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看起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在具体情况下是极容易判断的，当然，这要求统帅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果断的决策力。有批判者认为，迂回和侧翼这两个活动就可以说明问题。以上详尽的考察就是为了知道应该如何反驳这种经常出现的愚蠢看法。
关于战略上的侧翼活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敌人已经面临进攻路程重点的情况，我们也将详细说明。如果敌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停止继续前进，那么我军就不必再有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的顾虑了。即使敌军想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来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也只需避开就可以了。1812年，在莫斯科附近的俄军主力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并不一定要有此次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在最初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境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都会阻止统帅和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侧翼投入更多的兵力，也不需要其他条件一定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要对我方有利。而敌人不仅无法从我们的退却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还必须考虑应该如何直接掩护自己军队的退却。由此可见，当人们不想通过冒险的会战，而仅仅寄希望于一种成果不那么辉煌，但危险较小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选择这种手段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而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这也能够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在其他有利条件的配合下，它们所起到的有利作用越大，侧翼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倘若其他有利情况很少，那么就要依靠统帅高超的指挥技巧和军队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甚至可以说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的最好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1760年和1762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战局中，这种战略机动曾多次出现。这种战略机动出现得最为频繁的时候是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时，却并不是每一次都是由于敌军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也有统帅缺乏果断和勇气的原因，而后者正是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道恩元帅的例子就足够来印证我们的这个结论。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侧翼活动在下列情况中是最有效的：
（1）防御中。
（2）战局临近结束时。
（3）向本国腹地退却时。
（4）同国内民众武装相结合时。至于交通线威胁如何实施，我们在这里只做简单说明。以上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展开，分成若干个小队大胆行动，对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和来往的小部队展开袭击，鼓舞并协同民众武装进行活动。这种小队的优势不在于兵力的大小，而在于数量的多少。因此，这样的小队编组必须保证能够集中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并且不至于因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作用。
这里就需注意我们在本章开始时已提出的那个原则：任何在敌人背后和侧翼活动的兵力都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和侧翼展开的活动并不是兵力本身的增加，而只能看作是效果的提升。尽管效果得到了提高，但是危险也增大了。除了直接和简单的抵抗以外，其余任何一种武力抵抗要提升效果就必须牺牲安全。侧翼活动也是如此，无论是集中兵力威胁敌人侧翼，还是分割兵力包围敌人，牺牲安全都是提升效果的前提。
但是，如果防御者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并不是单纯的佯动，企图迷惑敌人，而是准备开展认真的行动，那么就只有决定性会战才是解决办法的条件，至少也要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所以只有当统帅具有确切而有利的根据时，才有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
前文提到的两种方式都能够在这一种抵抗方式中得到体现，我们还需要把这两种方式区分。第一种是，统帅企图使用整个军队从敌人的背后进攻，或者是为了达到占领目的从侧面阵地发起，或者通过正面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分割兵力来包围敌军，一方面在敌军背后活动，另一方面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提高效果，而且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或者是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俘虏或击溃敌人；或者是敌军受到这种危险的压迫而大幅度地退却。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防御者所面临的危险的增加却是不一样的。
如果防御者倾尽全部兵力去迂回敌人，那么就把背后暴露给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类似于威胁敌人交通线时，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倘若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进行这种活动，那么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所受的限制无论在退却线还是在交通线都要小于进攻者，也更加有利于战略迂回。但这样的对比不能成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各种情况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些有利的情况包括：相对于狭小地区更加宽阔的地区；不必依赖外国援助的独立国家，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首先需要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力量衰竭，只有综合以上这些条件来考虑，才能同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1812年，拿破仑军队的进攻力量衰竭时，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了侧面阵地的俄罗斯军队，就拥有了很大的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最开始俄军在德里萨野营时就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无法随机应变解决紧要问题，那么就会使自己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用分割兵力对敌人进行迂回和切断退路的手段，也是存在危险的：这时我军兵力分散，但是敌人不仅兵力集中还拥有内线优势，能够凭借优势的兵力逐个击破我军的包围。包围者必须要采取这种并不明智的手段的原因，只有以下三个：
（1）本来已经将兵力分散，但是又不愿或者无法消耗太多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
（2）精神和物质都拥有巨大优势，这种方式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3）敌人已经位于进攻路程的终点，已没有进攻能力。1757年，腓特烈大帝采取向心方式入侵波希米亚，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他也不会在这以前就已集结兵力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显而易见，这样的集结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利益，还会令他丧失由于对敌攻击的出其不意带来的一切利益。
1813年，联军在对战局进行第二阶段部署时，由于拥有极大的兵力优势，就开始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易北河畔的拿破仑军队，所以就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了易北河。尽管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了一些挫折，但这并非要归咎于总体部署，因为这是战略和战术具体部署的不妥所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可以拥有非常理想的兵力对比优势，以二十二万人对抗拿破仑的十三万人，甚至就连后来在莱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也不会超过这时的优势。不能否认，拿破仑以一种非常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分平均地分配在一条防线上，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如果不是拿破仑完全放弃了西里西亚，那么他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够与联军主力决战的军队，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还可以首先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因河畔，试探性地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茨的道路。就在这个总部署的前一年，俄军终于下定决心，把摩尔达维亚军前行并驻扎在沃伦和立陶宛，以便此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有一点可以确信，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而俄罗斯也不存在担心自己在莫斯科以东的领土，因此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自己的兵力不足。
富耳将军在制订最初的防御计划时，就包括了这样的兵力部署。按照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驻守在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则应该推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种手段，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带来的结果是如此的不同。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是俄军的三倍。在战局后期，俄军远远强大于法军。如果需要更加直观地表述的话，那么法军主力在战争初期是拥有足以打到莫斯科的兵力，也就是足以越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兵力；而在战局后期，法军的主力已经无法再向莫斯科前进一步。法军的退却线也从战局初期到涅曼河畔不过三十普里的长度，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由此可见，即使是同样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如此卓越的效果，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那恐怕难免会变成最鲁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真正威胁，就是在敌人背后展开的正式的进攻，其实还有一些需探讨的内容，但是这些出现在“进攻”一篇里更为恰当，而且我们也已将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必要条件完全探讨了出来。
实际的战争中，人们企图利用这种手段，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迫使敌人退却，几乎考虑的都是佯动而并非是实际行动。但是我们不能假设每一次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尽管这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样的佯动就会在所有条件上与实际行动中毫无差别了。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