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至1965年8月，徐振康任丽江县委书记。据他的夫人王润裳的回忆，徐对纳西族悠久历史文化大为惊叹，被深深折服。他在丽江县图书馆珍藏的善本中发现了由美籍奥地利人洛克所着的《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英文版）一书，在仔细阅读之后，深感西方人尚且如此重视纳西历史文化，作为丽江县的领导，对保护弘扬民族文化责无旁贷。于是拨出专款、组织力量对东巴文化进行抢救、保护、整理。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聘请东巴文化专家周汝诚先生回丽江县担任文化馆馆长，还聘请和芳等一批老东巴、专家学者、文化干部，组成翻译整理小组，从事东巴经的收集、整理、翻译工作。那个时期先后在丽江各地收集了五千余卷东巴古籍、东巴法器、东巴画等珍贵文物，用国际音标注音翻译整理后印刷了22种东巴经，为改革开放之后东巴文化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和进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振康还支持其他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所以这个时期，每逢节假日丽江古城的民族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附近农村的“胖金若”（纳西语：小伙儿）、“胖金美”（纳西语：姑娘）进到城里，集中在四方街开展民族歌舞打跳活动，形成了内容多样，形式各异的风格，有阿丽哩、谷气、阿默达，等等。当时“打劳丽”这种民族打跳形式十分流行，在四方街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年轻的“胖金若”、“胖金美”跳得热火朝天。丽江一中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对这些民族打跳形式十分熟悉，许多人已长大成为“胖金美”、“胖金若”，所以在节假日许多人都参与其中。这样的夜晚，对青年男女来讲是谈恋爱找对象的大好时机，青年男女欢乐的笑声和倩影在古城飘荡。纳西族“胖金美”热情大方，开朗活泼，无拘无束，甚至略带一点野性，与“胖金若”大方交往。在四方街的周边，或小桥流水的河边上、恋人们一对对、一双双，或站着，或坐着，或相拥着、搂着，或大声谈笑，或窃窃私语，丽江古城充满了欢乐浪漫的气息。我们学校稍稍年轻的中学生们有的很顽皮，有时喜欢去捉弄这些恋人。
有的把一对对忘情恋人的七星披肩上的装饰线拴在小伙子的衣角上，起来时让他出洋相，或者突然间把两人推成一堆，然后很快逃之夭夭。每逢节假日同学们进到四方街一带，男同学往往要结伴而行，如果男同学单独行动，还会遭到“胖金美”的欺负。“胖金美”往往穿着民族服饰，披着纳西七星羊皮，很神气地走在古城的街道上，七八个人一排手挽手行进，碰到老人们自然很规矩地让路，但遇到只有一两个“胖金若”就不会让路了，往往左右围堵，出你的洋相，而且姑娘们始终开心欢乐地哈哈大笑。如果你要硬闯，那么她们还会把你四个手脚抬起搞恶作剧，按照纳西族的规矩，碰到这样的事情，“胖金若”即小伙子绝不能与“胖金美”发脾气的，如果那样就太没有雅量了，会被人笑的。
看露天电影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事情。那个时候每年出的新电影片不多，文化娱乐单调，所以说每部电影都会受到欢迎。买票到电影院看电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虽然票价只是一角伍分到二角钱，但对当年学生来讲也是很大的负担了。所以同学们经常打听放映露天电影的消息，即使路途较远，也有同学前往观看。有几年在丽江一中召开丽江县三级干部会议，于是学校会变得热闹起来，有时在学校足球场连续放映两场电影，对同学们来讲那是很难得的文化艺术享受了。
当时的地区电影院小院子里常常放露天电影，票价一角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同村的几个同学往往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每到星期天，同学们外出到黑龙潭是首选之一。当时黑龙潭公园经常开展画展、书法展等，加之黑龙潭景色迷人，节假日都要去转一圈。当时的地县图书馆、阅览室也在里边，到阅览室看书也是我个人最大的爱好之一。
（五）
读初中的时候还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是1962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们在学校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黑龙潭三层的得月楼被火烧了。我和几位同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龙潭，这时火已烧熄，但一片狼藉，剩下的只是基座和已烧焦的几节残柱，来看现场的人很多，大家议论纷纷，感到非常震惊和可惜。当时说的是六区那边一对殉情者与得月楼同归于尽了，这对殉情者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极大的谴责。因为按照纳西族的规矩，殉情是一种叫人同情的行为，是追求美好理想、美好境界的行为，绝对不能给他人与社会带来伤害。但这对殉情者给丽江带来的伤害和损失真的是太大了。黑龙潭内的得月楼毁了，这对丽江人心灵是很大的创伤，对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也是一次惊动。这件事情引起了县委书记徐振康的重视，经研究，丽江县政府很快拨出专款重建得月楼。并请来丽江搞土木建筑的大木匠和艺术匠人进行重建，其建筑设计，彩绘艺术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听说徐振康还通过省文联主席徐家瑞以及周汝诚先生，请我国着名文化大家郭沫若先生为得月楼题写楹联。其一是毛主席的诗词集句：“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其二是一副对联：“龙潭倒映十三峰，潜龙在天，飞龙在地；玉水纵横半里许，墨玉为体，苍玉为神”。
郭沫若先生没有到过丽江，仅凭照片和文字资料撰写对联，但他毕竟是文化大家，信手拈来，两副对联出神入化，既贴切，又有气势，为丽江黑龙潭增添了光彩。
第二件事情是20世纪60年代丽江篮球足球运动盛况空前，非常普及，也是那个年代最受老百姓喜爱的活动之一。在丽江县委、县政府及徐振康的关心支持下，组建了由纳西族青年组成的男女篮球队，并让他们在县委的工作联系点良种畜牧场里，半天劳动、半天训练，成为专业性质的篮球队。球队男女队员身材高挑、球艺精湛，男女老少都喜欢观看他们的比赛。凡逢比赛，人如潮涌，这支男女球队打遍了滇西北和云南，在省外也小有名气。除了上述球队外，丽江军分区篮球队和公安民警大队篮球队也很凶悍、球艺很高。我还记得1962年秋天在大礼堂前的一次大赛，人潮涌动，喊叫声此起彼伏，两支球队多次交过锋，水平不相上下，所以双方都不甘示弱，打得很激烈，难解难分。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当裁判，他的一次犯规判决，军分区球队不服，加上比赛快要结束，分区队员快要投篮时，时间到的哨子吹响了，分区队以一分之差败北，分区球队认为裁判提前吹了哨子，双方在球场上引起了很大的争执，个别人甚至出了手，最后不欢而散，舆论哗然。我们同学中对这件事情也争论不休，有的支持军分区队，有的支持公安民警队。这件事情在街头巷尾和一中学生中议论了好一阵子，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丽江一中也有不错的男女篮球队，尤其是足球队很出名，当时学校的足球场也是丽江为数不多的足球场之一。有一次我们学校足球队与丽江工交足球队比赛，踢得很激烈，黄河校长虽然精精瘦瘦，但也很喜欢踢足球。在这次比赛中他被对手的一位青年队员撞翻在地爬不起来，学校教导处木主任大声训斥那个青年队员，可黄校长很快被人扶起来后，说这种事情在足球场上是难免的，不要过多地指责人家，显示出他的宽容大度，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这些场景的细节。
第三件事情是攀登玉龙雪山。1962年夏天学校组织师生开展远足，攀登玉龙雪山。当时没有“旅游”这个词，而普遍叫作“远足”或“踏青”。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但到了春天和秋天，学校还要组织到附近去远足、踏青。这一年夏天，学校组织师生攀登玉龙雪山，事先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攀登玉龙山没有明确的高度目标，能爬多少算多少，而且请玉湖村的老乡带路，山上沿途还有人负责安全和救助。对初中部的要求不高，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同学们都是步行从古城到白沙玉湖的，我们步行到“玉柱擎天”附近时已临近中午，大家吃点干粮，热情高涨，继续向上攀登，多数人爬到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也有不少高年级的同学越过“蚂蟥坝”，上到4000多米的地方。回来还砍来了竹子，有的带回了奇花异草。这次登山活动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出任何事故，很顺利，很安全。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攀登高峰的精神，以及对玉龙雪山的敬畏和热爱之情，在我们这代青年人心中扎下了根。
（六）
谈到丽江，父亲总要说到“古鲁吉”（黑龙潭的水），所以黑龙潭的泉水，我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四处涌流的清泉和这潭绿水是丽江最引以为自豪的资源，也是古城的血脉和灵气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丽江，黑龙潭、白马龙潭的水源十分丰富，泉眼多、流量大。从黑龙潭流来的玉河水，进入古城走街串巷，水是那样透明清澈，河道里的水草是那样的翠绿，而且河道都是满当当的，水流湍急。古城的居民和行人很自觉地爱水、护水，没有人向河道里乱扔垃圾，小娃娃也不会向河里撒尿，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相信一定会遭到老天爷的报应，会生疮得烂病的。那些年丽江古城的居民除了喝各街巷三眼井的水外，玉河水是作为饮用水的，许多居民早晚要从河里挑水。洗衣物那是下午的事情，大家都很自觉，往往打上水到附近去洗。当然新城区的一些单位则是打井解决饮用水的。
丽江古城以及新城区直到1965年才开始用自来水，建设自来水厂，而且较长一段时间是用水泵抽黑龙潭泉水供应居民和新城区机关单位的。
丽江一中位于古城的东南边，玉河水沿着古城东岔河一直流过学校的大门口。
那个年代学校大门的河边用大石碑做成若干个洗衣的平台。河水流到这里仍然很干净，哗哗流水，日夜奔流，流量不小。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许多同学都要在这里浆洗衣服。当时的学生都穿着补丁衣服。大多数的同学一般也只有一套换洗的衬衣和外衣，但大家还是把它浆洗得干干净净，洗好后，有破损处还要去缝补。当时古城里的裁缝店主要活计是补衣服，做新衣服只有很少的活路。
在我高中毕业前两年起，整个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报刊上已经出现许多大批判文章，重点是批判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记得在1965年春天的时候，由于受到大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丽江一中开展了一场全校性批判高中物理王老师的活动，批判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生活方式”对青少年的毒害。他的日记和诗歌成为批判的靶子，他的一首抒发爱情和描写长江第一湾景色的诗歌成为一个代表。全校师生写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我也和所有同学一样写出了批判文章，当时大家都真以为这样做是“革命行为”和思想进步的表现。至今我还记得，对王老师描写长江第一湾柳林风景的一句“万绿丛中一点红”被上纲上线为“影射和抹黑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江山一片红，哪里只有一点红”，云云。我的一位九河的同班同学和朋友，对报刊批判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是大叛徒提出反对意见，并在同学中发表其观点，被班主任找去谈话，让他谨言慎行，不要随意发表意见。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当时国家提出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校的一项重大任务。当时学校里的青年学生革命热情高涨，记得1965年上半年，我们高24班一批同学与青年教师在校团委的指导下，排演了一场四幕话剧《年青的一代》，也体现了上述的主题，演出盛况空前，成为当时学校文化活动的一件盛事。
我在丽江一中就读的这六年，由于家庭困难，一家八口，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加上我们家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提出申请，学校每个月给予四至五元的人民助学金。这是比较高的补助标准了，当时学校伙食标准很低，每月就六块左右的伙食费，因此几块钱的助学金已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所以对国家我永远怀着感恩的情怀。在我们高中毕业前的几个月，学校组织相关人员对重点毕业生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我的家乡也派人去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庭出身和基层贫下中农的意见很重要。我个人家庭出身是贫农，祖上几代人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在高中时又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学习成绩也还不错，所以学校政治鉴定评语很好。学校办公室的王老师在高考前还找我谈话进行鼓励，说我已被列入可以报考国家机密专业或军队院校的名单。毕业后我如愿以偿考入了部队院校。
我于1965年秋高中毕业后离开了古城，毕业后一直留在部队，1981年10月才转业回到家乡。在部队的16年期间，若干年才回一次家，但心里总是牵挂着古城，牵挂着家乡的一切，还经常注意打探家乡的情况。在“文革”期间的1971年秋季的一天，我出差在重庆偶然碰到梅建然老师，他们也是出来搞外调的。在异乡相逢，我们喜出望外，梅老师谈到古城的忠义坊已被毁，还讲到上海知青在丽江的故事，尤其他谈到母校的情况，谈到老师们的命运，使我非常震惊和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