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会中周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会后凯丰曾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虽然有错误，但他的态度还是照顾大局的。说是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还是交出去。博古10年后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坦诚布公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高度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一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上海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如果单纯从遵义会议这三天看来，从组织上看，毛泽东只是由政治局委员升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才能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平台，此后毛泽东逐步依靠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提高在党内和军队中的地位，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及其领导的军队的领袖。
2月8日，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此项决议由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决议共分14小节，全面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思想。其中批评博古同志特别是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了。指出博古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博古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 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建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2月28日，《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的要点作了传达：1.政治局扩大会决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2.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3.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4.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人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得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
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扩大。
5.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李德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6.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7.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地、迅速地、勇敢地向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
8.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9.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的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使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10.决议更说到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
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这一错误主要的责任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11.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几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的部分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维埃革命的前途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面前提出了严峻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地、灵活地、艺术地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可见决议将博古、李德及其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作了批判总结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未来工作作了初步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