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徐则臣
我有个小学同学，叫小静。此人有种非凡的能力，那就是：轻易就能把自己貌似庸常、幸福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惨不忍睹。每次见他，我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有一次同学聚会，他喝了三杯白酒后问我：听说你也写小说，那你知道有个叫徐则臣的吗？我说知道。他瞥了我一眼说，我最近看了他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写得真他妈棒啊！我使劲点头。他又瞥了我一眼说，你该向人家学习，小说就要写到人的心里去！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大到把自己的眼泪都惊了出来。我知道这个人的生活一向匪夷所思，只不过，我搞不懂他的眼泪是为自己而流，还是为《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敦煌而流。
那是2006年冬天的事。我记得当时给则臣打了电话，欢迎他来倴城找小静同学喝酒。
其实2002年就认识则臣了。那时有个“新小说论坛”，是浙江作家黄立宇办的纯文学网站，驻站作家有李修文、艾伟、廖增湖、夏季风。“新小说论坛”每个礼拜都就某一文学主题进行热烈讨论，当时非常之火，一时无二，很多青年作家都跑到那里贴小说。则臣的名字就是那时慢慢熟起来的。如果没有记错，他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尚未毕业。第一次在北京见面，他还特意带我到北大的未名湖转了一圈。中午吃饭，他只陪我喝了一杯扎啤，让我很是失望。不过，他倒是非常能吃，而且吃相颇为庄严。那之后，偶尔去北京，都忍不住给他打个电话，一起吃顿饭，聊聊小说，聊聊生活。他总是爽快地应允，不管倒几次地铁，都会背着一个黄色帆布书包风尘仆仆赶过来。我貌似喜欢喧闹，喜欢酒桌上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快慰，其实与人真正交往起来，反倒是收敛、自闭的。好在则臣长了张忠直无欺的脸，你能从他的脸上看到真诚、朴素、从容等一干词汇，并让你内心分泌出无端的信赖感。
再几年，则臣发表了大量的中篇小说，形成了自己的“京漂”“花街”系列，名声大噪，奖拿到手软。则臣虽年少，却没有年少得意者惯有的蛮傲，人还是那个人，依旧实诚的一张脸，依旧朴实灿烂的笑容。他不会拒绝别人。有一次，一帮朋友喝酒后去钱柜唱歌。中间我去洗手间，见他正在走廊里徘徊——肯定是不想唱歌，又碍于情面不好早走。于是我们靠着玻璃幕墙聊起来。那是我们谈得最久的一次。我提到《苍声》和《伞兵与卖油郎》，我觉得这两部小说虽是他小说里的异类，却有着独特的、丰富的、狂野的美。它们有着潮湿的、腥甜的气味，而这种气味，在他的小说里比较少见……他也提到我小说里的诸多问题，譬如叙述、譬如语言……不断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又走过来，也不断有朋友端着酒杯过来招呼我们，而我们只是在那里靠着墙壁，深一脚浅一脚地聊着文学……其实于我而言，生活在小镇，极少有这样畅谈的机会。更多时日，我惯于沉默并惰于思考。而则臣不同，他科班出身，名师之徒，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又有文字实践，对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有着独立的、自由的思考。与他交流，时常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
当然，他不只是单纯的老好人，对朋友，有什么话他也不藏着掖着。有一次我在《人民文学》发了一篇小说，是他校对的。见面时他说，张楚啊，我给你提个意见，以后你的小说在投稿之前，能不能先把错别字好好改一改？我说，好啊。从那以后，无论给哪里写稿子，我都是把小说先打印出来，拿着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拿不准的就去查字典，校两遍后，再让我的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同事帮忙看一遍。
则臣虽厚道，却不是个中庸主义者。他敢于说话，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年轻作家走向成熟、走向“大家”的标志。譬如关于卡佛。我从来没有觉得卡佛写得有多好，当然，也没有觉得他写得有多坏，只是个有特点的作家而已。看到别人对他的溢美之词，我时常感到困惑：是不是我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后来我看到他写了篇文章，叫《如果我说，卡佛没那么好》。他说：“节制是写作的美德，但准确是更大的美德，如果为节制而损害准确，吾未见其明也。节制过了头可能就是矫情和做作。我读卡佛，常觉得这是个技术高妙的匠人，他的大刀斧劈带了点表演的成分……小说该有的枝蔓和丰沛，该有的模糊性，文字该有的毛边和艺术感，以及在更高精确度上需要呈现的小说和故事的基本元素，是忍受不了如此残酷的删刈的。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过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细节，那样不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闭合的结构，死死地封住了意蕴的出路。”我觉得他说的真是字字珠玑且一针见血！还譬如关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的写作问题，他写了篇《别用假嗓子说话》，提到问题所在：“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保有才华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谓的‘通约’的、‘少长咸宜’的文学款式，在从事一种跟自己无关、跟这一代人无关，甚至跟当下的这个世界无关的写作。这样的写作里没有‘我’，没有‘我’的切肤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参与。此类拼贴和组装他人经验、思想和艺术的作品，的确可以更有效地获取鲜花与掌声，但却与文学的真义、与一个人眼中的时代南辕北辙……我把这样的写作称为假声写作。”我只能说，则臣长了一双火眼金睛，透过纷繁芜杂的表象，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假菩萨谁是真罗汉；我只能说，则臣生了一颗正直的心，在事关文学的问题上，从来不会装“老好人”，从而维持面子上的一团和气。对这个在文学道路上一路狂奔并时刻脑子清醒的人，我保持着一种真诚而且必要的敬意。
2011年春天到夏天，我跟则臣都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成了同学。按理说，漫长的四个多月，我起码能把他的酒量训练出一点。可是除了上课，我极少见到他。他比我想象中的忙多了：要去农展馆南里十号楼上班，还要到芍药居文学馆路上课；要去国内国外参加文学交流、活动，还要牵着大腹便便的老婆的手去散步；要自己写小说，还要阅读别人的小说。我只能说，这孩子真是太皮实了。有一次上课，他听得格外认真，头都没舍得抬一下。等中午吃饭时，他瞪着我说，今天上午，我校对了一个十来万字的长篇呢。然后他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牛肉来。
说实话，到了今天，我早就不指望则臣当个好酒友了。不过也无所谓了，郑小驴、冯啸然他们都练到白啤不忌荤素不忌的份儿了。只要则臣能继续写出好小说，只要则臣能当好那个叫“巴顿”的孩子的爹，只要则臣能保持一名无关风月、无关左右的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风度，那么，作为哥们的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只会为他感到骄傲，犹如阿赫玛托娃在《在哪里总会有一种普通的生活》里所言：这座光荣与苦难交织、花岗岩建造的华丽之城……缪斯的声音，隐约可以听见。
2012年1月10日于唐山
芳心似火
只能说是慢慢熟起来的。那一届鲁院五楼只有常芳和季晓涓两位女生，一位来自山东，一位来自天津。但是开学一两个月，我们之间基本上没什么走动和交流。听说，我们这届鲁院学生，是有史以来最沉闷的一届（我时常听上届的师兄师姐们谈起他们上学时疯狂瑰丽的往事，拍成电视剧收视率肯定超过美剧《生活大爆炸》）。也许，我们都是慢性子的人，抑或者，我们懂得幸福在于沉默、在于细小。
三个月时，施院长给我们开会，殷切教导我们：大家可以活跃一点啊，班干部要带头。于是，同楼的王凯、斯继东、肖江虹，我们几个老男人一起外出胡吃海喝时，通常把常芳和季晓涓叫上。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体悟，大抵是需要某种媒介的，譬如我们就有两种途径：一是喝酒，二是游戏。酒是啤酒，四元一瓶的普通燕京，闻起来味道有些茶涩，唯有滑过舌苔，方能察觉出一丝凉甜。常芳是个有酒量的人，在我印象中，山东人对酒都是有免疫力的。很快她的脸就酡红了，但如果你劝她继续喝，她也不拒绝，一直稳稳当当陪到最后。游戏呢，很古老，所谓杀人游戏。季晓涓杀人时，警察一眼就能看穿：手不停哆嗦，大多数情况下脸色苍白、眼色游离，仿佛她真的刚把某人藏进电冰箱。这样的杀手只能是杀手界的悲哀。常芳跟她不同。常芳一直冷静，面色沉着，有说有笑。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也许是过于沉着，反倒引起旁人些许怀疑，这些许怀疑让人在她极力抑制的镇静里，凭着第六感猛然体察到她眼神中丝丝了了的不安，所以通常情况下，这个深藏不露的杀手也很快被揪出。此时她依然笑着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们冤枉平民了！警察啊，一定要把真正的坏人揪出来，为民妇申冤！”
有一次我的朋友来北京看我。我叫上帮狐朋狗友去陪，想让家乡人看看，我在这里混得不错。那天晚上我们在“川外川”喝了不少啤酒，喝完后又去“鸡爪王”耪二遍。然后我带几个朋友去酒店办理住宿手续。他们来得匆忙，只订上三个房间，另外两个朋友只好在我宿舍打地铺。去酒店时我叮嘱常芳说，陪我朋友先去打台球吧。她说你放心，没问题！
那天晚上我肯定喝醉了，办完入住手续又跟他们聊天到凌晨。从宾馆出来时夜风拂面，下午暴雨洗过，花草在夜晚也能窥出葳蕤的、近乎与黑夜融为一体的绿。我顺手拔了株植物，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到了学校已凌晨一点，给朋友打电话，他们说，在地下台球厅。原来，常芳还在陪我朋友打台球。我印象中，那天她穿着牛仔裤和牛仔衬衣，如果再戴顶牛仔帽，就是个纯正的印第安女枪手了。朋友悄悄说，其实他们很困了，但常芳那么热情地陪他们打球，他们又不好意思走。后来我去常芳房间道谢，顺便把偷来的植物送给了她。她就把垃圾桶洗刷干净，倒上水，将植物插在里面。她说有什么谢的啊！朋友嘛，就该这样。说完就忍不住打起哈欠来。看来她也困得够呛。这说明常芳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有时为了“信”，自己受些累受些苦，倒也一点不在乎。
有那么段时间，我们七八个人经常一起吃饭，吃饭后围坐着残羹冷炙聊天。常芳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她是个好的观察者、倾听者。看人时她的眼睛那么专注，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让人心生暖意，这暖意进而让他人内心衍生出某种信赖、安全、善意和舒适。这感觉很像是读她小说时的感觉，譬如《一日三餐》。主人公是一对下岗夫妇。这题材要是让某些作家来写，定会大洒狗血，卖血卖肾不说，最后还要妻离子散命丧黄泉。但常芳不这样处理：她让曾经当过保安科长的丈夫跑黑三轮，做过纺纱女工的老婆则去免费教人跳舞。夫妻的日常生活经历了最初的痛苦之后，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宁谧和安详，从这“安详”中解读出的慢、俗、善与过度依赖物质而被异化的人（如盛大年）相比，反倒更显出平朴如“一日三餐”的珍贵。这可以用索尔仁尼琴说过的一句话来诠释：“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就还可以生活。”我想起有一次我们去石家庄开会，售票员既缓慢又傲慢，前面买票的只有一人，我们却足足等了二十分钟。后来常芳拍着售票口说：“你能不能快点！”可见她其实是个急脾气的人，但到了石家庄后，我们打上一辆世界上最破的三轮车而这三轮车比蜗牛跑得还缓慢时，她倒什么也没说，只静静听我跟三轮车夫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现在想起来，她当时一定恍惚想到了《一日三餐》里的“唐光荣”。对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她保持了一种必要而且是常态的尊重。也许，她深谙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物质社会，人的内心里都充斥了莫名其妙的焦躁和忧虑，用编辑徐大隆老师的话来讲，就是“信任感、安全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远”。在她的《纸环》中就充溢着印证此言的诸多细节，这大概是常芳基调最悲伤的一篇小说。说实话，这悲伤倒并非源于小说里枝条缠绕、交错盘结的情节，而是深藏在情节之后：虚无的疲惫感、荒诞感、不信任感。我相信这些情绪都是常芳当时切肤的思维和感受，另一方面，常芳又极力去遮掩这种情绪，怕读者窥探出作品背后那个真实的她。那么，我宁愿相信，这个“她”其实也不是真实的她，或者说，这个哀伤的“她”，只是她众多横切面的一个平面。在更多的平面里，我看到的依然是那个自信、善良、悲悯、天生具有批判气质的优秀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