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股东的保障
对于企业而言，股东作为资本提供者面临着双重风险：第一，资本是一种一般购买力，很容易被滥用、呑食；第二，资金也可以用来进行专用性投资。因而，从承担风险的角度出发，股东应该受到某种治理结构的保护。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东面临的第一类风险不会消除。虽然个人股东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来转移风险，但是作为整体的股东实际上不可能转移风险，他们与公司的关系是永续的，除非公司的生命结束。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工人、供应商、客户、经营者和社区却不必如此，他们可以在一期契约结束之后和公司进行重新谈判。如果把企业的生存看作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不断缔结的过程，那么在所有利益相关者当中，股东面临的风险是最大的。为了降低风险，就需要创造一种治理结构来保护股东的投资。这种治理结构就是董事会。董事会通常是按照下列条件建立的：1） 董事会成员由股东按照股权比例选举产生；2） 董事会有权选择经营者，并考核其业绩；3） 董事会可授权审计人员对任何财务问题进行调查；4） 董事会有权知晓重大投资决策并做出决定；5） 董事会有权对经营者的其他决策进行监督。因此，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看来，董事会的本质就是保护股东的治理结构。
② 债权人的保障
债权人分为两种情形。如果债权人是为企业提供短期贷款，那么当企业财务状况正常时，就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治理结构来保护，因此短期债权人不必进入董事会。如果债权人是为了企业的某一专用性资产提供长期的贷款，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长期债权人就可以要求以企业的某种耐用资产做抵押。如果该资产是专用性的，那么长期债权人还可以要求以一部分股本作担保。进一步讲，如果长期债权人对企业持续地投入了大量长期贷款，从而与企业的命运休戚与共，或者在企业处于财务不好的状态时，就需要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这正是日本和德国的资本市场的特征。
综上所述，对股东和债权人保护的核心机制是董事会机制。许多学者在分析公司治理问题时，主要就是围绕哪种利益相关者应该进入董事会的问题而展开的。
5.3 银行进入董事会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
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原则下，股东大会的权力由法律和公司章程明确规定，除此之外，所有经营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均由董事会行使[108] [109]。银行进入公司董事会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是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Banker or bank executive）进入公司董事会，形成银行董事（Banker on board）对公司进行强有力的监督。由于这些机制在我国属于空白。因此，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银行进入董事会的模式进行比较和评析，试图从中得出一些启示。银行在董事会中的普及情况差异很大，而且也很不相同。本文从法律环境、市场条件、银行治理三个维度，分别考察了美国、德国、日本的董事会制度、银行与公司关系[110]、以及银行家进入公司董事会的治理机制。
5.3.1 美国距离型银企模式中银行董事的治理作用
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大公司有银行董事。银行一般进入其相关产业的公司的董事会，而不是以主银行身份进入，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席位增加信息流，保障自己利益的同时，给公司提供业务指导等实现与公司的互利互惠。
① 美国董事会的制度
在美国，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组成。美国各州公司法对董事会的人数、职权和作用只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除公司法以外，各个公司还有自己的公司章程。对于公司来说，公司章程就是公司的根本大法，公司章程中对董事的职能、权限的规定更加明确和具体。由于公司的性质不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的权限划分也不同。由于股东大会的作用非常有限，分散的股东对董事会寄予厚望，所以公司股东更关注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作用，美国公司特别注重引入更多的外部董事。美国公司的董事会一般均由两种成员构成，一种是内部董事，即执行董事；一种是外部董事，也称为非执行董事。外部董事不在公司中任职，一般情况下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只是通过参加公司董事会例会来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内部董事都在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成员，负责公司的日常重要经营决策。其中的银行董事当然是外部董事，可能是关联董事，也可能是独立董事。
② 美国传统的银企关系模式
美国的银企关系模式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形成的。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制度和以发达资本市场为主导的融资制度是其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同时，《银行法》、《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等法规中关于严格禁止银行持有企业的股票和债券；严格将银行业务同证券发行交易业务分开；严禁银行对企业开展信用担保等规定，为其运行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样形成的银行与企业的距离型关系，其突出特点表现为：
1）银行几乎不持有企业（公司）的股票，银企产权关系较弱。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不可能对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深入的了解。银行贷款业务要靠一系列法律来规范约束。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主要依托于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来筹措。就全社会的资本结构看，银行间接融资比较低，而直接融资比重较高。
2）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决策，依据于自身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判断。由于银企关系松散，它只能从企业外部获得企业所愿意公开的信息，所以银行在信息方面的交易成本较高。从而银行对企业的贷款面临很大风险。为此，美国的银行十分强调贷款的抵押和担保。美国1982年《银行法》规定，不允许银行把15%以上的资本以未担保贷款的方式贷给一家借款人。
3）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多表现为间断性。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股票持有者的股权约束，是对企业实施监控的主导力量。而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多表现为间断性，即只有当企业违约时，方得以有效行使监控来保证信贷资产的安全。否则，即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银行也很少插手救助。
4）银行与企业是纯粹的借贷关系。企业和银行形成的借贷关系，不仅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且对贷款契约中的诸项要素都有明确的规定要求。为防止企业道德风险的发生，银行对贷款使用的每个环节实行全过程跟踪监督。贷款企业十分珍惜信誉生命，对归还贷款警觉性较高，总是千方百计按时归还贷款。美国银企关系模式运行的结果是，对经营绩效良好的企业，各家银行竞相贷款；对绩效不佳的企业，持观望态度。一旦企业陷入困境，则不问缘由，争相逼债，要求企业清算破产或不予提供增量资金予以支持。
5）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较弱。由于银行被限制直接拥有企业股份，所以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特别是作为公司最高权力结构的董事会，所占席位很少。银行自身的意志几乎不大可能通过这一途径来表达。
③ 银行进入董事会的治理机制
虽然银行与公司（或企业）间是距离型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银行对公司的治理都无能为力。其实银行都在积极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其中也有银行采取派驻人员进入公司董事会这一机制（手段）。理解美国银行派驻董事会，首先考虑银行给董事会带来的独特好处。但是由于银行的角色和地位，又决定了其进入公司董事会必须承担一定的成本。银行是否进入董事会是一个利弊权衡的结果。
1）银行进入董事会的利弊权衡
银行进入董事会的收益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给公司带来了收益，另一方面给银行带来了好处。首先，对公司而言，银行进入董事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通过董事会代表与公司形成紧密的银企关系，增加了信息流，可以便利公司获得银行的融资支持；同时，如果银行拥有一些特殊行业的专业知识，银行家则能为这些行业的公司提供有价值的专业金融服务。第二，一个银行家进入公司董事会，可以给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即银行相信公司不可能陷入财务困境。因此，银行家在董事会扮演了一个鉴证作用，降低了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特别地，对那些规模小，固定资产少的公司，其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银行董事带来的好处更为明显。其次，对银行而言，银行高管作为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也会获得很多好处。银行与公司的往来关系、信息收集和监督等业务中，银行董事可以获得潜在的贷款信息，如公司的行业信息、其他公司在董事会中的席位等，因而银行高层管理人员有动机而且更愿意提供董事会成员的服务，并表现为银行趋向于给派驻董事会成员的公司更多贷款。在美国，银行高管比其他非金融公司高管在公司中拥有更多的外部董事席位。
银行（家）进入董事会也有成本。首先，银行董事与其他外部董事不同，将面临矛盾：作为公司所有者的信托人的信托责任与自己作为银行雇员的责任间发生冲突。这给银行积极干预公司管理层带来了潜在成本。银行贷款给公司，因为不同的支付结构（债权和股权）导致利益冲突，各自对公司如何运营的意见不一致：与贷款人不同，股东一般偏好高风险项目，因为股东能获得风险投资收益的好处，又能规避带来的损失[111]。这一冲突在公司高风险投资机会和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最突出，优先级债权人，如银行偏好公司采取稳健行动，最大化他们的投资收益，而不是最大股东的期望收益。此外，银行董事也是具有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不能完全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独立董事而行使职责。再次，美国破产法和相关程序给银行家进入董事会带来高额成本。银行在困境公司的董事会派驻代表，有两种争论可能使之在法院特别容易爱到攻击。一是在“自利”理论（alter ego theory）下，银行能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地位有效控制公司决策；二是在“内部信息”理论（inside information theory）下，银行通过董事会代表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信息。进而可以采取行动把损失转稼给其他债权人。因而，美国法律系统在处理困境公司中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贷款人责任和债权次级化，以防止优先级债权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即，如果银行作为债权人管理控制有些过分而导致对其他债权人的损害，则其他债权人和股东可以寻求赔偿。在典型的“距离型”银企关系中，银行可以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削减贷款或对财务困境公司的贷款期限进行限制。但如果发现一家银行在借款公司破产前对公司管理积极干预而且不公正，银行可能丧失在破产公司的优先求偿权，甚至被法院惩罚而丧失其他要求权。相关法律没有提供直接法律条款，规定引起债权次级化和贷款人责任的行为。此外，案例法也没有建立明确界限规则。因而银行可能期望保持其优先贷款人的地位而避免困境公司其他贷款人的诉讼，银行有动机与公司保持距离型关系。
综上所述，法律的不确定性将对银行积极参与公司管理和银行在公司董事会供职的意愿产生不利影响（chilling effect）。虽然债权次级化和贷款人责任可能解决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冲突，阻止银行在公司破产前对之的干预，但又可能削弱美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潜在的监督、警示、协调等积极作用。而且这些还将导致银行家不愿意为上述公司提供董事服务，而事实上这些公司对银行董事的需求又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