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字魔术师”笔刺三大军阀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此倒行逆施激怒了那些志在民主与共和的仁人志士，一时间天怒人怨。上海新闻界群情激昂，决定以笔为戈，对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然而，由谁来打响对袁称帝的第一枪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邵飘萍，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怯阵，更无推辞，他接讯后火速回到上海，鞍马未解，便挥动如椽巨笔，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发于报端：“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82字，“极”字出现了五次，由“登极”到“极刑”，尤其是“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之语，具有结局判若云泥的颠覆效果，振聋发聩。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大呼解恨，大叫过瘾之余，盛赞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14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后来的国民党要员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麟，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时年21岁的邵飘萍写过一封短信。读书期间，邵飘萍特别敬佩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决心效法他们，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复，同盟会会员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他很欣赏邵飘萍采写的文章，邀请邵飘萍出任《汉民日报》的主笔。杭州光复后仅11天，《汉民日报》即与读者见面，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
1912年春，杭辛斋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遂由邵飘萍独力撑持，同时他还是《申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
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早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戳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
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袁世凯其后的所作所为，都被邵飘萍言中了。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发文认定此案定有幕后主使者：“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对此恼羞成怒。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被捕入狱。这一时期，邵飘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出狱后不久，邵飘萍前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他仍然十分关心时局，经常为国内的报刊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邵飘萍很敏锐地意识到事态之严重，迅疾给上海的《申报》拍发电文稿以揭露之。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消息后，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主持《申报》笔政，他的那篇时评《预吊登极》，震惊海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反袁的社论36篇、时评134篇，为他赢得了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
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又与另一个大军阀段祺瑞干上了。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震全国的《京报》，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沓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尽数归您。”邵飘萍终于被请。他大摇大摆走进去，但段祺瑞却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并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此时段才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新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撒布上海滩，热闹非凡。
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云：“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鼻子都气歪了。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每周两小时的课，邵飘萍从未缺场。他讲课中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其慷慨资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就是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毛泽东还曾评价邵飘萍是“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19年五四运动时，邵飘萍出于爱国义愤，连续几天在《京报》发表时评《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其揭露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罪行的檄文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台，邵飘萍回到北京，恢复《京报》，并将报馆迁到魏染胡同30号。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会后，以万名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前往执政府东门和平请愿。他们做梦都没有料想到，重返政坛的段祺瑞竟命令卫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兽性大发的军警除了开枪，还挥舞铁棍、马刀肆意逞凶。顷刻间，执政府门前腥风血雨，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惊世大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作为社长的邵飘萍正在京报馆内，得知消息，立即增派记者赶赴现场，同时他亲自采访有关方面权威人士，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翌日，《京报》刊载了长篇报道《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全面揭露反动政府公然屠杀爱国群众的真相。
3月23日，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追悼会，一方面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47位死难者，一方面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为残暴的践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杀。《京报》社长邵飘萍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充满了火力，仿佛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枪，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此后邵飘萍又发表了不少文章，强烈谴责军阀政府的卑劣行径。3月底，《京报》再次重拳出击，印制了30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冯玉祥将军曾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还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1926年4月，张作霖部队进入北京，接管了北京政府，将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多次谴责张作霖亲日卖国的邵飘萍列入黑名单，下令以“鼓吹赤化”罪名逮捕邵飘萍。
其实邵飘萍与张作霖结怨甚早。
早在1918年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时，邵飘萍就撰写发表过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这篇报道文字虽少，但言简意赅，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当时张作霖就对邵飘萍气得牙根直痒痒。
邵飘萍还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他间接促成张作霖的部下、东北虎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4日宣布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二将军的新闻、评论。这件事自然把张作霖更得罪狠了。
一不做二不休，是邵飘萍的个性。12月7日，上面满载着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推出，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介绍语，比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
一纸风行天下惊。这份《京报特刊》一出，阅者读之解气，无不称快，甚至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起到了攻心战的作用。
张作霖对邵飘萍恨怕交加，他决定先采取“银弹策略”，汇款30万元公然收买《京报》。邵飘萍嗤之以鼻，当即将银钱悉数退回，《京报》攻击张作霖的火力不仅未减弱，反见其增。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后遭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
对于这个油盐不进的邵飘萍，张作霖怒不可遏，“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狗肉将军”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是个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之徒，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
此时，邵飘萍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百密一疏，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令人扼腕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同为报人，张翰举的气节与操守与邵飘萍相差，不可以道理计。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京城众多文化名人迅速行动，全力进行营救邵飘萍这个“社会的良心”，以杨度为首的13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向众人交了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处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