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进行战斗。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心推动他在1812年进攻莫斯科，可是他失算了，经过多次大战后，他的威名已有所降低。在1797年，他的威名正盛，并且有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使他签订了好处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结束对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足以说明：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最终目的的时候，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如此广泛的范围和如此众多的对象，将遇到如此巨大的困难。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必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纷繁复杂的诸多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靠的是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仅要对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过程中必须提出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更好的手段，就不能对已经使用的手段进行指责。尽管在大多数时候很少会提出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的提出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进行规定，它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那些少数实际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我们并不想将它们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经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称为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很可笑的，虽然我们这样认为，但是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并集中兵力逐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应该是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拿破仑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人们异口同声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将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完全放弃，在7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没有办法保护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没有办法再得到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之后的围攻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他在野战中得胜了，但这个要塞本来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下来的，却持续抵抗了六个月。
由于无法提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批判者曾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28日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被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这一手段在路易十四时代经常奏效，在百年后竟没有人对其加以考虑，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祟。如果这种手段被认为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后就可以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步兵，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根本不用惧怕乌尔姆塞尔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奥军即便是向围攻防卫圈做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当时有没有对这一手段进行考虑，我们不能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已出版的资料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没有提到这一手段是可以被采用的，这一手段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
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功劳，人们只要不被时髦的观点所影响就能想到这一点。但是，提出这种手段并加以考察，而且将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很有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怎样，在批判中都必须做这种比较。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将布留赫尔的军队击败后，他就抛开了布留赫尔，将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对拿破仑非常钦佩，因为他声东击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对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加以巧妙地利用。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人们认为失败不是他的过错。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提出问题：如果拿破仑不将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将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认为，如果这样，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向巴黎进攻，而是会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人们都赞同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任何军事家都会同意这一做法的。
在这里提出来做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更容易被人们想到，但是，人们只是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少公正的态度，所以没有想到它。虽然一些批判者认识到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自认为是比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相应的依据。这样一来，所提出的打法并不能令每个人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其他的打法，这样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这一类例子在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存在。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不能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所谓证明，就是讨论这两种手段的特点，并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如果能这样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会结束，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就不会停止。
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仅限于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是想进一步证明对布留赫尔继续追击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列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为依据。
（1）一般来说，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加有利，因为后一种打法比较浪费时间，而且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时，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
（2）虽然布留赫尔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的要少，但由于布留赫尔敢作敢为，是更重要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3）当时布留赫尔损失严重，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占有很大的优势，如果他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这几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能够支援他的援军。
（4）没有其他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容易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施瓦尔岑堡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施瓦尔岑堡侯爵一定非常清楚，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受的损失。
如果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被隔离的、完全孤立的战线上遭遇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像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的。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对联军施加影响，拿破仑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地处都遭到了失败，而布留赫尔已经率领十万大军向施瓦尔岑堡靠拢了。
当然，总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这样反驳：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反过来，施瓦尔岑堡也会去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已经证明，施瓦尔岑堡是不会向巴黎进军的。
我们仍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地利军的最可靠的办法，即便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所能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胜利而已，对芒托瓦的攻陷起不到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围的相对来讲要可靠得多的办法。即使我们也像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可靠些，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须将这两种打法进行对比：一种打法有较大的把握获得胜利，但所得到的好处并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不大，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同后一种打法，只有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持相反的看法。拿破仑当然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很显然，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的情况，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经常要引用战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所有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有其特定的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二篇第六章论述。遗憾的是，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所以多数时候引用历史只会徒增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对某一事件进行判断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较全面的了解，利用已经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对当事者进行赞扬和指责，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也就是说，批判者一方面要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和产生其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将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所有情况抛开，首先必须将结果抛开。但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从批判者的角度看和从当事者的角度看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有一些细小的情况已无从查考，这些小事可能会影响当事者的决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被提及。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同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得知，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不够详细，或是有意将真情隐藏起来。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更加不容易。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不算困难，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这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只是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去对产生结果的事物进行判断，这几乎不可能会受到已知的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前提下对这些事物进行观察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进行评价。对批判来说，战史上的所有现象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虽然有时想将结果抛开，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