及亚伦和阿尔特的这两种模式双双忽略了政治的自我表演和它在现实决策的实施层面的产生及其实际贯彻之间始终存在的经验性区别。虽然政治越来越多地自行进行传媒中介，而且首先是在这一试验性过程中阐述它的行动项目，但它并未因此而精疲力竭。在传媒民主中，政治进程也并非只发生在政治的自我表演和传媒对政治的他人表演这一两极转换游戏中。相反，人们更多地观察到的是三个层面之间原则上相互独立、又每时每刻相互交融、反射和影响的复杂游戏。
约束性决策的产生及其适合传媒的自我表演的层面发生在政治系统内。传媒系统主导政治的表演，它的自我表演、它的效率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均成为其依据。此外，正如乌尔里希·萨尔辛奈利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传媒民主的条件下，政治体系内的政治交流也并非全然发生在与传媒有关的交流中。避开传媒关注，议会委员会、小组、党团、理事会、政党以及行政机构内发生的大量以行动为方向的交流，它们不经媒体的中介而涉及政治的行动项目，虽然参与者们多多少少依然会关心最终是否能够在传媒中得到成功的表现。非公开的政治部分诚然也处于传媒的间接影响下，但不像公开的政治部分那样受到同等的导演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