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发展战略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对外贸易方面的内容，是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对外贸易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所作出的战略性决策，是一国或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对外贸易发展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外贸发展战略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同的外贸发展思想和战略会对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外贸发展战略的导向趋势不同，基本上可分为初级品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替代）战略。不同类型的外贸发展战略应该说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延续性。二战结束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刚独立，百废待兴，国内缺乏资金和基本的生产条件，出口初级品换取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商品是合乎当时的经济背景的。到了5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上初级品价格相对下降以及初级品生产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等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了这种战略，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这其中也有产业升级换代的主动因素（因为进口替代所建立的都是制造业）。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一般是发展资金、技术要求较低的轻纺工业，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能实现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成功地实现国产化。然而，到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实现技术要求较高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的发展时，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遇到了障碍，同时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出口导向（替代）战略，但是出口导向（替代）战略对发展中大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移，一些学者进一步认识到，经济越发展，需要应付的经济问题越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下，发展中大国单独采用一种发展战略，利弊互见，只有综合运用，互为补充，才有利于开放经济的发展，于是又有了所谓“平衡发展战略”这样的混合型外贸发展战略。
发展经济学在不同阶段的外贸发展观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外贸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无论是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替代）战略，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根据，都有各自的实用性和优缺点，不存在熟优熟劣的问题。本篇通过对不同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外贸发展观以及相应的外贸发展战略模式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主要分析影响发展中国家外贸发展战略选择的决定因素，这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外贸发展战略实践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影响因素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下（例如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世界经济一体趋势的加快，国际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等）外贸发展战略的定位与选择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空间。
3.1发展经济学不同时期的外贸发展观
3.1.1传统的自由贸易思想（20世纪以前）
虽然发展经济学的真正兴起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了相当丰富且轮廓鲜明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古典经济学中最早对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经济分析主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思想，这一原则体现在他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absolute advantage）之中。斯密认为，两国间的贸易基于绝对优势，当一国相对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有更高效率（或有绝对优势），但在另一种商品生产上效率更低（或有绝对劣势），那么两国就可以通过专门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一部分来交换其中有绝对劣势的商品，这样，资源可以被最有效的使用，而且两种商品的产出会有很大增长。斯密认为，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可以使世界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使世界福利最大化。后来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大师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了更加系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他认为，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劣势（即无绝对的优势），仍有可能有互利贸易。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出口它的绝对劣势相对小一些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大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由此定下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与发展问题的基调——自由贸易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瓦尔拉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形成，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国际贸易进行分析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随之产生，其中贡献最大的应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赫伯尔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这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赫克歇尔和俄林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建立了“资源禀赋/要素比例贸易理论”（factor-proportions or factor-endowment theory），扩展了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假定有土地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认为在所有可能造成国家之间相对商品价格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原因中，各国的相对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是国际贸易中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因素，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简而言之，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被称为“静态的插曲/间隙”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也没有作出什么新的改变。无论是要素禀赋还是劳动生产率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分工，都需要以各国之间贸易的完全自由为条件，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甚至这种交易成本会抵消国际分工产生的成本下降。因此，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本身的自然逻辑就是各国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
3.1.2结构主义发展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期——60年代中期）
20世纪50年代，以普雷维什一辛格假说、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型、缪尔达尔（G.Myrdal）的体现着“回波效应”和“马太效应”的国际不平等关系学说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发展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主流。
结构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其有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上，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上。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结构主义发展思路，政策取向上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实行进口替代，强调有计划的工业化是破解发展中国家刚性结构的法宝，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外贸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捷径。认为只要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欠发达国家就能发展，因而他们偏向于内向的经济与贸易发展战略，且否定国际贸易可以“传递发展”的古典观点，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事实上阻碍了穷国的发展，富裕的先进国家的得益是以牺牲贫穷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并且由于因果关系的作用和积累的影响，使得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些观点导致了后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更多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并为拉丁美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学者所接受。其具体贸易政策主张是进口替代政策：即对国内所需的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用配额或关税限制其进口，而在国内建立同类工业。
3.1.3新古典主义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中期——80年代初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哀叹发展经济学（事实上指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如英国的西尔斯说：“传统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已经被证明远远没有它生气勃勃的年轻时期所乐观的期望的那么有用”，美国的斯特里顿说：“现在忧郁、烦和冷漠的气氛笼罩着发展问题的讨论，难以同令人振奋的早期时代相比”。现实使得经济发展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古典主义思想开始取代结构主义思想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这一时期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复兴”（New classical resurgence）时期。在联合国贸发会第一次会议上，秘书长普雷维什就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道路上已走到尽头，应当改弦更张，转向鼓励出口的外向型战略。英籍印度经济学家拉尔猛烈抨击了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在贸易政策上，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实现贸易自由化。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奉承只有一种经济学即包括国际经济政策在内的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经济学（Monoeconomic）思路。他还说：“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论所谓的历史事实是缺乏根据的”。由他本人与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古典比较成本说的演进，尽管比较成本说是静态的，但沿着比较成本线显示的静态贸易收益能使储蓄和投资获得双增长，此外还吸引来自国外的资本，鼓励专门技术知识进口，这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这种效应是动态的。总之，发展中国家应实行自由贸易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明特通过对双元结构下的自由贸易分析，论证了按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实行出口导向，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⑦
3.1.4新增长理论的外贸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中期）
发展经济学进入最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增长理论的产生。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不象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新增长理论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模型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这些经济模型之间既有差别，同时又包含有别于其他增长理论体现新增长理论的共同要素。
20世纪 80年代，狄克西特、诺曼、兰开斯特和爱瑟尔等人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了非比较优势贸易观点——“新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不必仅仅为了利用其差异性从事专业化和贸易，还可因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带来的收益递增而从事贸易。80年代中期，受“新贸易理论”的启发，一批新增长理论家如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人，把内生创新模式扩展到包括商品、资本、管理经验和思想观念的国际流动，提出了更现实、更富预见性的新理论框架：开放性内生增长理论。总体而言，大多数新增长理论学家突出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结果；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决定因素；国际贸易可以加速先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进而带来使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的“外溢效应”，国际贸易新原则应当从“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原理转变为“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整个世界的现有知识存量，加速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产生“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如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