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鸣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人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能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账开支；这公账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亲在内的六个儿子女儿），每月零用也就只这五元（祖父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收入），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习书，祖母就会说：家里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到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间，光绪帝下诏定国事，决定变法维新。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士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命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优奖创制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为振奋，可是各省督抚迟疑观望，阳奉阴违。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而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1902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强下了二场。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父亲还拍了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